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及其对上海建设与发展的指导

　　上海，是周恩来生前有重要活动的城市。建国后，他是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从社会主义大局出发，始终关注并亲自指导这个全国第一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带头的先进城市。①对此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与指导原则。这些思想、原则与上海人民的实践相结合，已凝聚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中国的基本国惰出发，确立沿海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充分发挥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率先在党内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许多新思路。合理调整工业布局，恰当地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②

　　作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周恩来，经过调查论证，把毛泽东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的思想，落实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工作中去。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生产力分布问题时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我们在内地进行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原材料、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可以说，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④

　　周恩来提出的“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是依据中国具体情况而得出的正确结论。首先，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它们地理位置优越，工人阶级集中，技术力量雄厚，轻重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都较好。据统计，占国土面积１２％的沿海地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７０％。当时国内供应的设备、材料和大部分轻工业品都是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生产的。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１／３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有６０％是上海生产的。其次，内地的工业建设，需要沿海城市输送技术、人才、资金。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仅上海支援内地和重点工程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政工干部就达２１万人。另外，中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面广，生产成本低，工业利润高，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２０％；５年内上海财政收入达１７７亿元，其中９０％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再次，“一五”时期与沿海工业基础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对沿海工业采取了限制发展的方针。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新生的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这就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当时上海４０种主要工业产品设备使用来看，除重工业方面设备利用率较高外，３５种产品的设备利用率均在８０％以下，其中有１６种在２０～４０％之间，利用率在２０％以下的有８种，抑制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其它沿海城市也有类似情况。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１９５５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党中央及时地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针对这一重大变化，周恩来在总结“一五”教训时指出：“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⑤ “出发点”的观点一经确定，上海势必成为周恩来最关注的城市。１９５６年７月，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贯彻中央精神，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对这一方针给予充分肯定。不久，周恩来对如何充分利用近海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应该注意合理性，避免盲目性。这种合理性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地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生产技术和运输方便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⑥周恩来的这一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充分利用什么，怎样去合理发展。

　　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指导下，上海通过对原有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在利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必要的改造和扩建，使上海工业建设迅速发展。

　　周恩来不但肯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并在上海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给予许多支持，使这一方针焕发出更大的作用。１９５８年经国务院讨论研究，周恩来亲自批准，将与上海毗邻的江苏省所辖的１０个县划归上海市，为上海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区和卫星城镇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保障全市人民的生活供应、后勤服务，提供了物质基础。交通是实施城市功能的基本条件。为了解决上海浦东、浦西过江难的问题，周恩来亲自过问上海第一条黄浦江隧道的建设，并到实地视察，对隧道的进出口及长度、高度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打浦桥越江隧道于１９６５年动工兴建，到１９７１年建成通车，实现了浦东、浦西地下沟通的梦想。筹建上海地下铁路工程，从５０年代一开始，就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注，他亲自视察了施工现场，并对地铁建设者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了“地方出钱，中央帮助，每年搞一二公里”的设想。上海钢铁工业的发展中更是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他曾几度视察钢铁企业，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他为了解决上海炼钢缺铁的困难，排除干扰，亲自过问梅山工程。

　　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不但改变了工业结构，而且焕发了青春，发展成为全国的钢和钢材生产基地，重要的电子仪表、汽车、机械、无机及石油化工等基地；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起到了内地建设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根据地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所作出的积极利用上海特有的地域优势、人才优势、经济基础优势，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决策，可以说，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进上海工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工人阶级更是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上海工人阶级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并寄予殷切的期望。周恩来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曾深情地说过：上海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有各方面的专家，希望上海成为带动全国的先进城市。⑦

　　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就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明确指出：“在城市，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它是先进的阶级，它能够创造社会，创造出新的力量来，它能够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来改造城市。”⑧

