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坚持求同存异 坚定灵活

周恩来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看到矛盾关系的对立属性或斗争属性，而且看到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求同存异的重要原则。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反复强调团结问题。他曾在矛盾的同一性的意义上给“团结”下了一个定义：“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这一思想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中突出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去找共同点，虽然这种共同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是渗透着尖锐的矛盾对立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这一相对同一的途径才能妥善解决。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应“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存异方法，反映出周恩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高度政治智慧。

周恩来在一生的丰富实践中，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一方面，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强调领导者首要的问题就是立场，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首先是“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在党的工作中，他“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摒除庸俗空气。

另一方面，周恩来认为，坚持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原则，原则性必须通过灵活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只有当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时，才能产生完整、正确的策略方针，也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他经常提醒人们：我们固然要坚持原则，要有坚持真理、维护真理、当仁不让的精神。但是，“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因此，要善于把真理具体化，拟定出多样化的具体政策和灵活性的策略来实现真理、贯彻原则。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以实现坚定的原则的杰出才能，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坚持原则与善于妥协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只讲斗争而不讲妥协，往往要犯“左”的错误，其结果常常会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破裂；相反，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又往往会犯右的错误，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

（原载2015年第3期《党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