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38年辗转西迁 推进抗日【2】

　　长沙：火海脱险后率先入城救灾

　　1938年10月24日，武汉临近失陷。周恩来依然战斗在工作最前线，繁忙的身影穿梭在炮火硝烟之中。当天深夜，他来到新华日报馆，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安排工人刊印最后一天报纸，张贴散发。25日凌晨，周恩来和最后一批撤离的工作人员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撤离了武汉。

　　10月27日，周恩来经澧县抵长沙，与叶剑英等住在寿星街2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内。日军占领武汉后，于11月10日下岳阳，逼近洞庭湖。听闻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准备焚烧长沙城，导致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周恩来自抵达长沙后便一直坚守抗日救亡第一线，细心安排，日夜督促驻湘通讯处和三厅的工作人员安全撤离。

　　作家周立波曾回忆道，周恩来“事无巨细，安排周到。在危险的地方，危险的时刻，他心里想的尽是革命、工作、政策和他人，他自身的安全，完全没有挂在心上”。

　　11月13日凌晨2点左右，忙碌一整天的周恩来刚回到通讯处内躺下休息，就被随行人员急促的声音叫醒。此时院内蔓延的大火快蹿到二楼卧室了，他连忙同叶剑英一道跑下楼去。但前门已被大火封住，他们只好改从后门冲出。这时的长沙街头更是一片火海。人们携家带口，四处逃散，哀嚎不断。周恩来随即带领逃难人流，徒步朝湘江边走去。13日下午，周恩来一行艰难抵达湘潭，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了解分析大火起因和灾情，研究善后对策。

　　11月14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赶赴南岳，在蒋介石召开的会议上痛斥焚城行为，并提出了拨款救济灾民、调集民工清理城市、严惩纵火首犯3项善后措施。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这些要求，并指使军事法庭，将具体执行放火焚城密令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枪决，将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

　　11月16日，周恩来在衡阳组织长沙火灾善后工作突击队，并日夜兼程赶回长沙，主持救灾工作。此时长沙大火已烧了3昼夜，毁房5万多栋，伤亡2万多人，30万居民无家可归，连周恩来、叶剑英3天前住过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那座楼房，也已烧成灰烬。面对灾后惨景，周恩来把200多名救灾工作队员分为宣传、救灾、调查3个组，统一佩戴“八路军通讯处”徽章，迅速投入救灾工作。

　　此时的救灾工作千头万绪，包括抢救伤病员、掩埋死难者尸体、抢救粮食物资、开放粥水站、扑灭余火、清理街道、动员灾民回城、发放救济金等等，但在周恩来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顺利展开。大火之后的长沙城内食物紧缺，周恩来也和工作人员一样，就着少许咸菜下饭。为了解决居民的食物供应问题，周恩来派工作队到四乡动员农民送菜送粮进城，并承诺下午4点卖不完的，就照价收购，保证农民有时间回家。为了更有效作好火灾的善后工作，周恩来还亲自起草和书写了一篇《告长沙同胞书》，一方面严厉指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另一方面激励大家团结起来，重整家园，坚持抗战。《告长沙同胞书》得到了各方面的拥护。

　　善后工作的重点就是50万赈灾款的发放。为了避免赈灾款被贪污，能真正发放到每一个灾民手中，周恩来坚持由救灾工作队负责发款工作，并专门作了具体指示和应急安排。首先，他希望救灾队员作好应付困难的思想准备，“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几十万元，分给相当于十个师的灾民，又是在露天里发放，这是向汉奸、日寇挑战呢！如果汉奸捣乱、敌机空袭，场上一乱，踩也会踩死许多人”。最后，他鼓舞说，“你们首先要有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如敌机临危，自己不动，灾民也就不会乱了；领款手续越简化越好，我和叶剑英同志等，到时一定帮助你们，你们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当时赈灾款的发放场所设在教育会坪和四十九标广场两处。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早早到了那里。数以万计的灾民由工作人员带领入场，当看到周恩来后，灾民说：“有他在场，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这一天，果然有敌机来临空侦察，周恩来、叶剑英等稳坐指挥台，会场几万人秩序井然。

　　灾民领款后，每人按上一个指印。不分男女老少，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刚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份。有的灾民要去投亲靠友，还发给路费；有的灾民因种种原因一时回不来的，还派人到邻县发放。由于安排周密，50万元赈灾款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发放到9万多灾民手中，无一差错。

　　当灾民们得知这次救灾是由共产党人周恩来亲自领导、指挥的，都说：难怪！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