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回忆父亲与周恩来的友情

　　要讲周总理和我父亲邓小平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一起共同参加革命工作，共同奋斗，确实比较难讲。半个世纪是个很长的时间，提起周总理来，我父亲曾经讲过：“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我父亲和周总理是一块儿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我父亲是1920年10月份到的，周总理是11月份到的，前后脚。我父亲到了法国以后，开始上学，后来到工厂做工。周总理到了法国以后就已经从事社会活动了。1921年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总理在执行委员会负责宣传，我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

　　1922年父亲只有18岁，在他们旅法的那些人里面，是个小弟弟。

　　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总理当选书记。这次临时代表大会我父亲参加了。据当时有些人回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开始参加支部工作。

　　那个时候的支部工作当然是周总理主要负责，父亲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办《少年》、《赤光》，刻蜡版，做具体工作。根据父亲讲，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跟周总理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吃得很坏，白水、面包，大家又挤在一起。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这是一批年轻人。

　　那个时候，法国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周总理和我父亲那时都选择了共产主义，而且和其他思想作斗争。这段历史很长了，当事人回忆得不多，就我们知道一点，我父亲很怀念那一段的历程。比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习惯，父亲爱看足球，周总理也爱看足球；父亲爱吃那种牛角面包（CRASANG），周总理也喜欢吃；其实那在法国是很普通的食品，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所以几十年以后他仍然怀念那时的生活。

　　那时候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富春、蔡畅。据蔡妈妈回忆：周总理是做全天工作，我父亲和李大章、傅钟这些人都是白天做工，晚上工作，叫做“半脱产”吧。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一年。1924年9月周总理回国。

　　我妹妹曾经问过我父亲，在法国的时候和你关系最密切的是谁？父亲想过以后说：“还是总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我父亲和周总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周总理负责中央的具体事务，中央有什么大事都向他请示。我父亲处理的也是日常工作。政治局的会议父亲列席，但他也有发言权，在会上周总理发言很多，我父亲偶而发言。他们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他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一起，周总理和邓妈妈住楼上，父亲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和张锡媛妈妈住在楼下。解放以后蔡妈妈说：那时候哇，经常听到楼下高高兴兴的。后来我妹妹就问父亲：那时候老听到你们那么欢笑。父亲说：“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当然高兴了。”

　　父亲和张锡媛妈妈是在1928年4月结婚的，在婚礼上，周总理，邓妈妈，还有其他人都参加了。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国民党对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气来破坏，非常艰难。

　　父亲和周总理接触多是解放以后。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工作，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到后来，有时候周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段时间大概十几年。父亲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他对我父亲我觉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别是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他们俩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处理问题时互相都有一个默契。我父亲处理事情比较果断，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周恩来主持外事，外事无小事，处理得非常细致，两人合作得非常好。父亲谈到周总理时候，他那种神态呀，都是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神态。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但是后来没叫起来。有时候周总理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到总理那儿去。我现在也喜欢看足球，就是受老人家的影响，他那时候经常去看足球，也带着我去，有时候带着其他孩子去。那时候周总理也去看足球。有时候他们在一起散步，有时候礼拜天一块儿到野外去，比如说到十三陵去，去郊游，吃野餐，周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他都会很亲热，有时候问我们：“你们家谁管钱啊？”我们说是我妹邓楠管。他就会对邓楠说：“啊！你也是总理啦！你的官儿跟我一样大呀！”他跟我们家的毛毛说：“你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还问我的弟弟飞飞叫什么名字？听说我弟弟叫“飞飞”，就说：“噢！那你跟我同名啦！”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曾经有一个用过的笔名叫“飞飞”。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周总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周总理对父亲的其他方面也很关心。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去，直接走到屋子里，看到门口没有警卫，就说：“这怎么行啊，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后来就在门口给加了一个哨。

　　我妈妈还给我讲过说：我以前不会吃螃蟹，后来到上海，周总理说：你怎么不吃螃蟹呀？妈妈说：我不会剥。周总理说：那我来教你。他一点点教，怎么把后盖掀开，怎么样把胃拿掉，怎么剥身上的肉，怎么像抽屉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我妈妈学会吃螃蟹是周总理亲自教的。

