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因何说“如果说海外关系，我最多”

　　我国的尖端科技事业，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1962年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到1974年周总理病重住院，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共主持了40多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他对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是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培养、专业队伍的聚集和思想建设；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组织项目攻关、各个方面的协调，到每次试验的通盘部署、具体组织，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他对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卓越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 组织专门机构，汇集优秀人才，指导思想建设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斗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者乞灵于核讹诈政策，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受到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同志纵观世界风云，瞩望人类前途，看到要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消除核恐怖，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因此，他对一位夸大原子弹威力的外宾说：“原子弹威力再大，无非是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有什么可怕。”他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大跃进” 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3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人民生活困难严重，边境上又遭到外来的武装侵扰。此时，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所有的中苏经济技术合同，使我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原子能工业更是首当其冲，从1959年6月开始，苏方就已停运各种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而美国早就对我们实行着严密的封锁。

　　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来不对任何压力屈服。面对这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吹响了向尖端科技高峰攀登的号角。

　　1962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向党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报告中引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1964年做好爆炸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设想，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

　　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11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指周恩来同志）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

　　从此，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又肩负起一项新的重担--领导我们开创尖端科技事业，并很快就以高屋建领之势排除万难，走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中央批准成立专委刚刚几天，即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就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专委会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不久，指定我为专职副秘书长。

　　周总理主持召开的第一、二两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刘杰部长的汇报。会上，周总理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同时决定有些技术设备要由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其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专家是经周总理亲自审定或提名的。很快这批力量便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新战斗。后来，周总理又决定：从煤炭部抽调了矿山干部和一个100人的全套矿务局有经验的班子，又从其他工业部门划拨了几个重要工厂和一些研究力量。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等同志关于集中一代精英决心组建我国尖端科技队伍的思想。周总理十分重视这支队伍的思想建设。在专委第三次会议上，他针对二机部的“两年规划”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方法，强调地指出：“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即后来人们说的“三高”的要求。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很快就在二机部及其他国防尖端部门传开了，并且迅速得到贯彻，成为我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专委成立后半年左右，在核工业的各条战线上都形成了能打硬仗的队伍。这不仅保证了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成功，而且对发展我国核工业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 狠抓重点，带动全局

　　专委成立不到半个月，连续召开了三次专委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周总理就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重点。而那时林彪曾提出一个使人捉摸不透的口号，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实际上等于没有重点，或者把重点的先后放颠倒了。周总理明确了先抓原子弹，使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

　　在第三次会议上，周总理表示原则同意刘杰同志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主要内容是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总理为进一步掌握情况，以便最后下决心，遂指定专委办公室人员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同志带领下组成检查组，立即分赴二机部所属的院、所、厂、矿等第一线，进行全面检查。到1963年3月，就正式批准了“两年规划”，根据刘杰同志提出的计划安排严格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周总理一面肯定成绩，同时提出了如前所述的“三高”要求。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总理又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总理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做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沙尔图”（即大庆）经验。在作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总理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周总理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同志抓紧组建第二炮兵，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我们的导弹试验。回京后，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总理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专委第13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总理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14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3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说：“七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关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1967年9月，我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

　　1966年9月，周总理还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总理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14次专委会上，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3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1966、1967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三 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中央专委成立以后，周总理就明确提出，一面抓科研，一面抓工业试制生产，把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周总理这个思想指导下，尖端工业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飞跃。在事实面前，绝大部分同志都深为理解。

　　周总理一再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我们的九院就挂了两个牌子，既是“研究院”又是“制造工厂”。他还反复强调，要把理论研究与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同工人要合为一体，使原子弹的研制从理论设计、制造，到装配、试验的全过程，做到科技人员“一杆子插到底”，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这样做，对专委办公室乃至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有一次我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总理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总理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而微的要求教育同志们。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总理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专委小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同志，周总理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总理就这样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正确意见，保护了干部。

　　四“大力协同”，联合攻关

　　周总理在专委会上强调了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大力协同”精神，并对各部门提出要求：要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但对尖端部门则提出反对趁机多要的现象。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周总理都严格地取消了。对这种做法，大家都心悦诚服，因而对专委会定的任务，很自然都没有二话。那时，既打破了部门和地区界限，又出现了谁也不讲价钱的好风气，大家全力以赴，“大力协同”，效率很高。当时曾组织了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面落实了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周总理还指定：由张劲夫同志安排科学院组建卫星研究所；由赖际发部长安排建材部协助七机部建设固体导弹研究院。