　　上海刚解放的一段时间里，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是要改变半殖民地的经济组织；二是要克服美蒋对上海封锁轰炸造成的困难；三是要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虽然这些困难是严重的，但周恩来认为毕竟是革命胜利后碰到的暂时困难，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还是可以克服的。周恩来说：对城市“原封不动地接收是比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进一步管理就难得多。”“中国的半殖民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像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用外国的运输工具运到外国市场去推销，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加上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我们会看到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特别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费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关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人失业。”针对这些困难，周恩来指出：“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周恩来向工人阶级发出号召：“我们要准备迎接和克服这些困难。”⑨周恩来密切注视着上海的情况，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６日，批发中共中央致各地区财委电，指出，中央委派陈云到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希望会议能“找出一些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在经济恢复时期，上海碰到的困难与矛盾，归结起来就是“四面八方”的问题，即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的问题。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些困难与矛盾呢？周恩来指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解决劳资问题，就是为了工人得利，同时也要使资本家生产有利润。假如资本家垮了台，工人也就失了业，这样对工人也不利，为了工人也要解决资本家方面的问题。”在城乡关系上，周恩来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城市的工业发展了，才有力量领导乡村，我们的政治任务才能实现。”１０上海工人阶级将周恩来的指导思想，认真地落到实处。上海解放时，全市有私营工厂２０１６４家，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８３．１％，但大多数私营工厂陷于困境，开工率只有２０～３０％。一方面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另一方面工人自愿降低工资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使私营工厂逐步走出困境，不仅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且还获得恢复时期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恢复时期克服困难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在经济发展时期同样要依靠工人阶级。１９５６年７月，周恩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眼见的是工人们干劲十足，但操作的设备非常落后，他希望工厂领导依靠工人群众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事隔两年之后，当他再次视察上海钢铁企业时，他被发生的变化所吸引，高度称赞上海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在上钢三厂，他充分肯定了用小机床加工中板轧机大机架的技术改造成果，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精神。”得到周恩来肯定的这一精神，很快在各条战线推广，于是，在全市掀起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在永鑫钢管厂，周恩来看到一个弄堂小厂自制土设备居然能加工出无缝钢管，他称赞说：“这是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上海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人深受鼓舞，发扬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大地焕发了自己的积极性。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上海曾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

　　当历史进入到９０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样对上海、对上海人民充满希望：“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１１“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１２从周恩来“希望上海成为带动全国的先进城市”，到邓小平“上海是我们的王牌”、上海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充分说明两个伟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期望。历史也向这两个伟人作出了回答，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不辱使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作出了上海人民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倡导“全国一盘棋”

　　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把实现全国范围的大协作誉为“全国一盘棋”。他指出：“要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尽可能满足国家需要。”13“全国一盘棋”，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周恩来考虑问题和指导经济建设的出发点。

　　“全国一盘棋”在上海的具体体现，就是：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市区的粮食和副食品，基本上是依靠兄弟省市支援的。上海刚解放时，城市粮食、煤炭供应的缺口很大，中央通过全力协调，四面八方支援上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首批粮食就运进上海。由于全国支援，在上海解放初最困难的日子里，从未发生过缺粮的情况。煤炭是运入上海的最大宗的物资，解决煤炭的关键是交通运输。周恩来指示恢复淮南的铁路，“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14为利用长江航道组织水陆联运安徽煤炭抵沪，当时采取果断措施把山东境内一段长１２０公里的铁轨搬到安徽，开辟合肥至裕溪口的淮南路段，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０日通车，保证了上海的用煤供应。除了粮食、煤炭的支援外，还陆续以华北、西北、华中、苏北、浙江等地，调运棉花等工业原料供应上海，以保证上海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１９６０年夏天，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当时上海严重缺粮，根据上海和各省协商的数字，大约还缺粮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万公斤。周恩来了解这个情况后，立即同意再帮助解决５０００万公斤，并请华东各省多支援一点，亲自找几个省的负责同志具体商谈。鉴于交通不便，运输尚有困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华东调粮指挥部，并由解放军部队出动数百辆卡车，把分散的粮食集中到铁路线上，以保证运抵上海。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３日，周恩来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为保证当时的棉花生产，强调指出：“上海纱厂靠上海、江苏还不够，要加上浙江，还有别的地方帮助。”15

　　对于上海支援全国，周恩来同样十分重视和严格要求，明确指出这是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年上海支援全国，一是物质产品，二是建设人才，三是迁厂迁店，四是教育科技事业。

　　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经过国营商业部门调往全国的工业品总值，就达２００亿元左右。这个时期，上海还为各地发展纺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等工业以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设备。

　　上海支援兄弟省市的建设人才，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达到５０万左右。当时调往各省市的技术工人约占全市技术工人的１／５。几乎全国所有在建的重点工程中，都挥洒着上海支援职工的劳动汗水。６０年代初，上海按照当时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约有一千多家工厂有支内任务，全部或大部迁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地。

　　５０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紧张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考虑，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注下，中央决定对沿海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院系调整，上海部分大学随之陆续迁往内地。交通大学准备全部搬到西安。当时交通大学要全部搬迁确有实际困难，会直接影响某些正在进行中的科研项目。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周恩来的重视。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周恩来亲自召集上海市、陕西省和高教部的同志开会，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最后由他决定把交大一分为二，在上海与西安同时办两所交大，并指示对迁往西安交大的职工及其家属做好各种安顿工作。如今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都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重点大学。这是周恩来正确决策的结果，也是上海在教育科技事业上对全国的一种支持。