　　就我们看到的，周总理和我父亲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在表面上的，所以我们见到周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周总理是亲人这种感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把老干部们都赶出北京，送到外地，我父亲是被下放到江西。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赣州，周总理知道以后，连续两次给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父亲听了传达，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信。1972年1月，陈毅伯伯逝世，谁也没想到毛主席出席了这个追悼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就是要打倒这些老家伙们，也包括我父亲、刘伯承和其他老同志。周总理立刻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周总理在见新疆代表团的时候，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说：“林彪就是想打倒老干部，像邓小平啊，要打倒。”有意把这个风散出去。

　　毛主席决定恢复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周总理来说，他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1972年6月，他批了一个文件，恢复我父亲的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我到北京来治病。8月，父亲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说：邓小平虽然犯了很多错误，错误很严重，但是第一个呢，不是叛徒；第二个是在苏区时，是“毛派”头子，第三个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第四个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没做一件好事。周总理得到这个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10月，父亲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先后到韶山、井冈山参观，还参观了红都机械厂，江西其他地方，一直到年底。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谈谭震林的事情，让他回北京，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毛主席已经提过多次，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12月底，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要我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

　　1973年2月，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这年年初，周总理的病复发，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但是，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讨论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请假去治疗。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

　　3月28日，我父亲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警卫跟我讲，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着，我父亲进来后，周总理立刻站起来，走到我父亲那儿，叫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握手，然后才进屋谈话，当时他和李先念一块儿和我父亲谈话。第二天就和我父亲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我父亲3月29日见到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这段时间，周总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疗之中。

　　我父亲那时候刚出来，就和母亲一块儿到一些老朋友家里面去串门，当时到了好多老同志家。据妈妈说，4月9日她和父亲到周总理那儿去，周总理在玉泉山养病，也正在做治疗。那天，他们到了玉泉山一下车，邓妈妈就在门口等着，我父亲打过招呼之后，我妈妈激动，忍不住想哭，然后她就和邓妈妈拥抱在一起。他们进屋后，周总理在里面，这是我妈妈被“解放”后第一次见周总理。这时周总理特别交代了一句，他说：“你们要找保健大夫，找吴家的。”他还告诉我妈妈：“卓琳，你这个事不要忘啊！”我想他是对父亲的复出寄予厚望，不但在医疗上做出保证，也在安全上做出了考虑。

　　4月12日，我父亲第一次露面，是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据有关材料讲，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刚做完治疗就赶到城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邓小平出面了，露面了，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周总理专门把父亲让到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介绍。

　　周总理是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他患重病的时候，一个是他对我父亲的了解，他对我父亲当然是非常了解的了，这对他来说，我想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一个是他的病情不断加重，一个是外界的压力不断加大。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我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议专门还讲了一段，对邓小平的复出，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做事考虑问题都非常周到的。

　　但是就在1973年，父亲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周总理也受到了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开之前，8月5日，毛主席又提出儒法斗争。8月6日，江青就闹着要把儒法斗争写进十大的报告里面去。周总理说要消化消化。党的十大上，我父亲就作为主席团成员了，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父亲复出又往前走了一步。

　　事情看着好像越来越顺利，但毛主席对周总理又提出批评。从11月中下旬一直到12月初，一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江青就讲，这是“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总理迫不及待。但开完会，主席讲这次会议开得好，但他也批评了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讲得不对。另外，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才迫不及待。然后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父亲恢复政治局委员，恢复军委委员，参加军委的工作，主席还特别讲：“小平同志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小平同志回来，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父亲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是1927年年底。主席还特别讲了我父亲是“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这样父亲才算是恢复到领导职位上，参加主要领导工作，这时候才正式定下来。

　　1974年一开年，周总理就开始大量便血，身体明显地坏了。这年1月，他又主持军委会议，落实我父亲参加军委工作，成立军委五人小组。1月底，“四人帮”开始向总理发出新的进攻，开始是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迟群、谢静宜将矛头对着周总理，批现代的大儒，发动了袭击。2月，毛主席就讲了话，说迟群、小谢讲话有缺点，讲话不宜下发。后来，周总理又根据这一个精神，进行了传达，作出了决议。江青大闹一场。这是1974年“四人帮”第一次向周总理和我父亲发难。

　　3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应该休息，但是这个时候他恰恰不能休息。4月，毛主席提出，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会议。“四人帮”开始不同意，江青大闹政治局。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了，她不同意。毛主席给她传话，说是毛主席的意思，她也不答应。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是我的意见，你以不要反对为好。”这样才把这个风波平息下来。

