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 强调民族区域自治

　　周恩来有关民族问题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或者可以说，民族平等观是周恩来民族问题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既表现在国内不同的民族之间，也表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周恩来对民族间题最早的系统表述是他１９４１年６月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文。这篇文章在分析“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两个口号在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积极意义的同时，也通过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阐发表达了作者的民族问题观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周恩来在文中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了深入阐发，但他明确指出，国际间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对外方面的精华，而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又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对内方面的首要涵义。①因此，周恩来在这里表达的民族思想明确是以民族平等为基准的，而且这个基准在他以后的民族思想中始终没有改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加以论述。

　　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像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周恩来是从爱国走向革命的。周恩来在回顾自己青少年的历程时说过，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②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东渡日本、西赴欧洲，他与他的同学感到“一出国门，就觉得中华民族处处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很低，深感愤慨。”③周恩来深切地感受了民族危机的深重，他的经历使他有着极为浓郁的民族忧患意识，同时也使他有着为实现民族平等而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鲜明民族思想。这一思想早在他留学国外和投身五四运动时既已频频出现在他的言论和文章中，而在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最为激烈的抗日战争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处在被压迫民族的地位，它要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自求解放，尤其在今天，它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自力更生，从抗战中达到解放之路。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④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周恩来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民族思想是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相一致的。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除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外，周恩来的民族思想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唤起民族意识；实现全民族的团结；自力更生、独立自主。

　　民族意识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和利益的感悟。民族意识的觉悟是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标志，也是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周恩来讲道：“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⑤这里的“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实际就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总是首先发生在民族的先进分子那里，然后由他们向全民族扩展。无疑，周恩来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最先觉悟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意识最积极的唤起者之一。他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华民族，教育人民热爱中华民族。他常说：“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⑥他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期大声疾呼：“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⑦

　　民族意识是建立在对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强固的民族意识，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的树立。周恩来在阐发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时提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目前抗战中特别需要。中国的民族道德、民族气节应该发扬光大。⑧

　　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也是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前提。这一点在周恩来的民族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他多次指出：“我们主张除汉奸外，全中国人民都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就连汉奸除绝对坚决不愿悔悟者外，都应争取之，宽恕之。我们认为在中国，阶级利益并不与民族利益矛盾。除掉极端自私自利大发国难财的极少数分子外，任何阶级欲维持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日寇不打走，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⑨他在纪念辛亥革命２７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中国抗战，非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不能成功。”⑩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不但为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显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外国帝国主义需要全民族的团结，维护民族独立、实现民族振兴更需要全民族的团结。特别在当今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从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促进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主张，争取民族独立，主要的不是依靠外部力量，而是要自力更生。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他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外方面涵义的第一点解释就是“中华民族依靠自力更生，求得独立解放。”１１这一思想也贯穿于以后周恩来的整个外交思想中。建国前夕，他在论述党的外交方针时就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12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办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独立的表现，也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从无数带血的事实中得出的教训和经验。

　　总之，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独立和解放，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平等地位，这是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在对外方面的首要一点。

　　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主张国家平等和相互尊重

　　对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被压迫民族来说，长期的落后需要长期的奋斗加以改变。在此过程中，它仍然需要同帝国主义的各种阻挠破坏作斗争，需要同各种具有自身利益的外国或外国集团打交道。因此，获得独立以后怎样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各种对外民族思想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由于作为共和国总理和长期主持外交工作的特殊身份，使得周恩来民族思想在这方面的内容十分充分，而它所体现的仍然是民族平等的基本精神。

　　首先，周恩来极力主张维护中华民族在国家关系上的独立和尊严。建国之初，周恩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了六项外交方针，其中第一条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毛泽东在建国之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六项方针的第三条则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3这些比喻很恰当，且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它充分显示了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方面的坚定立场和严正态度。

　　其次，基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周恩来不但为维护和保卫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竭尽全力，而且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主张国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讲道：“我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是统治世界的特殊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被统治者。我们也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优越观念，或人种优越观念，因为他们认为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或其国内的有色人种，都是劣等民族，或将被淘汰的人种。”１４周恩来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中国人民反对一切压迫其他民族的非正义行为，同情和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解放以后更反复陈述了这一观点，并为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而作着不懈的努力。更有意义的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由他和印度及缅甸领导人共同倡导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如今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家关系准则。这是周恩来为实现国家关系方面的民族平等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就上述而言，周恩来国家关系方面的民族平等思想似乎并未超出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思想范畴，但周恩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决没有停留在这一点，因为他在国家关系方面的民族平等思想始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建国初期，他在阐述我国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时，所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处理党的关系、国家关系以及民族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马克思主义要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周恩来早就说过：“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向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15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总是在热爱自己的民族，维护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以博大的胸怀无私地支持和帮助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正义事业。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和其他一切民族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周恩来的上述思想也正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有别于其他民族主义平等观的根本所在。

　　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主要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主要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民族关系。但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被推翻，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实现，周恩来的民族问题思想就大量地侧重于国内民族关系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汉民族在人口、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汉族的统治阶级又较长时间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并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满、戒备、敌视和民族关系的紧张。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自己的民族纲领中始终将铲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反对和消除大汉族主义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解放以后，对此问题更是充分重视。这方面，周恩来的民族思想表现得十分充分。具体来看，他是从四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的：

　　１．“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16这是因为，汉族在历史上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提‘边疆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迫少数民族，这样就加深了民族隔阂。”１７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歧视使得大汉族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解放以后，虽然铲除了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治制度，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影响，汉族社会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不尊重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妨碍了民族团结，妨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总目标的实现。地方民族主义也是需要反对的。“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18

