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省港文化活动【2】

　　文艺创作、宣传盛极一时，影响深远

　　文学方面，茅盾、巴金、冰心、巴人、丁玲、郭沫若、端木蕻良、萧红、胡风、葛一虹、袁水拍等均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诗歌、译文等。他们的作品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黑暗，呼吁团结、抗战和民主，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例如：茅盾发表在《华商报》副刊《灯塔》上的长篇笔记《如是我所见》，以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爱和力的能笔，做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的旧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和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和出路”。名作《白杨礼赞》就是其中的一篇。此外，夏衍的《春寒》、范长江的《祖国十年》、茅盾的《腐蚀》也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戏剧方面，旅港剧人协会先后演出了暴露国民党腐败丑恶的《雾重庆》，创造在香港一个剧目连演14场的纪录；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希特勒的杰作》，则受到国际友人的热烈赞扬，并引起空前的轰动。

　　电影方面，大观电影公司的《保卫四大邑》《最后关头》《前程万里》等一批抗战影片在香港、南洋相继上映，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美术方面，丁聪、黄新波、特伟、胡考等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一本反映八路军、新四军血战沙场的《团结抗战》大型画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音乐方面，进步的歌咏活动发展到高潮，虹虹歌咏团等进步歌咏团甚为活跃，《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打走日本鬼》《黄河大合唱》等救亡歌曲广为流行。“这些反映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时代精神歌曲，起到了振聋发聩、催人觉醒的作用。”

　　中共对文化工作加强领导，并与文化界人士建立血肉联系

　　1941年初，周恩来致电在香港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党的文化工作领导机构、创立文化宣传基地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指示。5月，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文艺、学术、新闻三个小组。小组组织了多场座谈会，例如：文艺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学术座谈会、新闻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座谈会等。座谈会每1至3个星期举行一次，讨论各部门的工作及文艺政策等问题。中共香港文委通过这些座谈会，领导文化人开展抗战文化工作。

　　根据周恩来关于“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自己的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的指示和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党组织以“灰皮红心”的形式在1941年4月创办了《华商报》。这是中共运用统战政策领导文化工作的一个范例。该报由廖承志的表妹夫邓文田（华比银行华人经理）及其弟弟邓文钊公开出面向港英当局注册办报，用“华商报”的名称则是为了市民和工商界人士阅读方便，同时也使报纸能公开邮寄到南洋。该报在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总经理范长江、总编辑胡仲持，夏衍主管文艺版，张友渔主管社论、理论、时事版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华商报》不仅在港澳地区和内地，而且在南洋也有较大的影响，它不愧是当时香港爱国进步报刊的“中坚”。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强化法西斯文化专制，为保护文化人生命安全，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紧急会议，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重庆等地的部分文化人疏散到暂时免受战火摧残的香港。文化人抵达香港后，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就如何对待和团结文化战线的朋友作出指示：“不能用抗战前的眼光看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不能用一般党员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的文化人又面临日军的围困和杀害的险恶环境。周恩来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文化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东江纵队的努力下，从香港抢救出文化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共800多名。一大批党外文化人在被营救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在危难之际，中共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大公无私，情义深重，因此对中共更加信赖。“抢救文化人”之举“为日后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之间相互信任、共同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江和琼崖根据地的抗战文化

　　在东江和琼崖两块抗日根据地中，中共克服战事频繁和物质极度贫乏的困难，坚持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是省港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报刊方面，主要有东江的《前进报》和琼崖的《抗日新闻》。《前进报》的前身是创办于1940年底的《大家团结报》和《新百姓报》（1941年两报合并为《新百姓报》）。1942年2月，《新百姓报》改名《东江民报》，该报得到邹韬奋、茅盾、胡绳、杨刚、丁聪等的支持和赞扬。不久，又改名《前进报》并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以后改名为东江纵队）机关报。1939年春创刊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报《抗日新闻》，影响很大。根据地报刊宣传注意大众化和通俗化，语言文字通俗易懂，有时加上地方方言；副刊常以民歌、讲“新故事”、连环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

　　文艺宣传方面，主要有东江流动剧团、鲁迅艺宣队和琼崖的抗日歌剧团等。这些文艺团体随部队活动，利用战事空隙迅速编演反映斗争现实的短句、歌曲，有很强的战斗性，宣传效果显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到东江的一批文化青年成了东江游击队的文艺骨干分子，1943年初成立东江流动剧团，后来发展到40多人。该剧团在东江纵队成立周年大会上演出了由孙孺创作的、真实反映东江路西游击区团结抗战的多幕话剧《路西一年》，引起了轰动。1944年底，第7战区政治部文化人士撤到东江，会同当地的政工队组成鲁迅艺术宣传队和拖拉机政工队，共同战斗，掀起了东江纵队文艺活动的高潮。在琼崖，1941年夏成立的独立总队政治部歌剧团，深入琼文和六连岭根据地各支队和民众中开展文艺宣传。其中，吴乾鹏为话剧《家乡进行曲》创作的一首《牧歌》流行全岛。

　　军政文化教育，一直被摆在根据地党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被认为是根据地建设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1940年初，广东军政委员会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1941年，举办华南队和布吉队训练班；1942年，又举办战术爆破、地雷等训练班；1944年秋冬，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对大后方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在琼崖，1940年初，创办西路党校；同年7月，创办琼崖抗日公学；1941年夏，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民主政权文化部门提出了“实行为抗日救国服务的文化教育政策，造就抗战人才”的施政纲领，办起各种新型的正规学校和教育班、夜校等教育阵地，提高了民众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