　　在周总理关于“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思想指引下，我们还组织一、三、四、七机部、化工部的联合设计组，设计研制了固体发动机的装药生产线先进的成套设备。对此，周总理予以充分的肯定。实践证明，毛主席批示的“大力协同”精神和周总理倡导的“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原则，确实是正确的。

　　五 实行技术民主，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充分感受到周恩来总理知人善任，明察秋毫，他对尖端事业和科学技术问题具有惊人的理解力、记忆力和分析判断力，他在专委会议上提出许多与别人不同的意见，经过后来的长期实践，都证明是正确的。

　　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在我们党内堪称楷模，他善于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专委会议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有道理的反对意见，周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他还善于综合大家的好意见，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我们都乐于接受，而且敢于在周总理面前无拘束地谈自己的看法。有时也遇到已经决定了的事，在实践中碰到了问题，周总理总是说要实事求是，并及时修改补充原来的决定。

　　有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周总理听到这里立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周总理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带了几个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伟禄、谢光选、梁守槃、肖淦、崔国良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回来由七机部向专委会议重新做了汇报，一下就定下来了。结果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6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总理和赵尔陆同志又指定我们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们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周总理十分尊重科技人才，钱学森同志要从美国回来，是周总理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在实际工作中，周总理更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在专委会上讨论某个专题，就惜哪方面的专家参加，周总理总是细心询问和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在第一次核爆炸试验3天前，周总理让我邀请在京的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郭咏怀等几位核物理学家，乘坐张爱萍总指挥派回的专机一同飞往现场，观看了原子弹爆炸实况。周总理和张副总长如此周到地关心和尊重科学技术人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对待科技人员上，周总理坚决反对“左”的一套，他主张对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祖国服务就行，并指示要给他们以特殊的待遇，要求党员干部接近他们，关心他们。他还针对有些单位强调海外关系问题说：“如果说海外关系，我最多，连马歇尔都认得，怎么办？”他认为不能把有海外关系作为拒绝使用人的条件。他还说过，只要他们爱国就行。这些思想不仅抵制了当时“左”的倾向，鼓舞了知识分子的士气，而且对于现在做好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因陋就简

　　周总理总是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搞尖端事业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因陋就简。实践证明，这样做使我们的尖端技术发展得又快又好。

　　1966年10月27日，由聂荣臻元帅亲到现场指挥，在我国本土上成功地试验了全系统导弹核武器。不久又试验了我国第一颗氢弹，也取得了圆满成功。以前美国的导弹核武器是向大洋里的岛屿进行试验的，苏联是向北极进行的，弹道下面主要是海洋，风险小。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只好在自己的国土上试验，经过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两弹结合和研制氢弹的两项试验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经过这几次重大试验，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不同于美、苏的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新路子。

　　我们研究成功原子弹、氢弹以及相应的导弹，所用的投资比美国少得多，有的还不到他们的千分之一。我们的核工业，从矿山、采冶、加工直到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种各样因陋就简的办法。那时的研究院也是非常简陋的，科学家不得不把楼梯下的空间和各楼层的走廊、厕所改作研究室和废物库，有的在庭院里搭起许多工棚，开展攻关研究。对大型的工厂建设则极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找寻技术革新的捷径，从而节约了资金，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我们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我们的尖端事业以较短的时间在简陋的条件下登上了进步的台阶，赶上了世界的前列。所以，周总理说我们是“后来居上”。

　　关于三线建设，林彪的“山、散、洞”主张曾风行一时。在讨论后方建设计划时，对几个重大项目的进洞问题，周总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针锋相对地指出，为什么靠山还要钻洞！能钻则钻，不能钻也不要勉强嘛！

　　周总理提出“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要求，也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说，我们搞有限制的核试验，不要象美、苏那样搞一二百次试验，我们又不要吓唬人。他还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美国花了几百亿美元，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深了路。