　　２．大汉族主义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则是不自觉的，要充分注意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周恩来多次讲到：“历史上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现在也还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不自觉的多，自觉的少。”１９“任何民族都有它的民族心理感情。汉族因为居于优势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是不容易体会的。”20“我们的干部，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大汉族主义常常会不自觉的表露出来。就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了，有时也不免会有一些疏忽。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性问题会变为全局性问题，即刻就会闯出乱子来。”２１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被压迫地位，使得他们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对涉及他们民族的问题十分敏感，经常表现出对于汉族的戒备和怀疑，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自然消除。而汉族同志如果对此不警惕、不谨慎，往往就会在不自觉中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因此，在各民族的相处中，“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这样少数民族也就会跟着汉族的样子做，各个民族就会真正自愿地合起来。”２２反对自觉的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和警惕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这是周恩来严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他切实揭示了当时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而这种揭示至今仍不失儆戒意义。

　　３．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现在我们应“代为受过”，向少数民族赔不是。周恩来多次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原来是居住在中原的，后来汉族逐渐发展，就把他们挤到边疆去了。汉族人口多，所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好，经济、文化也比较先进，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样汉族就逐步地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3而汉族统治阶级又长期地掌握着中国的政权，对少数民族实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近代以来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更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24周恩来的这些论述符合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一条原则：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社会上实际形成的不乎等。它也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４．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周恩来对此讲的很清楚：“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两种民族主义。”“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批评。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的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25共同目标和团结这一点十分重要。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应该时刻牢记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时刻不忘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管批评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大汉族主义，都应该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团结统一、从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一共同目标出发。“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26今天我们重新温习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依然感到具有十分重要的教益意义。

　　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强调民族区域自治

　　政治权利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首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尤其重视对被压迫民族和处于少数地位的民族政治权利的尊重。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制度。周恩来是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创立人之一，而他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关论述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方面理论的经典之作。周恩来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篇文章：《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１９５７年３月）和《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１９５７年８月）。这两篇文章透彻地分析了我国实行这项制度的特点、必要性和意义，也是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的重要内容。

　　民族区域自治首先是建立在对少数民族应该享有政治平等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基础之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政治权利，但在不同的国家这种权利的实现各有区别；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实现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正确选择。周恩来从我国和苏联的对比中详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自治共和国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与两国的历史有关，也与两国革命的背景有关。“俄罗斯在 １９世纪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这个俄罗斯政权统治着。这是一种殖民统治。而且，当时俄国的各民族都是一个一个地各自聚居在一块。中国的历史同当时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内地更是如此。汉族曾经长时期统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中国民族多，而又互相杂居，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因为要构成一个民族共和国，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要聚居。”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所以必须摧毁旧的殖民地关系。为了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联合起来，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生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之下。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和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27这里，周恩来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我国为什么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学习苏联，实行民族联邦制的原因。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基础。我们正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找到了实现民族政治权利平等的最好途径。周恩来对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充分论述和强调，是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在此问题上的充分展示。

　　但是，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不仅是实现民族政治权利平等的终极目标，作为一种政策、一种制度，它更多地是一种实现民族团结和繁荣的手段。如同反对大汉族主义最终是为了促进民族团结一样，周恩来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论述，也强调了它的归结点的问题。周恩来反复说明：“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立、民族‘单干’。”28“我们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做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好处。”２９可见，在周恩来的民族思想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归结点就在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离开这个归结点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不可能正确执行这一政策。这一点，是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极重要内容，我们对此不可有丝毫忽略。

　　真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促进中华民族共同繁荣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行，从政治上保证了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实现，然而，由历史原因和自然状况造成的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大多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与汉族和汉族聚居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由此，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也是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的重要构成。他多次指出：“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这就是错误。”30

　　汉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和繁荣发展的共同目标，使得汉族帮助少数民族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环节。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说：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各个民族不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比较先进的、居于多数地位的民族有责任帮助比较落后的居于少数地位的民族，使大家一起进步，共同发展。”31兄弟民族地区的开发劳力少，技术条件不够，没有汉族的帮助，不可能单独发展，等等。正是在周恩来和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领导组织和政策协调下，几十年来汉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少数民族地区当今的进步离开了汉族的支援是决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帮助从来都是相互的。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少数民族需要汉族的帮助，汉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周恩来也多次讲到：“人们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各占一条。所以，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32

　　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和各民族互相帮助都是为了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繁荣的时期。但如何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周恩来当时即已提出了改革的问题，“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３３当然，５０年代民族地区的改革主要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和今天的改革有所不同。但今天的改革是昨天改革的继续和深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中心，我国的民族问题更多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昨天的改革主要在于打破和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少数民族中被压迫的劳动阶级；而今天的改革则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更快发展，努力缩小和先进地区的差距。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因此，周恩来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的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 释：

　　①、④、⑦、⑧、⑨、⑩、11、14、１５《周恩来政论选》上册，第３１２页、第３０６页、第 １５８页、第３１１—３１２页、第３１０页、第２２７页、第 ３０６页、第３１８页、第３１８页。

　　②、③《周恩来传》上，第１０页、第６３页。

　　⑤《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６２页。

　　⑥、１２《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３２３页、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１３《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６９０—６９２页。

　　16、17、１８、19、20、２１、22、23、24、２５、27、28、29、30、32、3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３６２页、第３３６页、第３６３页、第３４１页、第３３７页、第１９１页、第３３８页、第３３５页、第１９２页、第３６４—３６６页、第３６９—３７５页、第３７７页、第１９４页、第３８３页、第３０８页、第３８４页。

　　26、31《民族工作的成就和任务》第１９３页、第３０８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