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安插人手打入蒋介石侍从室？【3】

　　7月7日那天是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周怡通知段伯宇一起去朝天门参加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反对顽固派对日本妥协投降，反对国内反共分裂。

　　散会后，周怡和段伯宇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深入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今后工作打算。

　　段伯宇汇报了最近从战地党政委员会了解到的沦陷区内国民党挑起的种种反共磨擦事件。他说国民党顽固派非常疯狂，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进攻，杀害了我军不少指战员。看来，顽固派是想通过反共来达到投降日本的罪恶目的。

　　周怡认为段伯宇现在的公开职务很能起到掩护作用，通过战地党政委员会还能搞到不少情报，对党是有利的。要段伯宇务必守住这个阵地，不要暴露，同时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周怡还提议段伯宇要争取到前方去看看，实地考察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磨擦的情况，多搜集些证据，以利于对顽固派开展更有力的斗争。

　　段伯宇领会周怡这个指示很重要，表示一定要多搜集一些实例，以揭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使大后方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因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李济深和蒋介石多年来分分合合，他看不惯蒋介石搞独裁的那套手腕。早在1938年底，他就写信给蒋介石，痛陈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规劝蒋“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甚至毫不讳忌地提出：“必须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诸位，凡是主张抗战的，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他到重庆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后，尽管一开始蒋介石就当面许诺他“二分天下有其一”，但他越来越感到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再加上他亲眼目睹蒋介石处处限制和反对共产党、反对和消灭一切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分子乃至中间分子的种种倒行逆施，他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他甘冒风险，抽调战地党政委员会人员赴山东、河北等地，现场调查国共磨擦的情况，并指派以王葆真为首组成一个视察团，赴豫北、冀南进行视察和调查，多搜集些材料，以便对蒋劝谏。

　　按照周怡的嘱咐，段伯宇经过争取参加了这个视察团。

　　王葆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1913年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后来又当过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他为人富有正义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政策，积极参加反蒋活动，是大后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祖籍河北，和段伯宇是同乡。

　　段伯宇奉命率领一个先遣小组打前站。

　　临行前，段伯宇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请示汇报。在此以前不久，周怡告诉他说要去西北出差，在此期间叫他暂时不要联系，要他坚守岗位，照常工作。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一问，周怡尚未返回，段伯宇内心怅然。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的同志叫他就根据周怡同志的交代，根据党的政策相机行事。

　　段伯宇约了原三十二军干训团的张桂芳同志带五个人先行。他们一路历尽艰险，先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又从孟津渡过黄河，经沁阳穿过壁立千仞、两马不能并行的天井关，又经晋城、陵川、合润出太行山，辗转到了林县冀察战区司令部，会见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鹿钟麟是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的风云人物，屡任要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鹿钟麟首先率部入城，任京畿警卫司令兼第一师师长，驱逐清帝溥仪出宫。尔后他又奉命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先生去世后他又负责安排国葬中的警卫工作，受到了广泛的称赞。

　　冯玉祥和奉系拥戴段祺瑞执政。段祺瑞任命刘汝贤(竹波)为参谋本部次长。刘汝贤和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私交甚笃，邀请段云峰出任参谋本部科长。段云峰临离开保定前，父子俩有一段亲切的对话。

　　那是1924年。一天，段云峰叫在河北大学读书的段伯宇请假回家。进门后，父亲对儿子说：“我要到北京去。”

　　儿子说：“爸，你到北京去干什么？现在时局这么乱，你在保定军校教书不是很好吗？”

　　父亲说：“刘竹波当了参谋次长。他年纪大了，叫我去帮帮他。不去不好呀，得罪人。”

　　段伯宇对刘汝贤的印象不错。他在天津觉民中学读书时，刘汝贤是学校董事会的兼职董事长。刘是老同盟会员，主张富国强兵，反抗强权，洗雪国耻。他每学期都要亲自给学生讲课，讲甲午战争，讲日本侵占旅顺大连的屈辱史，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爱国激情。因此，段伯宇听说是刘竹波叫父亲去工作，也就不再拦阻，只是问：“爸，你愿意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