　　我父亲出国的事情定下来后，周总理就开始安排我父亲的行程，他顾不上自己病重，从飞机的航线，是飞东线还是飞西线，民航怎么试航，出主意。他提出如果民航没飞过的话，是不是请法航帮帮忙。另外，对父亲的欢送仪式，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向毛主席请示，是不是要隆重些，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他还交代，要铺上红地毯，以最高的礼仪规格来欢送我父亲出席联合国大会。在整个欢送过程中，周总理又打起精神，始终鼓掌。我父亲在国外的时候，周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

　　4月19日，父亲从联大胜利回来，总理又到机场迎接。4月20日，周总理才召见医疗组的成员，谈他的病，紧跟着又是检查、治疗。到了5月30日总理就住院。6月1日，当天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总理这样支持父亲工作，保证父亲完成任务，他做出这样安排，做出这种牺牲，不只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国家。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材料，19日晚，把父亲接回来，20日凌晨2时，他见医疗组，我内心这种震动啊！

　　周总理住院后，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会议，6月中旬“四人帮”又发动进攻，组织批“现代大儒”，矛头也是直指周总理。到7月中旬，毛主席又把这个事制止了。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讲，她（指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又重复说：总之，她不代表我。

　　8月，经过医生检查，发现周总理的癌症又转移了，8月10日第二次做了手术 。

　　关于四届人大的安排，毛主席10月4日打电话给周总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对周总理说：四届人大，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这是主席开始下决心了，已经下决心了。在周总理病重的时候，毛主席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

　　10月11日，毛主席又讲，还是要以安定团结为好。毛主席这个安排，一个是让我父亲接班，一个是要大家安定团结，是作为一种政治安排，他希望稳定下来。10月17日，江青开始有预谋地发动攻击，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刁难我父亲，让我父亲表态。我父亲就一步也不让：这个事情我要调查。江青就在政治局骂起来。我父亲和“四人帮”一伙的矛盾非常尖锐了。

　　10月18日，当时毛主席在长沙。这天，王洪文跑到毛主席那儿去告状，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不要跟他们搞在一起。王洪文回来，又找周总理做检讨，实际上并没有悔改。

　　10月19日周总理见王海容、唐闻生，讲“风庆轮”事件，说，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当然还要做工作。

　　10月20日，王、唐随着外宾见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主席当时批评“四人帮”以后，决定：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还讲：总理还是总理。原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是由王洪文负责，这次毛主席讲了，四届人大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两个人负责。

　　在这之后，周总理、父亲和其他同志们，围绕四届人大开始更紧张地工作。

　　我父亲经常到周总理那儿去，叶剑英、李先念这些同志，也都经常到周总理那儿，商量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的安排。

　　12月，周总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坏，医生希望周总理赶紧住院手术。而四届人大的安排基本上有眉目了，需要周总理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叶帅就交代医疗组成员，无论如何要保证周总理这趟行程的安全。医生认为，他无论如何不能走，不能再出差。但是作为周总理来说，重任在肩，无论如何他要亲自来做。

　　12月23日，周总理和王洪文飞长沙，跟毛主席谈了两天。这时候毛主席的心情也比较好，他还特别对周总理和王洪文讲到我父亲，“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样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就安排妥当了。然后，毛主席又和周总理单独谈了一天。

　　这时总理身上的肿瘤开始全面转移了，总理他不是不明白，但这个时候他是拼命。

　　1975年1 月中旬，四届人大开幕了。

　　周总理在这个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提四个现代化。

　　此后，我父亲先后提出“整顿军队”、“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工作”，反对派性，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听家里人讲，父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始终在连轴转地工作，以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为了挽救这么样危险的局面，日以继夜地工作。

　　周总理始终支持父亲。重大的事情我父亲也都找周总理商量。我看到一个记录，我父亲几乎每周都要到医院那儿，和他单独谈话，谈工作，或是半个小时，或者是几十分钟。

　　但是，这一年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3月，张春桥提出“反经验主义”。4月，江青在政治局布置要“大反经验主义”。

　　我父亲见毛主席，反映了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江青就跟我父亲顶起来了。毛主席同意父亲的看法，在姚文元送的一篇文章上批示：“反经验主义不妥，似乎应该提反修正主义，既要反经验主义，也要反教条主义，包括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把“四人帮”的进攻打退了。毛主席让政治局批评“四人帮”。当时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5月底6月初，我父亲两次组织批“四人帮”的会议。

