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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纪东忆周恩来: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

2017年07月24日12:0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曾两次问我:“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说:“还有几个人呗。”

  他又问:“还有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其实,我知道他要听什么,他也知道我明白,但那时候,谁也没有明说。

  周总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一切。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指挥若定;国共统战,深入虎穴;建国兴邦,经天纬地;河决地裂,赴汤蹈火;国际交往,纵横捭阖……老人家什么时候怕过死?什么时候叫过难?然而,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他说出了“难”字,其实,又何止一个“难”字了得!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他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的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

  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是把文件给周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周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周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周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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