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纠正歧视中医的倾向 消除中西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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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团结中医为重点，坚持中西医平等，认真纠正西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坚持中西医并重，积极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同时，努力推动西医学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通过中西医结合为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闯出一条道路。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人民保健事业发展，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卫生政策；中医药事业；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

　　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推动中西医团结合作，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为革命事业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继续坚持、贯彻这一方针和政策，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从实际出发促进中西医团结，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有1亿人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万人。乡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疗。天花、霍乱、鼠疫等16种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数死于传染病。妇女、儿童健康得不到保障，每年死亡产妇20余万，婴儿280余万。由于长期革命战争需要和从旧政权接收等原因，卫生工作队伍以西医为主体，但西医力量非常薄弱。全国正式西医不到2万人，护士1.7万余人，助产士1.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县乡基层卫生机构极为缺乏。（参见张学文编著《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1—16、41、37页。）单靠西医队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巨大需求。与西医力量严重不足相比，中医人数粗略估计有几十万，不完全统计也有9万多。（参见《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页。）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与西医形成互补。医疗卫生的严峻形势和中西医队伍的实际状况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中医，与西医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发挥作用。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就提出，为了与旧社会造成的不知卫生的愚昧及疾病疫疠的严重情况作斗争，必须把中西医团结起来，要“团结并教育全国可用的医生、护士及一切卫生人员，改造旧医生，使他们都能为中国人民的卫生、防疫、医疗、助产等工作服务”（《周恩来文化文选》，第52页。）。《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新中国要“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团结中西医问题非常重视。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指出：“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今天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是：广大群众患了病没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共产党不是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变成医生。现在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医生”，“因此，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出来，把消极因素去掉”，“中医是要改造的，但首先是团结中医，因为只有接近了他，才能改造他”。（《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693页。）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就团结中医问题指出：“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1955年10月，周恩来接见外宾时说：“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07页。）

　　二、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消除中西医矛盾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但部分西医出身的卫生工作领导同志在思想上对中医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参见王斌：《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东北卫生》1950年第9期。）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既然产生于古代（主要是封建时代），其落后是必然的。只是西医数量太少，为临时应急，卫生工作才非有中医参加不行，最终必然以西医代替。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参见贺诚：《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9日。）中国将来的医学只有一个，这个科学医学一定会以苏联的医学思想为领导，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参见吕嘉戈编著《挽救中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这些思想认识造成卫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视中医问题出现。1951年中央卫生部发布中医管理法规，其中《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进修班的规定》要求中医进修内容主要为西医理论和预防医学，教学方法要结合并批判中医学术的旧经验，启发学员探求新观点和方法。（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卫生部中医司1985年内部版，第24—25页。）结果使不少进修中医动摇了对中医学的信念，仅长春一地就有43％的进修中医转为西医。根据《中医师暂行条例》，在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审查的华北区68县，90％以上的中医被认为不合格。（参见任小凤：《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的政策上的错误》，《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0日。）《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要求中医考西医内容，结果天津考取者仅占投考人员的十分之一。1952年，有的卫生管理部门提出“毋须培养新中医”，并着手裁撤中医学校，引发中医界强烈反弹。广州中医专门学校学生罢考抵制。广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中医学校联合向中央反映，称“卫生部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专政”。（《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46页。）

　　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要求西医必须纠正对中医的态度。在团结中西医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对双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周恩来指出，“西医是外来的”，“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谓“西医中国化”，“就是要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693页。）“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页。）同时，周恩来要求中医也必须积极改造。“中医是要改造的”（《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3页。），中医能够解决问题，“理论上又回答不清”（《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6页。）。“中医科学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造中医“是中国当前实际所需要的”。（《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693页。）从中西医平等出发，周恩来反复要求西医要客观看待中医。1950年，在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所谓中医，“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阴阳五行来治病的。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页。）。1969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卫生界的西医迷信作了批评，指出：“西医学中医，心里总是不服气，格格不入，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就全部科学吗？它的局限外在形式的很。”（《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6页。 1970年10月，周恩来再次批评了西医对中医的歧视，指出要说服西医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下去很不容易。西医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讲科学，但是治疗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把某种病医治好，就是掌握了规律，就是科学。中医能够治好病，中医也是科学。（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01页。）

　　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还提醒中西医都必须注意破除门派、门户之见。周恩来指出：“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周恩来着重指出，在中西医团结上，西医要首先破除成见。“团结中医的主要责任在西医这方面”，“西医首先要团结中医，才能使中医感动，进而改造自己”。同时，中医也要打破顽固思想。周恩来强调：“过去是因为个人成见，中西医不免有些对立，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了团结的可能与必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3页。）1957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

　　三、推动西医学习中医，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

　　1954年，中央卫生部党组和中央文委党组先后就改进、加强中医工作向中央报告，提出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等建议，并把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作为解决中西医团结问题的关键。（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29—35、44—53页。）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报告，指出：“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是中央早已明确指示的一项重要的卫生工作方针。”“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42—43页。）

　　为贯彻中央指示，加强中医学习、研究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时开办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抽调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蒲辅周、关幼波等名中医都来讲课，取得很好效果。周恩来专门为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7页。）从1955年底到1958年，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组织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先后从全国抽调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青壮年西医师303人离职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15页。）