　　5月3日，周总理到毛主席那儿开会，和主席讨论这个问题。5月4日，周总理又亲自写报告给毛主席，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整个情况，得到主席的批准，最后周总理又连夜召开会议，核对毛主席讲话的笔记，然后又主持开会研究，随后下发一个正式的文件，以正视听。那时，总理的病已经很重了。

　　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他就讲了：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够完全贯彻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时我父亲也在场。周总理这次见外宾的时候，脚已经肿得很大，鞋都穿不上。

　　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他喊了声“小平同志！”叫我父亲过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这是生命最后的一个吼声！

　　这次周总理又抢救过来了，但病情很重，生命始终在旦夕之间。我父亲来看周总理，也就待5分钟。后来，毛远新向毛主席反映了有关情况，毛主席开始对我父亲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是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让毛远新找我父亲谈。我父亲讲：“我昨天刚问过主席，这段工作怎么样？主席说还可以。”把毛远新顶回去了。谈话以后，我父亲马上就到周总理那儿去了一趟。此后政治局就开始批评我父亲。我妈妈问他：批评以后你怎么做？我父亲讲，到那儿就是宣布开会，然后就请大家批。他就泡杯茶。然后到点宣布散会，他抬起屁股来就走。他也不妥协。

　　整顿工作不到一年就停下来了。中央开了打招呼会，发文件叫大家学习，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周总理的生命已经垂危了。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又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死而复生后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了，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实际上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能够影响他们。总理用心之苦哇！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地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为周总理致了悼词。本来周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我父亲讲：这个人民不答应。我想由我父亲致悼词，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周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我父亲。我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周总理和我父亲两个人性格不同。周总理非常聪明，善于团结人，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意见，事无巨细，认真负责。我父亲则比他刚，比他硬，处事从大处着眼，但是容易被打倒。周总理知道我父亲的特点，知道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承担起他的工作。我父亲对他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这个兄长心里想的是什么。

　　后来，我父亲多次讲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周总理讲过违心的话，但是，全国人民原谅他，他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甚至在“文革”期间他就跟周总理讲过：你那时候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就不能保护这么多老干部。我父亲说：我的性格不同，我不会委屈求全。这话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他跟我母亲讲的，说过这个话，周总理也体谅他。两个人心心相印，各自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他们自己的一生。

　　周总理逝世之后，我父亲就失去了工作的条件，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就在清明节的时候，4月5日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意，在悼念周总理的时候，掀起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再次被打倒。我父亲的这次被打倒，又和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才显示了中国人赞成我父亲的这些做法，赞成周总理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父亲复出，开始改革开放局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和1972至1975年，特别是1974至1975年这些年的斗争，我父亲和周总理共同战斗这段历程分不开的，也是和我父亲和周总理，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直努力分不开的。

　　要说我父亲和总理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史上找，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密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性格、作风都不同，但又那么心心相印几十年，半个世纪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都说人生难得有知己，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

　　就不用说领导人，就说我们这一生，有几个知己？有没有知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这也是他们的幸福。

　　对周总理去世，我父亲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的开，但是周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周总理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非常难过，我父亲在念稿子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时候满场“呜呜……”全都哭了。

　　我记得那时候，周总理的灵柩从天安门前经过到八宝山，一路上都是送行人们的哭声。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们家孩子都参加了追悼会。那时候我没去，因为我在医院里头。送葬那天，很多病号都冒着寒风跑到外面去，跑到301医院门口的马路上去看。我那个时候弄了一瓶酒和一点酒菜，和病友王鲁光一块喝酒，把酒洒在地上。我记得我一直在说，一面哭一面说，真是痛苦啊！痛哭流涕。我说：前一段历史过去了，我们面临的将是新的一个局面了。

　　“文化大革命”总理那么忙，他还在关心我的治疗，亲自批准我回京治疗，这也是总理做的好事，受惠的何止我一个人。

　　我父亲和周总理这份友谊真是伟大，世上难找的。伟大的友谊，世人难找啊！不只是法国那么艰难，上海那么危险，一直到战争环境下，到解放以后，这么多路线斗争，这样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么惊心动魄，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俩这种关系如果写篇小说，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邓小平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