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鳳
別往臉上打叉叉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周恩來帶病在李先念和喬冠華的陪同下和前來訪問的泰王國政府總理克立·巴莫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謀劃”，由喬冠華出面，請求總理與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來住院已經一年多了，人們見到的總理瘦了、老了，臉上的老人斑多了。自從周恩來住院后，就很難有機會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喬冠華向周恩來提出和大家合個影的要求后，周恩來爽快地答應了。
於是，李先念和喬冠華很快站到會客室的中間。不久，周恩來在值班護士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面前。隨行人員、醫護人員和部分在場的工作人員，個個像孩子似的圍攏過來，在周恩來的身邊站成兩排，做好拍照的准備。就在攝影師杜修賢將要按下快門的時候，一個讓人心顫的聲音響了起來：“我這是最后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后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
周恩來這麼一說，本來十分喜悅的場面頓時冷卻下來，在場的人們心頭個個像墜上了鉛塊一樣。
在“文革”的特殊歲月裡，凡是被“四人幫”、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們誣為“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現他們名字的時候再加上個紅筆叉叉，如果有他們的照片出現（一般是從相關人家中抄出的舊照片或舊的報刊上登載的），則馬上在他們認為是“叛徒”、“特務”、“黑幫”、“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人的臉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歲月裡，周恩來處境維艱：先是要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來誣陷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和“工賊”的三頂大帽子也要周恩來明確表態。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英在她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裡寫道，對關於劉少奇的處理，周恩來如果不同意，那麼他在２４小時之內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來思考了一個多星期，隻好忍而求其次。但是，這並不反映周恩來戀職戀權，而是周恩來清楚明白自己在全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聲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個公開的、不同於毛澤東的聲音，那麼他自己不僅面臨被打倒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全黨、全軍甚至於我們整個國家都面臨分裂的危險，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事實上，“文革”風起雲涌之后，周恩來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幫”視為心腹大患，也是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早在“文革”初期，周恩來出於對國家法制的維護和對老干部的保護，不准造反派們揪斗劉少奇，不同意他們打倒賀龍、陳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黨內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來在台上講不准貼“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時，造反派竟明目張膽地從台下遞上“總理，你的講話為什麼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樣？”這樣當場責問的條子。
為保陳毅不被批斗，周恩來被造反派使用車輪戰法，先后被無理糾纏達１８個小時，導致心臟病發作。可是當他聽說造反派還要揪斗陳毅時，憤怒地轉身講道：“如果你們要批斗陳毅，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林彪、江青一伙還採用抽絲剝繭的方法對付周恩來：把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胞弟周恩壽先后誣陷進獄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被江青迫害自殺﹔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隱姓埋名﹔連關心周恩來多一點的中辦副主任楊德中和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趕出北京。后來，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又從故紙堆裡翻出１９３１年國民黨造謠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產黨員脫離共產黨啟事》，呈報江青。江青如獲至寶，批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意圖將周恩來誣為叛徒而后打倒。因為這是當時臨時黨中央和江西蘇區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澤東、陳雲等同志都講話予以澄清，才沒讓江青一伙的陰謀得逞。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之后，中美關系又打開了大門，中國順利地重返聯合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周恩來在國內、國際的地位迅速上升，從而更加成了“四人幫”一伙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一再吹陰風、告黑狀，沒茬找茬，必欲置其於死地而后快。終於，在基辛格二次訪華時，“四人幫”說周恩來對美談判中犯了投降主義錯誤，從而引起毛澤東的不滿，並以“１５３號外交部簡報事件”為名，下令批判周恩來。
江青一伙在“批周”會上大肆攻擊，散會后喝香檳、葡萄酒慶賀，還肆意羅織其他罪名，妄圖把周恩來作為我們黨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代表人物打倒。幸虧毛澤東洞察秋毫，這才擊碎了“四人幫”要打倒周恩來的黃粱美夢。但江青一伙“批周”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他們的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評《水滸》批宋江的投降”、“評法批儒”運動中批“現代的大儒”等等。這裡的“周公”、“投降派”、“現代的大儒”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直指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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