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为人所熟悉的话出自《战国策?赵策》，讲的是战国时豫让报答智伯知遇之恩的故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将其写入《史记?刺客列传》，豫让说：“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2000多年后，许多人谈到一个人时，纷纷用了这句话或同样含义的语言。

一

1949年9月，在香港的古耕虞接到邀请，到北京参加会议。10月4日，开国大典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他。叙旧以后，周恩来用商量的语气对他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周恩来诚恳地对他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以后，在回顾起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信任时，古耕虞说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内心还充满顾虑，“当周总理提出要把猪鬃事业全权交我负责时，我简直像四川人说的‘小孩放火炮——又爱又怕’。周总理亲自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我怎么能不欢喜？士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对周恩来感到有知遇之恩的，还有一位北洋时代的“总理”。

朱启钤，北洋政府时期曾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时为北方总代表，一生经历了从晚清到新中国等多个时期。

解放前夕，因对共产党怀有疑虑，朱启钤从北京来到上海寓居，和同住在上海的章士钊交往甚笃。1949年4月，章士钊作为代表参加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问起关于朱启钤的情况，授意章士钊写信给朱启钤，劝其留在大陆。章士钊两次写好信后，交金山派人设法送往上海。朱启钤只收到了第二封信，第一封因为送信人中途牺牲，未能递到。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知道朱启钤的外孙章文晋夫妇准备去上海探望父母，于是特地把他们找来，托付说：“朱启钤先生是个实业家、建筑学家。他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你们转告他，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到北京来。”周恩来还特别地嘱咐道：“对老先生不能只讲大道理，不能勉强。要通过你们的言行取得老先生的信任，让他看到，共产党人通情达理，使他自愿、高兴地回到北京来。”

朱启钤来到北京后，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和尊重。不仅请他担任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还考虑到他对古建筑有很深的研究，又让他兼任了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顾问。50年代初，国家准备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要去征求朱启钤的意见。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住处访问，向他了解关于香港的一些情况。随后，由章士钊陪同又来到前院看望朱启钤。

寒暄落座后，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莲花石公园看到一个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周恩来打趣地说：“那您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

就这样，谈话在轻松风趣中开始了。

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朱启钤的起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又问：“送给您的《参考消息》收到了没有？”朱启钤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但字太小，没法看清楚。”周恩来说：“这是专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即告诉秘书，以后给老人的文件一定要用大号字印刷。

朱启钤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了文盲啦？”周恩来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给详细介绍介绍。”

由于耳聋，朱启钤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总是耐心地反复加以解释。每当朱启钤打断周恩来的讲话时，朱启钤的家人就向朱启钤摆手，示意不要打断周恩来的话，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这种善解人意的作风，给朱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于礼节和对周恩来的敬意，朱启钤执意要家人上茶。随行的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便向朱家人摆手示意不要送茶。朱启钤的家人对朱启钤的心情和保卫人员的职责都是理解的，对此左右为难，最后，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间桌子上。由于朱启钤年事已高，眼花耳聋，没有看清这些情形，仍在不断催促“上茶”“上茶”。这时，周恩来亲自走过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将茶杯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几上，然后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周恩来的这一举动解除了朱启钤家人尴尬的处境，使他们十分感动。

朱启钤的儿子朱海北后来回忆：“那天总理乍来时，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既喜悦，又有一些‘诚惶诚恐’，总好像在总理和我们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距离。但当总理喝了茶、吃了糖以后，那种拘谨的气氛就一下子消失了。总理的坦率、平易、诚恳、亲切和对人的信任，像一股热流温暖着我们的心。”

朱启钤担心身后被火化，便对周恩来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朱的家人没想到朱启钤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忙去阻拦，但是周恩来却又一次制止了他们。等朱启钤说完后，周恩来对着他带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您办到，您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听了，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谈话期间，朱启钤的长子朱泽农说道：“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周恩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朱沛。”周恩来马上说：“五班的。”当听说他的兄弟子侄等多就读于南开中学时，周恩来便谈起了南开时代的一些往事，连当年南开宿舍的样子、教职员的外号都记得清清楚楚。

临走时，周恩来和朱启钤一家人都一一握了手，幽默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周恩来的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善解人意，让朱启钤和他的家人都十分感动。事后，朱启钤对家人说：“周总理是我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1961年，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送来了一个大花篮表示祝贺。几天后又在全国政协二楼小礼堂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型祝寿宴会。除朱启钤家属外，周恩来还邀请了章士钊、张学铭，以及在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祝酒时，周恩来说：“今天在座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辈。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老祝寿，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

席间，朱启钤的继夫人许曼颐问邵力子夫人怎么没有来。周恩来听到后，立即自我批评说：“朱夫人提得很正确。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要请夫人们都来参加。”

1961年12月7日，是周恩来约定到朱启钤家做客的日子。朱家十分高兴，从北京饭店订了两桌菜，自己又做了几样有贵州风味的家乡菜，另外还做了周恩来喜欢吃的“狮子头”。因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怕朱家等得着急，周恩来让办公室打去电话，说可能要晚到一会，然后又让邓颖超先去。

席间，周恩来看见朱启钤的儿子朱海北走路时总是斜着肩膀，就问：“老二，你怎么不治一治？”朱海北回忆说：“总理叫我‘老二’，我感到很亲切。总理看到我爱人在席间照料比较忙累，吃完饭以后便亲自削了一个苹果递给她说，慰劳这次宴会的女主人。从这些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总理多么体贴人。”