　　除此以外，上海是上缴国家利税的重要城市，每年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在上海单位的上缴数），约占全国总收入的１／６，这是上海人民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倡导的“全国一盘棋”思想，着眼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局，通过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互相支持，以达到全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体现了周恩来在处理全国各地关系上的卓越才能和领导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当前，中共上海市委在领导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实现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过程中，继承发扬了“全国一盘棋”思想，打“中华牌”，吸引全国各地共同来开发开放浦东。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实事求是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也是他领导经济工作的一贯思想。

　　１９５７年周恩来在上海向工商界人士谈香港问题，可以说是周恩来一切从实际出发指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香港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９５６年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工商业者在香港的企业怎么办？对以后的香港应采取什么政策？已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位置。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作了这一讲话。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在如何对待资本家在香港的产业问题上，周恩来态度明确地认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邓小平在８０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在如何更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基地上，周恩来从全局出发，指出，一要掌握好政策，二要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他说：“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１７

　　坚持实事求是，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其根源就是有悖于实事求是。１９６２年２月３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大跃进”年代出现的浮夸风和说假话的现象，重申了实事求是，指出：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周恩来强调指出：“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18

　　周恩来在上海深入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出结论，有些事已镌刻在上海的历史上。如１９６３年５月１日，我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首航日本时，不幸途中沉没。此事发生后，国内震动很大，引起国际上密切的关注。对于沉船的原因，船员众说不一。我国有关部门根据沉船报告，起草了一个声明，将此事归咎于某国。这个声明送给周恩来审批。周恩来阅后觉得事关重大，原因不甚明确，有进一步核查的必要。５月１３日，周恩来专赴上海主持召开调查会议，并决定进行实地探测。经过１４昼夜的搜索勘探作业，终于查清原因，系触礁沉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精神。

　　在上海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希望上海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重大的贡献是什么？”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业秘书的顾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为我们绘制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规划了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阐明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的辩证关系，开辟了一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１９

　　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深化过程。１９５４年９月，在一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在这里他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摆在首位的是“现代化的工业”；他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后来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曲折之后，针对我国农业还没有过关的现实，改变了以工业化为根本目标的提法，完整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９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讲话，首次公开发布：“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讲话将农业现代化的位置提到第一位，并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还强调了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0

　　历史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回头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更加显示出周恩来这个讲话的意义。

　　首先，肯定了我国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点现在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今天我们致力于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次，指明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周恩来在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中，综观世界发展趋势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他认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21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对如何实现科技现代化，进行了具体而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主要要求。由于以后的历史原因，周恩来的这一重要的指导原则，没有能一以贯之，丧失了“文革”中十年宝贵时间，使我们与世界科技的距离拉大了。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他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对上海寄于厚望：“上海，作为我们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的成绩。”上海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约占全国半数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众多著名的科研人员。到６０年代初期，上海已初步形成了能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科研体系，开拓了若干新技术领域，培养壮大了科技队伍，研制了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高、精、尖”的产品。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上海的科技发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１９６３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把上海建设成我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这就进一步把发展科技放到了重要的位置。１９６５年初，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特意抽出时间，专门听取了制订上海科技发展规划的汇报，并亲自建议加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新型炸药、高级染料和高效避孕药等三项新技术，使上海科技发展规划的新技术达到１８项。和平利用核能，是我国发展核事业的目的之一，也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就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要搞核电站。在接见上海市代表时指出，要解决上海的能源问题，从长远看要靠核电，上海要建核电站，我支持你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７０年初，上海成立专门负责建造核电站的“７２８”工程领导小组，开始了核电站的设计、筹建工作。上海核电站工程的进展情况，始终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先后三次在北京听取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并反复强调要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原则。１９８３年６月１日，由周恩来生前亲自批准的上海秦山核电站正式动工，经过近千家单位协作，上万名科技工作者的８年努力，终于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建成，并网发电。它的建成，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站的历史，使我国成为继美、英、法、前苏联、加拿大和瑞典之后，第七个能够独立设计、建造的国家。上海也成为我国设计、研制核电站设备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５２８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８５—８６页。

　　④、⑤、⑥、⑧、⑨、⑩、13、 14、 15、 16、 17、 1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２９７页、第 ２８２页、第２９７页、第８—９页、第 １３—１５页、第９页、第 ６２３页、第 １４页、第 ６２３页、第 ３５２—３５３页、第４３７—４３９页、第５０３一５０４页。

　　⑦ 引自《滚滚浦江水，难诉思念惰》，载自１９８９年３月 ５日《解放日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５５页。

　　12 引自《邓小平同志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１９９３年１月 ２３日《人民日报》。

　　18《世界伟人周恩来》第１０８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５９—１６０、１８１—１８２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