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忠诚品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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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并强调他“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始终”意味着一以贯之、险夷不变、终身坚守；“绝对”表明无条件、高度自觉、毫不含糊。周恩来坚如磐石的忠诚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共同寻找答案。

在艰辛的探索追求中孕育而成

忠诚的力量源于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而政治信仰关乎主义、政党和领袖的信仰，决定忠诚的价值和意义。

周恩来对主义、政党和领袖的认可，经过了曲折的探索、比较和抉择过程。

对此，他曾有这样的看法：“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 1920年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通过对日本、欧洲社会现实的广泛考察，对《新青年》《贫乏物语》《共产党宣言》等流行刊物和经典著作的深入研读以及思想的碰撞和理性的思考，他最终确信“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坚定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为追求信仰、实现理想，周恩来1921年春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尽管他参与筹建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当初仅有5人，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也只有50多人，在国内上百个形形色色的党派组织中力量弱小，当时无法想象28年后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一个执政的大党，但周恩来认定共产主义后，抱定对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目标的信心，初心不改，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献给党。

中国革命征途漫漫，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的人物不断涌现，有开创性人物，引领潮流；有应时性人物，名噪一时；有过渡性人物，承前启后。周恩来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与其中一些重要人物有过深度交往和密切合作。从广州到武汉，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从遵义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他始终置身党的中央舞台，以博大的胸怀和超人的睿智，审时度势，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不遗余力地推举、支持毛泽东，心悦诚服、始终不渝地追随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而成

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是磨练意志力的最有效手段。在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中，无数先烈用生命书写了血染的风采，在烈火中永生。

周恩来说自己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人”。他深知，革命道路坎坷，斗争艰险，要取得胜利必须付出血的代价。在一次次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中，他的人生信念愈发牢固，忠诚品质愈发坚定。

周恩来的一生波澜壮阔，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惊心动魄，极具传奇色彩。1925年，广州的廖仲恺遇刺时，面对复杂严峻和危机四伏的局势，他从容应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面对蒋介石的屠刀追杀，他周密部署，枪响南昌；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他力挽狂澜；南昌起义南下和长征过草地中，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重病缠身，他从容不迫；1937年，在劳山遭遇土匪袭击时，面对寡不敌众、险象环生的危局，他机智脱险。

周恩来在战火中成长，在血泊中重生。然而，许多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则遭遇不幸，有的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牺牲在硝烟弥漫的疆场上，还有的为了掩护他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中。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场面，一桩桩悲壮的往事，令周恩来刻骨铭心。他时常 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坚定不移地表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在革命熔炉的锻造中淬炼而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在曲折中成长，它的成员也历经苦难和艰辛，倍受磨砺。

周恩来旅欧归来，就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尤其是在无数次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紧要关头，他勇立潮头，接受政治历练、经受党性锻炼、磨练革命意志，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极“左”路线的主导下，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周恩来受到错误批判，成为被集中批判的对象。面对白色恐怖以及党内分裂倾向蔓延的错综复杂形势，周恩来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主动承担责任，耐心做好有关同志的工作，缓解了党的内部矛盾，化解了四分五裂的严重危机，为维护党的团结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和智慧。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经过湘江战役，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观点对峙。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态度鲜明，与博古、李德等人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竭力主导会议的走向，主动作自我批评，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参与红军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思想教育运动。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要求，在南方局认真组织学习教育活动，并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有关情况，指出“重庆办事处及报馆高级学习组已进行学习约16次，每周9小时，从未间断，并已开始研究党史”。1943年7月回到延安后，他迅速投身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自觉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撰写了5万多字的笔记，作了5次长篇发言，为统一全党思想、增进党内团结起了表率作用。

1956年，周恩来从实际出发，主张反冒进，却蒙受委屈。在后来总结“大跃进”教训时，为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各种纷争，他依然主动承担责任。“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以博大胸襟，隐忍坚守，苦撑危局，以羸弱之身呵护着共和国大厦。

一次次挫折，一番番磨砺，周恩来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过硬的政治定力，愈挫愈勇，意志品格更加牢不可破。

在长期高度自觉的党性修养中内化而成

党性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本和忠诚之基，而党性修养需要长期坚持、高度自觉。

周恩来投身革命后，高度重视自身修养，加强自我改造，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座右铭，“日三省吾身”，对自己严格要求，始终保持昂扬的正气和锐气。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一如既往地做到逆境中不气馁，面对各种诱惑不为所动，面对委屈、挫折和挑战百折不挠、勇于担当，面对艰难困苦毫不畏惧、毫不退缩，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就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旅欧期间潜心阅读《共产党宣言》，在广泛考察国外的社会现实中辨析真理。在风雨如磐的战争岁月里，他在马背上、油灯下孜孜以求，读经典，学理论，补充政治营养，用先进思想武装自己。他还倡导和力行“从无字句处读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向领袖学，知行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撰文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既是对青年一代的启发引导，也是自身多年学习感悟心得的交流分享。

对党的组织生活，周恩来一贯身体力行，自觉参加。红军长征期间，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依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活动。有一次，他问党小组长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没有开党小组会。魏国禄回答说，小组会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我是党员，应该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严格自律，是周恩来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特色。在不同历史时期，他都从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高度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自己45岁生日这一天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他结合实际，从严要求，从解决现实问题入手，提出“抓紧学习”等7条细则，并强调：“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又给自己订立《党员守则》，包括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等6条规定，言简意明，针对性强，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警示和规范自我，率先垂范。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周恩来提升自我修养的基本路径。他长期身居高位，功绩显赫，但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以谦虚的态度、坦荡的胸怀反省剖析自我，在经常不断地总结教训、检视问题中厚植思想根基，坚定政治立场。1949年4月，周恩来坦言：“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党龄了，还是犯过许多错误，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有同志建议他写本书，他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让活着的人们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周恩来把初心镌刻在誓言中，把信仰融化在血液中，把忠诚落实在行动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成为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