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当前的一个热点。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近５０年历史的一个重大方面，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近５０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所经历和参与创造的历史，他们的欢欣和痛苦，他们的施展和磋跎，他们的追求和迷惘，他们同人民一起进行的奋斗和牺牲，他们为民族、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历史的基本方面，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事业的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认同。

　　历史又深含矛盾，多经曲折。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成功和正确，也有严重的失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尖锐地指出：“要坚决扫除长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正确和错误，相互消长，又相互交织。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１９５６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１９５１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①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

　　（二）周恩来的第一篇讲话，是1951年９月１９日应北京大学校长和一些教授联名邀请所作的、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的讲话。它的特点，不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而在周恩来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分，向广大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现身说法，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金岳霖晚年写回忆，记述了他对周恩来这次讲话的感受：“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来了”②

　　（三）周恩来第二篇讲话，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它的特点，则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

　　包含两个方面的适应：

　　一个方面是适应国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切需要，适应世界正处在新的工业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夜的迫人形势。过去，党主要是从革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而到１９５６年，周恩来代表中央要求全党，着重从建设的角度，从实现现代化和迅速改变科学文化落后状态的角度，从赶上世界、赶上时代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

　　另一个方面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刻变化。过去，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作两重分析：从经济地位上，承认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等，以取得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政治思想状态上，则认为知识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两重分析中，过去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要是着重第二重分析。而政治斗争，过去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属于革命动力的组成部分，不发生把他们视为革命对象的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不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两重分析的矛盾解决好，就可能出现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１９５６年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这个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份，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把过去的两重分析统一起来，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个结论，是周恩来亲笔加写到报告中去的。它至关重要，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础。

　　（四）然而，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问题当时没有透彻解决。就在同年９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前些年，我曾问胡乔木，为什么八大报告没有重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的新结论？乔木也记不大清楚，但他记得，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会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查了中央政治局于这一年２月２４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不过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一方面确认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没有重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而到１９５７年以后，知识分子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五）周恩来第三篇讲话，是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用现在的术语，就是拨乱反正，用当时的术语，就是纠正几年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向。在这里我想稍微多说一点这次讲话前后的情况。

　　１９６１年我国进入调整时期，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领域，调整，首先的和共同的，是纠正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向。表现在中央的决策和文件上，先是在《科学十四条》、聂荣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和根据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文件时的意见而起草的中央批语（７月１９日发出）中；接着是在《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９月15日发出）中，以及正在酝酿的《文艺十条》中。但是这些文件都还没有触及那个根本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制订的工业“七十条”倒是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③但是，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

　　不过，随着中央制订和要求全国贯彻执行这些条例，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普遍提出，是势所必至的。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１９５６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这一年９月２８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座谈会上，陶铸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④，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１１月，中宣部的内部刊物以《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题，反映了这一重要动态。其中说：“十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

　　这件事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六）１９６２年春天的广州会议（其实是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和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面对的正是在中南地区已经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

　　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简报工作。会议按刚刚开完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地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纠正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的偏向，成为会议的一大主题。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在会上激动地提出：为什么现在还把我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的人很多。这些情况都登在会议的简报上。周恩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

　　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等人）征求意见。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今后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粮票”。科学工作方面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于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周恩来３月２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到，但是，指出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围，重提６年前知识分子会议的“初步估计”，强调１２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

　　对于这篇讲话，会上反映热烈，大家极其拥护，又感到还有意犹未尽、话犹未透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于３月５日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３月６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３月６日的会议上，陈毅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１２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您们行‘脱帽礼’。”

　　周恩来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准备即将提交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这个报告中明确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１２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

　　（七）然而，同１９５６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情况相似，这个理论和政策问题当时仍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在高度评价周恩来广州会议讲话的地方，胡乔木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⑤

　　在１９６２年９月“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同志提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表示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的意见。不过，他没有多谈，会上也没有多讨论。会议公报中，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上“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重戴“资产阶级”之“帽”，相关的文字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

　　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仍然赞成广州会议上的意见。争论另一方的意见，以这样一篇讲话为代表，这篇讲话认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的下半年和１９６０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⑥

　　１１月２６日，陆定一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他还引用刘少奇在关于宪法的报告上讲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论据，说：“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邓小平表示支持，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不下传。”⑦

　　虽然有了这个正式决定，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学术文化领域各种过火批判的日益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一般地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这些领域，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知识分子、从学术文化领域开刀的。

　　（八）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才真正实现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发展和新问题，属于党的另一段历史的研究范围，这里不作讨论。只讲一点：周恩来这三篇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文献，为新时期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准备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

　　注 释：

　　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平装本），第３７７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页。

　　③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９９６页。

　　④见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８-３４３页。

　　⑤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平装本），第３７７页。

　　⑥这篇讲话是根据我的笔记本中的记录写的，记的是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２日陆定一在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所说的“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指的是中宣部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这个材料反映这个教研组党支部有一些不正确认识，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等等。“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是指教育部门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已划为右派的更不能提升。界限划在“中中”的中间，“中右”被划到敌人一边去了。

　　应该说明，陆定一虽然曾经不赞成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但他那时是坚决主张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直至“中右”知识分子的。为了体现这样的团结政策，陆定一建议把当时作为“中右”标兵的傅鹰教授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被打倒，中宣部被称为包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阎王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周总理的敬佩和对自己的批评。文章中说：“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听党的话，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陆定一认为，周总理着重看知识分子为谁服务，而不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陆定一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在另一篇文章中，陆定一又说：“１９５６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上述两篇文章，见人民出版杜１９９２年版《陆定一文集》第６９７-６９８页、第７８０-７８１页。

　　⑦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１００７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