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
周恩来致蒋介石的第七封信：严正指出国共两党关系需要“亟加改善”“减少摩擦”“合作到底”
1939年1月20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周恩来应约见蒋介石，蒋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一个大党的大事。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不可能”，并严正要求蒋介石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摩擦反共捕人的严重问题。对此，蒋介石避而不答，却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事再电延安。周恩来于1月21日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建议中央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应做明确表示，表明我党愿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摩擦甚至进攻边区问题。又提议：由国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处就地解决纠纷，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求进一步合作办法。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25日，周恩来致蒋介石一封长信。该信分为五个层次。
前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开头说明：“上次承面嘱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到延安复电，仅呈录如另纸。”第二个层次严正指出：“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第三个层次是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共真相：“然反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规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甚至某些问题，如《抗战与文化》及释放政治犯问题，为钧座亲批亲示者，亦复迁移不办，使职无以复中央，无以对同志……中共党员抗战年余，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贵阳被捕之人，事隔经年，政府认为可放，行营认为可保，而党部作梗莫由得释……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责备下级党员幼稚，则中共六次扩大会意即在检讨抗战与统一战线政策，以期下达全党，不意代表回归各省途中辄被留难……甚至中共党员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携带的中共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亦全部没收。无人无书，政策未由传达。若以此责中共下级幼稚，责何能负？此类事件，不一而足。”
第四个层次再次说明中共相忍为国、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真诚态度及对国民党错误政策与言行的批评：“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无之此等记载。乃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劢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之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采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深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与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难，愿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国民党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实之验证。”
第五个层次是明确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的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往各地，观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信的最后敦促蒋介石：“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望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
周恩来这封信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劝蒋”“逼蒋”的忠告，实际上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反对倒退、制止摩擦而回击蒋介石制造反共高潮的一次前哨“笔战”。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主张抗战，但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同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特别是在这次全会上秘密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时隔不久，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连续制造反共摩擦的基础上，国民党顽固派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坚决反击，并在粉碎各地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顾全抗战大局，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主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定各自驻军区域、继续合作抗战的协议。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