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智慧：求同存异 谋定而后动【3】

戒慎恐惧

随意性和急躁冒进，是政府管理的大敌。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戒慎恐惧”。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即“两弹一星”）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成。越是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还会遗患子孙后代。治水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得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惧。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1961年7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有首词，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1972年11月，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来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将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十六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工作的座右铭。

为什么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视“戒慎恐惧”？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瞻前顾后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顾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

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

周恩来也坚决反对在建设中贪大贪多、不顾人民当前生活的急躁冒进行为。他指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着搞大工程和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会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影响一般农田水利建设的安排，还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的当前利益。如果忽视大工程建设，则会影响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影响人民的长远利益。周恩来要求瞻前顾后，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1953年8月20日，在政务院第186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认为水利工作过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偏差，着重搞大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够。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搞大工程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有时眼前顾得多了就影响长远，有时顾了长远就与现实脱节。

在林业工作上，存在着伐木与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木材，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盖率。对此，周恩来将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林业发展方针。他批评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今天，不能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的雄心壮志、伟大理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中和守衡

一位外国朋友曾说：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这句朴实而平凡的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周恩来“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点。“中和守衡”也是周恩来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而周恩来是善于将对立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善于中和的辩证法大师。例如，周恩来领导治水，高超地处理了缓急、标本、蓄泄、前后、利害、福难、统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众与专家、理想与现实、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步骤等对立面的统一，体现出他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自如。

周恩来担任总理后，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例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反对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几个月后，他又指出：“处理好上下关系，既要做到集中统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须都照顾到。”

事物都是在相对平衡中存在、发展的，而周恩来又是善于守衡并善于将中和和守衡结合起来的辩证法大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暴涨，人心不稳。稳定物价是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指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他支持陈云果敢采取统一全国财政管理的办法，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脱离平衡、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同陈云一起进行反冒进斗争，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他借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影响民生的教训，指出：“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遗憾的是，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进而开展了三年“大跃进”。结果使农业基础弱化，无法负担那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无法继续均衡生产，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周恩来指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调整的中心是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同时，要“尽一切可能使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趋于均衡的发展”。调整是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建立新的平衡。调整对摆脱危局、走出困境，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博采众长

在对外关系上，如何对待不同国家的不同长处？在内政管理上，如何对待不同方案的不同优点？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博采众长”。

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他号召“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怎么学？“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他指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在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多次用“天涯处处有芳草”的诗句，教育中国代表团人员应该向这些亚非欧国家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他访问埃及时，参观尼罗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后，决定中国派代表团去学习。他访问摩洛哥时，参观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后，深感其现代化设备和现代管理水平比中国先进，决定让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学习。他品尝摩洛哥的柑橘时，盛赞其个儿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进摩洛哥柑橘优良品种的决定。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了解到当地的油橄榄出油率很高，对解决人民食用油问题很有好处，决定引种油橄榄树。回国后，他还在昆明一林场栽下引进的第一株油橄榄树。

在国家建设中，每个重大项目都会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和方案。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的视角和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周恩来提出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和方案要进行比较，“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以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改建为例，当时存在着“放淤派”、“拦泥派”、“炸坝派”、“不动派”四派的意见和方案。周恩来召开治理黄河会议，详细了解各派的意见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见和方案长处的基础上，最后决定在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一决策的实施，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推动了治理黄河事业的发展。

谋定而后动

在外交工作和国家建设中，如何处理目标与步骤、谋划与行动的关系？周恩来的方法是“谋定而后动”。他重视事前的谋划、运筹，强调预备好了才行动，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强调有目标地稳步前进。

周恩来每次处理对外交涉、参加国际会议等都重视事先作好充分准备，透彻地分析形势，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制定出可行的谈判方针和具体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访活动。为保证这次外交出访活动的成功，周恩来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备。到苏联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方未作原则性的修改。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多边的外交斗争。周恩来亲自抓各项准备工作。从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他亲自起草《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谋略，提出对日内瓦会议应该采取积极参加的方针，务期排除障碍，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所取得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谋定而后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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