　　在建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根据名中医肖友龙、施今墨等人提议，中央决定筹建中医学院。周恩来对这一提议非常重视，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筹建过程中，卫生部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指示卫生部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参见《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1956年8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后，由于上马仓促，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很差。卫生部打算将学校搬到办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医界和学院师生不满，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北京中医学院一定要在北京办，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解决校舍问题，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周恩来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出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克服了困难。（参见张殿璞：《周恩来总理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1956年八九月间，四所学院相继建立。后来一度增至23所。同时，西医院校相继开设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中医带徒弟工作也全面展开，计划1956年到1962年通过师带徒方式培养中医48万名。（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84页。）中医药研究、教育工作迎来新的时期。

　　四、坚持中西医并重，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经过中央努力，1956年底卫生部废除了歧视中医法令，但轻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很难从根本上纠正。在加强中医工作报告中，卫生部仍坚持称中医为“旧医”。西学中研究班里，许多学员对中医存在严重抵触情绪和怀疑态度。多数人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无可学之处”。“原子时代还来学二千年前的东西”是“开倒车”，西医学习中医是“浪费人才，浪费国家人力物力”，甚至一些学员单位的领导也认为“去学中医多么可惜”。（《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16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一些人又提出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学派只能有一个，不能有百家等看法。（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81页。）

　　为进一步端正思想，从1955年开始，卫生部对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展开深入批判。随着轻视排斥中医思想被批判，中医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派别思想有所滋长。“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各部门纷纷“拔白旗”、“插红旗”，批白专道路，卫生部在中医问题上出现“左”倾错误。1958年9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会议没有分清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把如何估价祖国医学、如何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简单归结为政治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掀起对钟惠澜等西医专家的批判运动，挫伤了西医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88页。）1958年11月，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卫生部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会议片面抬高中医、贬低西医，提出要继续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思想。（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31页。）同时，会议所提出的“西医不懂中医就是半个医”，“两三年内实现中西医合流”等观点，引起了卫生工作思想更大混乱。（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88页。）

　　为纠正卫生部门在中西医问题上的错误，1959年1月，周恩来对卫生工作指示：“普遍号召中西医团结，西医学习中医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统一中国医学的捷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同时，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开会，针对卫生部在中西医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要求采取正面引导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的文章，澄清卫生工作思想的混乱。根据周恩来指示，卫生部配合胡乔木起草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02页。）1959年1月25日，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八个方面全面系统阐述了党的中医政策，强调必须团结中西医，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中西医并重。要努力推动、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团结和依靠中医，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社论号召：“在我们的医药学遗产方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1959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又明确提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4页。）

　　为进一步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2年3月，周恩来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但在纠正知识分子工作错误过程中，“卫生系统刮起一股反中医的冷风”。绝大多数西学中学员放弃了所学中医，不少人还受到冲击，纷纷反映“学了中医上了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中医在西医院被认为是“医院里的累赘”。很多中医怀疑中医政策变了，说“过去几年（1958—1960年）的好光景是回光返照”。（《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1962年5月，为贯彻中央精简精神，国务院文教办召开教育系统大会，提出高等院校要砍掉40%。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将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经中医司和教育司协商，保留12所。会议快结束时又传来消息，中医学院仍然只留5所。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紧急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砍掉中医学院对整个中医工作，对广大中医影响非常大。（参见《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第99、97页。）接到吕炳奎信后，周恩来在会议讲话中提出“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最后决定“中医学院不动”。（张殿璞：《周恩来总理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除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外，会后实际保留中医学院21所，使初具雏形的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1969年，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中医学院还要办。”（《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5页。）

　　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毛泽东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1958年，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信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班、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和理论家作为一件大事办理，“不可等闲视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2月，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以及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0—711页。）

　　尽管党中央和周恩来不断提出要求，但卫生部门并没有将中西医结合指示贯彻执行好，尤其在全国迟迟没有找到中西医结合的典型。1969年8月，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此作了严厉批评，指出找不到中西医结合典型，原因在于“对中西医结合重视不够，提倡不够”，“卫生部没有认真抓”。周恩来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三种形式：“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这是一种方法”；“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这是第二种办法”；“第三种是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高级的”，并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种形式都要”。周恩来要求“要提倡西医大学中医，成为风气”。要使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强调“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参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5—726页。）

　　1970年前后，周恩来又多次谈到中西医结合和新医学问题，要求中西医要融会贯通，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77页。）中医有很好的传统，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中医有科学性的一面，西医也有缺陷。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共同发展。

　　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经过多方筹备，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会前会后亲自领导，从会议日程、要解决的问题到典型经验介绍、具体规划都亲自过问，并多次约见卫生部负责人，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2月8日，在同卫生部负责人谈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对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的针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进，不要保守”。（《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30—731页。）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恩来发出号召：“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32—433页。）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时，又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37页。）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际需要出发，以团结中医为重点，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中西医方针。他坚持中西医平等，认真纠正西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提倡破除门户之见，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西医要中国化，中医也要科学化。他坚持中西医并重，积极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同时努力推动西医学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通过中西医结合为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闯出一条道路。周恩来对团结中西医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人民保健事业发展，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樊学庆，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