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
“要到俱樂部、工廠裡演。”
筱文艷入黨后，牢記著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職責，塑造了一個個閃耀著革命理想光芒的具有高度人民性、民主性的人物形象。1959年，上海舉行戲劇會演，筱文艷主演了重新整理、改編的傳統劇目《女審》。這出戲以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藝術手法，順應“好有好報、惡有惡報”的多年民願民心，對延續多年的不平故事，進行了質的改造，讓含辛茹苦、滿腹冤屈的民女秦香蓮，變成了氣宇軒昂、報效國家、屢建奇功的都督，讓她義正辭嚴地親自審叛陳世美，最后親自舉起申張正義的寶劍，殺了貪圖榮華富貴、忘恩負義的陳士美。1960年，這出戲由上海海燕制片廠拍成電影，公映后，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女審》是淮劇對傳統劇目進行推陳出新而取得的可喜成果，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成就，為戲曲界人士交口贊譽。有一次，周恩來總理看這出戲時，幽默地問坐在身旁的陳毅同志：“你看，我們家鄉的淮劇怎麼樣？”陳老總一揮手，贊道：“好！要得！”演出結束后，周總理和陳老總到后台祝賀。總理握著筱文艷的手，高興地說：“改得好！你的秦香蓮既保留了她原有的性格，又脫開了封建意識的束縛，有突破，但顯得合理，看了使人揚眉吐氣。”這番話，對筱文艷主演的《女審》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又一次給了她極大的鼓舞。
1961年，周總理到上海來，在兒童藝術劇場看演出。演出前周總理回過頭來，看見筱文艷，便招招手讓她到前面去，總理關切地問起淮劇在上海的上座情況，在聽了筱文艷的回答后，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過去沒有劇場，都是在工廠區演出。現在有了劇場，也不要脫離工廠區，要到俱樂部、工廠裡演。”聽了總理這番話，筱文艷想了很多、很久。她反復體會著這番話的含義，覺得對自己對淮劇來說，確實太重要了。總理關心自己和同志們，關心淮劇及其發展，更是因為他關心著喜愛和擁有淮劇的廣大人民。於是筱文艷就經常帶著好戲深入到工廠和農村去演出。有一次，她還利用排戲的空檔，走上街頭慰問正在連夜拆除電車軌道的工人師傅。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她來家鄉淮安、淮陰演出，住在村子裡，和當地群眾一起參加勞動，一起吃胡蘿卜、山芋葉子，從不叫苦。筱文艷送給故鄉的精湛的淮劇表演藝術，含有周恩來總理對於愛好淮劇藝術的家鄉人民的熱忱關懷。
周恩來與香港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的老鄉情緣
上個世紀，著名愛國人士周作民（1884-1955）的名聲很大。他原名維新，淮安淮城鎮人，中國“北四行”（金城、大陸、中南、鹽業）金融財團巨擘、金城銀行董事長。1951年6月，他在周恩來總理的感召下，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安排，由香港直飛北京。一下飛機，即由喬冠華和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陪同，馳車中南海，接受周總理接見。
周總理緊緊握住周作民的手說：“記得上次見面在重慶，一轉眼六年了，現在與那時情況大不同了。我曾說過，同鄉、同姓頗難得。論年齡和成就你都是我的老前輩了，只是你、我都少小離家，老大未回，真想念古淮城啊！”周作民忙說：“總理才智勝作民百倍，‘老前輩’更是愧不敢當，國家太平了，淮安也會慢慢好起來的。”這次會見，總理盛贊金城銀行對發展民族工業的歷史貢獻，歡迎周作民在老輩銀行家中第一個回到祖國大陸，並懇切地說：“新中國百廢待興，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是很長的，像周先生這樣的理財專家是有用武之地的。”
回到下榻的金城銀行北京分行招待所，周作民心潮澎湃。他沒想到，一到北京，立即得到周總理的接見和禮遇，回想自己大半生為金城銀行的生存和發展，在政治的風風雨雨中搏擊，有多少辛酸和苦澀。周總理一句“現在與那時不同了”，使他回大陸前的疑慮彷徨一掃而盡，不由回想起1946年在重慶與周恩來的那次會見。
金城銀行是周作民於1917年利用軍閥資本創辦起來的私營金融企業。1927年北洋軍閥垮台，周作民不得不拉上國民黨裡的張群、吳鼎昌做靠山﹔抗戰期間，天津、北京、上海、武漢相繼淪陷，為了保存“金城”在這些大城市的產業，他又違心地當上了汪偽政權的“經濟委員會”委員。抗戰后期，他利用設在自己家中的“商業電台”為重慶方面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抗戰勝利，有人抓他“辮子”敲詐他，使他在上海有家不能歸。他利用與張群“私誼”，請張群出面斡旋安排一次“總裁召見”。周作民專程去重慶謁見蔣介石，平息了風波。在政治夾縫中辛苦經營數十年的周作民，看到了國民黨違背民意的倒行逆施，也看到了共產黨艱苦卓絕地為民眾謀解放的巨大貢獻。在渝期間，周作民接觸了不少進步人士，在周恩來南開一位同學的家中“二周”有緣相會。這次會見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兩人都未帶隨員，只是說“敘敘鄉情”。周作民有個胞弟周作屏住在老家淮城，其生活費用一直由他供給。當時淮安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第一次解放”，因幣制不同又匯兌不通，便想請周恩來轉些錢去，說著掏出銀元來。周恩來一口應承，打趣道：“共產黨再窮還養得起令弟一家，我通知當地人民政府照辦就是了！”這件事令周作民十分感動，銘記在心。
投桃報李。1949年初，周作民滯留香港，主動與共產黨人廖承志、章漢夫、喬冠華、潘漢年等均有聯系和接觸，願意力所能及地為解放大業做點事。當時在港的一批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要到華北解放區去出席代行人民代表大會大會權力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新政協）第一次會議，周作民主動表示願意資助，促其成行。他指派原上海金城銀行國外部經理楊培昌與潘漢年密商，作了周密布置。金城銀行花了50萬港幣，租了一艘“華中”號輪船，懸挂外國商船旗號，將這批民主人士安全送到天津。周作民說：“四、五十萬元港幣，一點小意思，權作奉獻給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見面禮吧！”
周作民晚年與他的助手、好友徐國懋談了他與周恩來會見的情況，說是他平生“最難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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