　　七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在专委办公室成立时，为了养成“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的办公作风，周总理曾对办公室的同志谆谆告诫说，你们是从权力很大的岗位上调来的，是首长，也是“脚长”，在专委办公室工作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你们个人的权力最小，但对专委一经决定的问题，你们要严格检查执行，权力也最大。他还要求我们要善于和各方协商、充分征求意见，要口勤（电话、交谈、报告），手勤（勤动脑，动手写东西），腿勤（深入、调查、拜访）。我们始终按照周总理指出的“三勤”原则，对专委历次会议的决议及时、周到地同有关方面协商，严肃认真地督促检查工作，使各项工作顺利展开。不久，周总理对首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大家在试验基地用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作为核试验的指导思想。此后，这十六个字便成为各基地尖端试验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在讨论第一次核试验时，周总理十分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核爆炸后的烟云和原子尘的危害，他指定我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研究，又亲自派遣卫生部长钱信忠组成卫生防护队，分赴核试验场下风400公里以外的有人区，开展防护工作，确保人员的安全。再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国际气氛还是很紧张的。周总理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求部署全面戒备。严防美、苏和蒋军的空袭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一切部署就绪后，党中央最后决定10月1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年内爆炸。周总理立即要求必须做到绝对 保密。他对几位老帅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的，对谁都不能 讲，我的老伴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他还对陈毅同志说：“你可不能讲啊（指不对外宾做任何透露）！”陈毅同志当即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第一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以后，周总理亲临“八一”制片厂审查了影片，并要求我们一一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核爆炸的电影汇报。这些都反映了周总理尊重毛主席、尊重组织，遇事同大家商量，严于律己，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带头执行党的决议的优秀品质和严肃认真的作风。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第一次核试验是在科技工作者紧密配合下，经过了成千次的研究试验后才进行的。周总理委托赵尔陆和张爱萍同志先后带领有关人员到各地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两次全面细致检查，听取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然后向周总理作了全面汇报，对各种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都采取了预防措施。最后，周总理委派张爱萍副总长为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核试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整个试验场在总指挥统率之下，全体试验人员和官兵们严肃认真地听从专家们的指导意见，各项工作进展得十分周到细致，有条不紊，达到了严要求，高标准。正式试验时，周总理和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副总长在核试验场的阵地里手持话筒，向周总理适时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取得了“一次成功”，在测试和“效应”方面实现了军用、民用“多方收效”。这次试验，为我国以后的各次尖端科学试验开了一个好头。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个字，也就成为每次试验成功的指导方针。但是，意外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文革”期间，一次氢弹试验失败了，周总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说，“失败是难免的，要认真地总结经验”。

　　有一次核爆炸前几小时，我接到总指挥从核试验场来的电话说，发现气象突然变化，出现一个向西的强气流。我立即转报了周总理，他马上查问：“是否会把烟云吹向邻国？”气象专家马上回答不了，周总理便立即决定暂停试验。当第二天查明不可能吹向邻国，气象也正常了，才进行了这次试验。

　　还有一次，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很多同志被造反派打倒，靠边站了。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召开第18次专委会议，发现降落伞大有问题，他们两位非常重视，要求派专人查明原因，彻底解决。打倒“四人帮”以后若干年，这个降落伞隐患终于导致一次核试验的失利。事后，我们查阅了历史记录，发现周总理在1967年到1969年的多次专委会议上，曾反复强调过降落伞是个严重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可惜十年动乱的干扰使得周总理提倡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的贯彻，遭到严重的干扰，相互推诿不负责任的现象比比皆是。直到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同志出来工作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逐步恢复了周总理倡导的好传统、好作风，这个降落伞的老大难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周总理还十分强调要有高度的科学计划性，他根据科研工作未知数多、变化多的规律，提出必须设置专委机动费，由专委办公室掌握，用以解决科研工作中因事先难以预料而出现的新问题。后来果然发现了新的重要项目未列入计划，或虽不很重要但不解决又不行的新项目，由于有了机动费，很快就解决了，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此，同志们无不拍手称快。大家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一措施对消除计划工作中的许多积弊和保守思想，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同志们更感到从周总理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受到莫大的教益。

　　八 为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总理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总理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做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3月31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4月12日，他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搞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咛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周总理病重住院前，留给我们尖端事业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指示，他为我国的尖端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周总理在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时期，以他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国防尖端战线上的同志们，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以空前的速度和优异的成就不断攀登世界新技术的高峰，对我国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改观，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的这篇回忆文章难以充分表达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实践活动以及高超的领导艺术，我只想把我的亲历亲见写出来，作为对周恩来同志的纪念。

　　（赵春生整理）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