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从哪开始【2】

　　二、攻打赣州之挫与攻取漳州之捷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泽东讲的有利于开辟闽南、粤东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有利于扩大中央苏区的政治影响，有利于通过筹款、筹物、扩充红军，增强中央苏区的物力、财力和兵员，使其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外，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加认识到毛泽东胜人一筹的军事韬略，因而使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这里要特别谈谈毛泽东直下漳州，对周恩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

　　周恩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合作关系，此后，两人若干共同的经历对党的历史发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响。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但通过组织系统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自此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的活动，到达中央苏区后，亦是如此。

　　在党的六大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负责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革命武装，周恩来更是关注。但遗憾的是，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由于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对红四军状况缺乏具体了解，提出让朱、毛二人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对于此事，两人后来很少提及，但无疑使彼此间多了一些了解。周恩来没有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而且承认“二月来信”所谈分散问题确有毛病。为解决红四军的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周恩来提出让红四军派得力干部到中央汇报。这才有了陈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报告，并带回主要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和经他审定的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给予充分支持和维护，以此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直接共事，还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履职，从毛泽东手中接过苏区中央局的一把手职务之后。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但主要负责军事领导。对于军事工作的决策，又发生了与1929年相似的情况，即第一次错了，第二次正确。

　　第一次决策是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周恩来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但肩负着临时中央交代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使命。他很尊重毛泽东，首先向他征求能否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不具备打南昌的条件。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反对，认为赣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曾五打赣州都没有成功，现在赣州守军虽然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着敌人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但周恩来最后却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14万红军攻打33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三千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这次失败，尽管临时中央没有批评周恩来（因为是执行其强攻指令），但红军兵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深感内疚。

　　第二次决策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攻打漳州。红军从赣州撤围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会议上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两路向北发展。毛泽东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泉。周恩来这一次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闽西进军。毛泽东判断正确，敌军弱势，4月10日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毛泽东非常兴奋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远离根据地，出击白区到外线作战，不少人有顾虑，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毛泽东陈明情况后才拍板赞同的。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的胜利，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中，他虽然不能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从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而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照和维护。具体有以下例证：

　　在漳州战役半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顽固坚持要撤毛泽东的军职，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申诉，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但半个月后，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在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尽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被免去。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似无此必要”，但博古等仍坚持原议。

　　在红军突破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的十分危急时刻，负责指挥部队抢渡的周恩来，一直坚守在东岸渡口焦急地等待毛泽东。当看到毛泽东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参见《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当时，周恩来是上级领导，但周恩来对毛泽东没有丝毫怠慢，如同后来两人地位倒过来之后对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说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已将毛泽东视为比自己强的同志。这也就是“一挫一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