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尖端技术发展的总设计师【2】

“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的导弹研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导弹怎么搞，是沿袭苏联、美国走过的老路，在发展航空工业的基础上再发展导弹，还是将导弹与飞机的研究工作统一进行，重点放在导弹上，迅速赶超尖端技术，曾经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难解难分。周恩来细心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和理由后，在陈毅等人陪同下，会见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听取他对火箭、导弹研究的意见，并且请钱学森起草一份发展导弹工业的意见书。钱学森很快就完成了意见书，周恩来立即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机构的名称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

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要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周恩来指出：“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他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导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几个月后，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任新民、屠守锷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国防部五院的。

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推动下，关于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导弹的争论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个决断是富有远见的。

1964年5月，周恩来接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届党代会代表时，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亲切握手

“其他方面压缩不够，要再压缩，但是尖端要有。”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走出了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协定的第一步———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中国的核动力潜艇研制工程。在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6月26日召开的会议上，核潜艇就此下马还是继续干下去，两种意见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眼看着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将要泡汤，一些人悲观地认为在中国当前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即开始研究设计核动力潜艇，是主观主义、浪费人力；他们进而怀疑核动力潜艇的战略价值，觉得中国只要有普通动力的潜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费很大力气去研究制造核动力潜艇。另一些人则主张核动力潜艇的研究任务应在现有基础上坚持下去。目前所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是不可能解决，无非是将原先预定完成时间延长一些。由于核动力潜艇续航能力强，如携带有原子弹弹头的导弹，则其威力更强大，可以在较远距离攻击敌方沿海基地及工业城市。为此，我们应该积极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并实事求是地稳步前进，力求突破核潜艇的尖端技术，这不仅在军事上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有益处。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条件将不断增多，物质上、人力上、技术上和经验缺乏的困难，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对新技术的科学研究设计试制工作，必须先行一步，才能取得经验，为今后发展开辟道路。

聂荣臻积极支持后一种主张，他在核潜艇领导小组组长罗舜初的报告上批示：“研究工作不可泄气，应鼓足干劲，长期坚持下去。”但涉及将核潜艇研制列入国家计划，从而解决人力、物力、财力这些具体问题时，不要说聂荣臻力不从心，就连周恩来说了也不算，事情难办得很。周恩来当时虽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决定大政方针的权力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书记处，不在国务院。遇到重大决策，周恩来也要向书记处请示汇报。

10月的一天，周恩来利用毛泽东要听他和聂荣臻、罗瑞卿汇报尖端武器研制情况的机会，不顾一些人主张核潜艇下马的强烈呼声，顶着压力把核潜艇作为主要研制项目提了出来。由于周恩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毛泽东当即表示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备受责难且险些夭折的核潜艇工程终于被周恩来运用政治智慧保住了。

早在中苏关系恶化初露端倪的时候，周恩来就未雨绸缪，对负责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领导宋任穷等人说：“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0年7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一个月后，苏联专家不仅全部撤走，还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中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此时，由于“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中国的原子弹搞还是不搞，需要领导层从速作出决断。面对“下马”的呼声，周恩来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争取用三年到五年过关。当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时候，原子弹属不属于调整之列，一些人拿不准。周恩来明确表示：“其他方面压缩不够，要再压缩，但是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

为了加快原子能工业的发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领导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后，中央专委在周恩来领导下，承担起了领导“两弹一星”、核潜艇和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任。

“部院合并”，“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对仿制有利，也对自我研制有利；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

196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的决定》，决定国防部所属的这三个研究院分别与国家第三、第四、第六机械工业部合并，史称“部院合并”。中央认为，这样做“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对仿制有利，也对自我研制有利；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但是部院合并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在个别工业部门，以科研面向生产、结合生产、为生产服务为由，作出了“所厂合并”的决定，将已经划归对口工业部的研究院进行拆解，将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所拆分合并到一个或几个工厂，有的部甚至连研究院也准备裁掉，于是出现了五马分肥的现象。一些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研究院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一个研究所被几个工厂分掉，甚至一个研究室的设备也被几个工厂分掉，使已经初具规模的科研机构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聂荣臻将这一现象上报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重视。他立即责成有关领导，立即叫停“所厂合并”，迅速恢复已经形成的科研能力，从而制止了既不利于当前，也不利于长远的愚蠢做法，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为中国科技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