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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导外事翻译工作

施燕华

2017年04月01日14:54    来源:人民网

  

  在中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请示上,周恩来就翻译工作出的批示。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参加合影

  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现为翻译司)工作,与我同时进入翻译处的有10多个年轻人。

  1964年中法建交,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周恩来估计中国的外交将会有大发展,为此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干部,指示翻译处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挑选一批刚毕业的年轻人,加以培养,应对即将到来的外事活动高潮。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外交部。在此后的外事活动中,我们中不少人直接或间接聆听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指导,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人成为了高级外交官。

  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

  进入翻译处,我经常听到老同志讲,“总理”怎么说,“总理”又有指示啦……。那时,外交部的人都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总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特别关心,经常在见外宾前后通过口译或陪同人员对翻译工作提出要求。

  周恩来对提高翻译的外语水平很关心,在日理万机中还经常想到翻译。他多次批示,要求我们每天要有3个小时练基本功(听、说、写、读、译),互相用外语对话。那时国内没有收短波的收音机,不能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但是学外语不听有关国家的广播,怎么能提高听力呢?为此周恩来特批为翻译处从国外买了几台有短波的收音机。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围着这几台收音机听英美的新闻广播。

  1969年,我们在广东潮汕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时,周恩来还想到了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在“接受再教育”,派出外交部干部司司长张永宽到牛田洋,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看望我们,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每天必须要有两个小时学外语。”大家听了很激动:总理是怕我们在农场劳动把外语忘了啊!可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连周恩来的指示都得不到落实,有人甚至认为张永宽的讲话是“大毒草”,应予批判。我们学外语的计划因而付诸东流了。

  外交文件的翻译要求所有的专有名词、引语等都要查清楚。这对我们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验,有时翻译某国总统的名字,明明查了,抄到初稿上,无意中会漏写或多写一个字母。定稿人没时间去核对专名的译法,往往会放过。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会给整篇译文留下很多“陷阱”。我们几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专名没写对,这个译法查了没有?打字缩行太短……

  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在周恩来的“敲打”下逐渐形成的。听说,早在1951年,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恩来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我佩服周恩来连这么一个小错都能发现,我们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却还常出差错,太不应该了。

  英美、欧洲等国的人名按照发音翻译就行。日本人的名字最难译,他们用的是汉字,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但发音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日本领导人有时换得很频繁,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日本人名,翻译连“忽悠”的办法都没有。周恩来体谅翻译的难处,就指示新华社编著《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发给每位翻译。

  在外事活动间隙,周恩来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冀朝铸、唐闻生等高翻就碰到过这种“考试”,对我们启发很大。有一次,听他们讲到周恩来考他们的地理知识,要求他们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英语翻译往往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国家比较注意。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动中也难得提到它们,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冀、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恩来的“考试”,周恩来要他们回来后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

  在政治会谈中,中央领导经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类似“绥靖政策”“闪电战”“苏台德区”等,都有固定的外语表述,不能随便译。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克劳塞维茨、梅特涅等,需要了解他们是谁,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等。这些历史词汇和历史人物也经常是周恩来的“考题”。他还告诫外语干部要懂得外语环境。“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

  有一次过家鼎给周恩来当翻译,说起赵朴初“居士”,老过不知道什么是“居士”,周恩来就解释说:“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老过译为“layman Buddhist”,顺利通过。另一次,周恩来与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会谈,我作为“见习翻译”,也参加了。周恩来提到木薯淀粉的利用问题,高翻冀朝铸傻眼了:木薯的英文怎么说?毕竟是老翻译,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释的办法“忽悠”过去。“贵国有一种植物含淀粉量很高……”话没说完,便被我国驻该国的大使打断了,大使提醒说是“cassava”,把老冀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外,周恩来还特别关心翻译对外交业务是否熟悉,情况是否了解。

  外交部内各种机密文件,如有关国家的情况调研、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都按级别准许阅读。翻译处多数是年轻人,级别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译时对背景、我方立场等往往一知半解。周恩来发现了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翻译要结合业务。他还说:“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

  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周恩来指示,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重要文件的翻译,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

  对于口译,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他去做翻译。外宾到达前,周恩来问他:“看文件了吗?”吴建民老实回答说:“没有。”周恩来有些不高兴:“为什么不看?”吴说:“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周恩来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第二天,翻译处阅报室桌上多了许多文件,办公厅按照周恩来指示送来了有关文电和简报。我们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单位都多,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了解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在看文件的过程中,我们还相互切磋对有些提法的理解,外文译法,提高译文的水平。

  外交翻译政治性强,周恩来要求“完整准确,通顺易懂”。“完整准确”不等于“对号入座”,他主张吃透讲话(或文件)精神才能译好。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总理亲自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通过秘书打电话到翻译室,片名不要直译,建议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家喻户晓,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鲜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题目,有助于外国观众理解。周恩来这一点拨,使我们更懂得“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必须注意使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译成外语?开始我们译为“MaoTsetung’s Thought(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即“毛泽东的思想”。也有人对“思想”的译法提出了疑义,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却没抓住要害。最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Tsetung Thought为好。后来,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3个字改为汉语拼音。

  那时我们在翻译处里感到很幸福,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很重视,很关心。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周恩来总要询问翻译处有什么意见。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鼓励翻译提意见、提问题。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周恩来主持了4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周恩来这样做,是有意引导翻译多关心外交业务,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运的。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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