周恩来作了一上午的报告，嗓子已经有些发哑，下午3点还要参加一个会议，但他仍陪朱启钤和章士钊谈了一会儿话。朱启钤说自己虽祖籍贵州，但从没有到过老家，一直希望贵州的铁路修通后，回家乡看一看。周恩来听后，鼓励他好好保重身体，说通往贵州的铁路很快就要建成了，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回家乡看看的。饭后，周恩来、邓颖超同朱启钤全家合影留念。

周恩来这次来家里吃饭，让朱启钤十分高兴。事后，他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恩来，作为纪念。

周恩来的关怀，让老人内心十分感激，时常对家人说道：“未料到脱离政坛近40年，晚年竟与共产党领导人有了知遇之恩。”

二

悉心理解、真诚相待、亲切帮助，周恩来就是这样，如春风化雨一般，滋润着朋友的心，使人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在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曾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胡子昂家中的墙壁上，一直挂着一张周恩来的照片。每当抬头望见这张照片时，胡子昂总会想起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敬意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回顾自己的人生，胡子昂说：“抚今追昔，在我度过的92年的曲折的人生旅程中，经历过清朝、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三个时代，由一个旧社会的民族工商业者转变、改造成为一个在党领导下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其中，我最早接触到的、受其影响最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我把他视为良师、挚友。”

1938年初在武汉，胡子昂第一次见到并结识周恩来。那时，胡子昂是重庆华西兴业公司的经理，正在武汉与国民党政府接洽公司扩建和贷款事宜。他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了解，但是，很想听听中共高级领导人对时局的见解。经《新蜀报》社长周钦岳介绍，胡子昂拜访了周恩来。当忆起这段往事时，胡子昂说：“周恩来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不少抗战救国道理，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使我深受教益，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特别是周恩来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后每当忆起，还甚为感动。”

1949年夏，胡子昂由香港绕道海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在百忙中接见了他，首先对他回到北平表示了欢迎，然后坦率地对他说：“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建立新中国，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亲密合作，共同努力。”希望他能多做贡献。这次的接见和坦诚的谈话，让胡子昂特别兴奋和感动。

1965年3月，胡子昂参加了出访非洲十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团。经过上海时，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亲切地嘱咐说：非洲许多国家刚刚赢得独立，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尚未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前去访问，要以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战斗友谊为重，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周恩来还非常关切地对刘宁一团长说：胡子昂同志快70岁了，从医院出来不久，你们约他到非洲，我赞成，但要好好照顾他的健康。

最令胡子昂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和他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亲自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说明林彪叛逃事件的经过。会议结束后，很多同志都已走了，胡子昂因司机没在，暂时未走。周恩来说他正好也在等车，便亲切地邀胡子昂到一处坐下来。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肯定了他对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语重心长地勉励他。

在非常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利用这次偶然的机会谈话、鼓励和关怀，让胡子昂分外激动，每次提及此事，胡子昂都热泪盈眶。

三

同样热泪盈眶的，还有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

胡厥文一生蓄过两次胡须：第一次是日军侵华，为铭记国难，留了胡须，直到抗战胜利；第二次是周恩来去世后，当听到噩耗，他不禁失声痛哭，留起胡须，以明其志。

胡厥文回忆和周恩来的交往时，曾深情地说：“还有很多事情，你没有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讲出来的，他却为你想到，而且安排得很周到。若论关心人，特别是关心党外人士的细致周到，真可谓无出其右者！”

一次，周恩来、胡厥文等在机场迎接外宾。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工作人员赶忙给周恩来撑起一把伞，可他坚持不要。然而，他却走到胡厥文面前说：您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听了打开了伞，但看到大家都不撑伞，又把伞收了起来。周恩来发现后，又走到他面前嘱咐他撑伞，如是者三。

这种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给胡厥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73年5月，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组织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到河南、广东、湖南三省进行参观，由沙千里、罗叔章等领队，胡厥文、胡子昂等都在其中。此次外出参观的安排以及吃、住、交通等，均是周恩来亲自过问。病中的周恩来在给统战部的批示中写道：“爱国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照顾，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安排得太紧。”

这一年的下半年，胡厥文得了肠癌。手术后，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给他，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

1975年5月，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另一个文件上，周恩来再次批示：“……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统战部同志请多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这时的周恩来，自己已经重病在身，处境十分艰难。

最让胡厥文十分感动、深受教益的是周恩来那种以诚相待的态度。

胡厥文生前曾对孙起孟说：“我这个人，秉性倔强，谁都不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过困惑，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的领导，在理解上确有些简单化，以为党员个个高明，不犯错误，后来慢慢看到并非如此。这种情况在我心上引起矛盾，有时甚至痛苦不安。周恩来总理是我所接触中最为我敬重钦佩的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我可以说是钦佩得五体投地。有一次和他交谈中说到了上述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他谈了他经历中犯过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他还告诉我，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受过封建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也曾沾上洋气，以为凡是新的都好，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改正错误、改造思想的努力才逐渐转变过来的。周总理的谈话不仅没有使我对共产党的领导产生怀疑、发生动摇，反而使我的理解和信念更加扎实、更加坚定了。”

1976年1月，当听到周恩来逝世的广播后，81岁的胡厥文含着眼泪在纸上悲痛地写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殇。万民齐恸哭，千载永难忘。”

谈起周恩来，就像谈起自己敬爱的长者和亲密的朋友，许多民主人士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刘仲容对侯外庐所说的：“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

金岳霖说：“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

冰心说：“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胡子昂说：“许多人在与他接触后，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后自觉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有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懂得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最善于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作，而又最为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爱戴的一位。他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信任、理解、关怀和支持，他把自己的经历、错误讲给大家听，诚恳的话语里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引导着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们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