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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推动援建坦赞铁路【2】

薛琳

2017年12月25日11:3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整合各方力量,推进最终决策

  在坦赞铁路的决策阶段,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内,他既要听取相关部门意见,进行行政动员,还要为毛泽东提供决策信息;在国际上,他不仅要同坦桑尼亚进行深入接触,还要做赞比亚领导人的工作。正是由于周恩来的枢纽作用,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议才得以达成。

  (一)分析相关信息,做好思想动员。

  1965年2月10日,坦桑尼亚商业部长巴布同中国驻坦大使何英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为尼雷尔首次访华做准备,当何英询问尼雷尔访华目的时,巴布专门提出:“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赞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并强调,“如果提出援建坦赞铁路时,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做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地表示有兴趣,研究一下”。(参见张铁珊编着《友谊之路:援建坦赞铁路纪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对坦方请求,何英写出详细报告上呈中央,认为“如有可能,中国应该承担这项工程”(参见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周恩来将这一报告下发至相关部门,要求他们研究并提出具体方案,以利中央决策。同时约请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开会,讨论坦赞铁路项目。周恩来首先亮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参见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他询问吕正操:“如果把中国的铁路建设者派到非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能不能完成任务?”吕正操表示:“一定把最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派出去!”(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随后,吕正操谈到了内燃机和铁路轨距等技术问题,提请周恩来参考。(参见张铁珊编着《友谊之路:援建坦赞铁路纪实》,第38-39页;《方毅传》,第321页。)坦桑尼亚属东非铁路系统,使用1米轨距,俗称“窄轨”;赞比亚属南非铁路系统,其轨距是1.067米,俗称“米轨”。对拟议中的坦赞铁路,方毅提出了三种不同看法:第一,援建这条铁路,是我国援外工作的一个突破和创举,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应承担;第二,如果连接坦、赞两国的这条铁路都让我们承担,投入的资金过大,担心超过我们的国力;第三,与其援助这样庞大的项目,不如援助若干中小型项目,那样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对方毅的意见,周恩来认为要强调这条“钢铁运输线”的政治价值,他说:坦赞铁路不仅对坦赞两国意义重大,而且对支援南部非洲解放也会发挥重要作用。经过充分讨论,周恩来提出关于援建坦赞铁路的五点意见。大致内容是:第一,修建坦赞铁路是坦、赞两国的迫切需要,我们应该满足其要求。第二,在财力和技术上我国可以承担。第三,集中力量援建这样一个大工程,其效果和影响绝非在其他国家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第四,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不能掉以轻心,而需事先派出精干的专家组进行考察,查明情况,提出对策,妥善安排。第五,如果西方国家又同意援建,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同意援建作为一张谈判的王牌,反对它们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详见《方毅传》,第322-323页。)会后,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他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赞同。(参见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

  (二)与尼雷尔接触,确定坦方援建意向。

  1965年2月17日,尼雷尔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2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同尼雷尔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当刘少奇询问尼雷尔还有什么需要时,尼雷尔的助手拉了拉他的衣服,建议尼雷尔提一下坦赞铁路的设想试试。尼雷尔随即提出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想法。2010年7月笔者采访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张宏喜的记录。这一细节是尼雷尔亲口告诉张宏喜大使的。由于有了先期调研,刘少奇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察。接着,周恩来补充道:“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解放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时间。”刘少奇坚定地说:“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 周恩来强调说:“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尼雷尔没想到中国领导人会给他这样的答复,激动地说:“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参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第一次会谈记录》(节录)(1965年2月18日),本期第5页。)19日下午,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尼雷尔,当尼雷尔谈到希望中国援建铁路时,毛泽东指出: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参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坦赞铁路的原则意向就这样达成了。同年6月初,周恩来对坦桑尼亚进行了首次访问。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攻击,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一度产生踌躇,表示如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他将和卡翁达总统一起,寻求西方国家援建。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接着修。并保证:中国将于八九月间派综合考察组来,对铁路干线及其沿线情况进行勘测。(参见《方毅传》,第325页;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双方还商定要将中国援建的消息公诸于世,以便尼雷尔争取西方援助。会后,周恩来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尽快选派专家赴坦进行考察。访坦期间,周恩来考察了坦桑尼亚原有铁路体系,并提出“坦赞铁路的修筑标准要略高于原有铁路”的指导思想。

  回国后,周恩来又同吕正操多次研究了坦赞铁路的援建计划。据吕正操回忆,在谈话中,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援建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指示铁道部要尽快派人赴坦进行勘测。(参见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8月22日,由12名专家组成的勘测组抵达坦桑尼亚,当年12月底就完成了勘测任务,并将报告递交尼雷尔总统。(参见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Tanzania Railway Survey By Chinese”,The Times, Aug 24, 1965.)据勘测报告统计,坦赞铁路约需耗资人民币7.14亿元,所需设备材料运输量约为83万吨。随后,周恩来又和吕正操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援建规划,决定铁路的勘测、设计、施工,以及所需机车、车辆、钢轨等的生产,都由我方负责;其中,机车、车辆等由青岛四方厂造;铁路专门人才,由北方交大、上海交大培养。(参见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

  (三)消除赞比亚疑虑,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决策铺路。

  相比坦桑尼亚,赞比亚对中国援助的态度较为消极,与中国接触也更谨慎。究其原因,除了出海通道为西方所控制之外,还源于长期殖民统治所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赞比亚独立后,许多部门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正如副总统卡曼加所担忧的:“如果他们全都走了,我们的工作就陷入停顿。”(《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接见我驻赞比亚大使秦力真的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藏,108-00651-03。)但随着南罗得西亚于1965年11月11日单方面宣布独立,加之西方国家对南罗政权的暧昧态度,使卡翁达逐渐认清了西方政策的本质。特别是尼雷尔曾多次劝解卡翁达,表示周恩来会对援助进行非常妥善的安排,他非常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关切,使得卡翁达开始将求助意向转向中国。

  为试探中方态度,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于1966年8月下旬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与卡曼加会谈时,周恩来阐明了中国帮助赞比亚修建铁路的态度,表示:“我们愿接受你们总统的委托,去进行勘测,……我们的任何援助和贷款,都没有特权和政治条件。”卡曼加表示:“我首先对阁下提出修建铁路的建议,表示感谢。……当卡翁达总统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予以充分考虑的,并且他会同尼雷尔总统商量的。”(参见《周恩来同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第二次会谈记录》(节录)(1966年8月20日),本期第7页。)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向赞比亚传达了中国援建的真诚意愿,为卡翁达访华创造了条件。

  1967年6月21日,卡翁达开始了首次中国之行。周恩来同卡翁达对援建坦赞铁路问题进行了沟通,提出:“我们和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他修,……而且相应帮助赞比亚修。因为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巩固民族独立。”卡翁达说:“我不可能要求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完全满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参见《周恩来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第二次会谈记录》(节录)(1967年6月23日),本期第9页。)

  6月24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了卡翁达。会谈中,毛泽东鼓励卡翁达:“要下决心干,开始干就好了。”“这条铁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参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的谈话记录》(节录)(1967年6月24日),本期第10页。)毛泽东的一番话,打消了卡翁达的疑虑。从此,三方原则性接触告一段落,坦赞铁路建设进入了实施阶段。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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