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总理的几件事

　　从50年代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若干次接触。每次接触，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我想按时间顺序，写下我同他接触的一些往事，以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1956年5月，周总理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这是他在全国解放后首次来太原。他到之前，我们接到电话通知，只要接待人员去接，不许省委领导人去机场迎接。省委再三研究后，决定由第一书记和我两个人坐一辆车去接。总理走下飞机看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接到电话通知没有？为什么不执行中央关于不许迎送的规定？还说：即使是两个人，也不应该来。当他结束在太原的工作离开时，省委决定改变原来常委都去送行的打算，仍由我们两人去送。总理登机时，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一个箱子，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随员告诉他，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他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总理这种执行中央规定严肃认真，处理公私关系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在我这个首次同他见面的人的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联系到后来的多次接触，凡到他那里开会或谈话，总是喝清茶，午餐一个杂烩菜一个汤。总理这种俭朴的作风为我们党和国家树立了勤俭办事、艰苦奋斗的榜样。用今天的话来讲，则是为政清廉的模范。

　　1957年秋，总理在他的住地分别召见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的工业书记。这次一见面，总理就问我：你是太原来的吧？接着他笑着说：想不到我从太原回来犯了个“反冒进”的错误。他这句话，使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正是在前一年他到太原视察时，是我向他汇报了有关经济工作上要求过快、急躁冒进的情况。总理犯错误，是否同我的汇报不当有关呢？这是我当时最担心的。但总理却很坦然地把自己“反冒进”遭到批评公开告诉下级同志，这又使我感到他胸襟坦荡，豁达大度，光明磊落。现在看来，当时总理批评那种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的急于求成倾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而批判“反冒进”则是不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批判“反冒进”，正是造成以后犯更大错误（“大跃进”）的前奏。

　　1958年底或1959年初，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告一段落后，中央召开过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会议期间，总理曾找一部分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谈话。大家坐定后，他马上问我：你们发动几十万人上山炼的土铁，质量怎么样？是烧结矿还是烧结铁？能不能用？我汇报说：除少数有传统、有经验的地方，有少量可能加工成熟铁，打制小农具外，绝大多数东西既不是烧结矿，也不是烧结铁，可以说没有什么用处。他听后神情严肃地说：主管部门的同志说你们搞的产品是烧结铁，作为原料，还可以用于炼钢。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那么，主管部门懂行的同志都不说真话，怎么得了！总理的这种态度说明，他对那次运动的看法是清醒的，仍然坚持前几年他说过的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和“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1961年夏，国民经济转向调整时期，中央找重点产煤省主管工业的同志来京，研究落实煤炭的生产和调配计划问题。一天中午，我正在北京饭店理发室理发，总理也来了。他顺便向我询问了会议的情况，并就稳定煤炭生产的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向他反映，煤矿工人和基层干部都要求恢复计件工资制，以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总理说：这些意见可以向会议提，提出来研究嘛！会议结束时，李富春同志在讲话时说，山西煤矿工人提出恢复计件工资制问题，山西省同意就可以搞嘛！我觉得，这是总理和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对山西煤炭生产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煤炭生产再次试行计件工资制度的一种支持。在这次同总理的交谈中，他还谈到他刚从河北某县回来，在那个县的山头上，还留有“书记挂帅镇山川”的大字标语，他说：“荒唐得很！”当时，我只是把“镇山川”当作笑话来听的。现在看来，也许还有另一层深意，即启发我们一定要尊重集体领导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有事同群众商量，同大家商量，不要再搞“书记挂帅”和一个人说了算的那种事情了。

　　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不论对整个工业生产，还是对人民生活，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为此，总理亲自抓了许多次。由于山西省煤炭的生产和调配，从来都是全国的重点，因而得到总理的指导和支持也最多最大。现在我能记得的，有这样一些事情：在既搞粮食又搞煤炭的情况下，山西当时无法再从农村抽调大批劳动力补充煤矿，总理决定从铁道部所属的一个工程局抽了2万人补充给山西的重点煤矿；当全省重点煤矿工人口粮中30％的面粉无法保障时，在全国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总理决定从国库调3000万斤小麦给以支持；总理了解到，在国营煤矿由于种种原因生产普遍下降时，唯独山西省劳改部门所属煤矿的生产比较稳定，他提出：如果山西的同志同意，可以由外地调一些劳改犯给你们。在1961年秋中央召开的庐山工作会议上，总理又指出：山西，特别是山西煤矿工人，对全国贡献很大，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同志给以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出周总理对经济调整中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地方，不论在决策方面还是在执行方面，都是直接负责、亲自动手、有始有终、一抓到底的。当然，这也体现了他对煤炭工业和煤矿工人的特别关怀。

　　那些年似乎有个惯例，凡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最后拍板定案，大都是在总理的主持下，以大区为单位分别同各省的同志共同商定的。记得在两次会议的谈话中，对离开助手和笔记本就无法回答问题的同志，总理就自己讲情况、提意见，再同他们商量、决定。这种情况，既使靠“二排议员”工作的“甩手掌柜”受到深刻教育，又表现出总理的记忆力和对各地情况的熟悉，的确超乎常人。

　　十年动乱中，总理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既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处理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又要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作斗争，尽可能保护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他既无法中止那场运动，又要在大混乱中千方百计保持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和外事活动。在这样的夹缝中工作、奋斗，需要经受多少艰难和委屈，付出多少心血和牺牲啊！这里，我只想简述他在处理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时的一点情况。

　　十年动乱开始后的1966年冬，由于我们华北局的个别同志，在处理某地一个原子工厂的问题上，把党委书记执行了所谓“资反路线”的情况错定为反革命性质，致使这个工厂出现了700多名职工停止生产来京上访的严重事件。总理对这类工厂上访很着急，为了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他把第二机械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和我找到他那里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他一开始就严肃地指出：你们把工厂领导人的“资反路线”定成反革命，那你们华北局第一书记不也成了反革命吗？怎么能这么认识和处理问题呢？总理最后决定，由华北局负责纠正这个错误，并向上访者公布，然后和二机部共同努力，动员上访者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会后，华北局书记处完全接受总理的指示，并决定派我去向上访者宣布撤销原来的错误决定，并作自我批评。我们和二机部负责同志都做了工作，但没能取得上访者的谅解，反而把我们都扣压在他们的住处轮番批判六个昼夜。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又派了一名党中央的部长，代表他接见上访者的代表，进行耐心的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并把被扣人员解救出来。为了防止这个工厂出大乱子，总理又决定派一个包括二机部和华北局干部在内的中央代表团到厂帮助工作。总理之所以费这么多精力亲自动手处理一个工厂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否则，一旦出现核事故，那就不堪设想了。

　　1967年初，华北局机关出现被“夺权”的威胁时，总理在凌晨3、4点钟接见了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头头。记得总理进会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严厉地质问他们：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讲嘛！接着又严肃指出：中央局的权在中央，不许夺。1967年4月，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头头组织了大批人进驻第一书记家中，并把我当作一名人质扣押起来，迫使总理接见他们。总理处的答复是：只要从第一书记家中退出，就见你们。但是，进驻者抗拒总理指示，在第一书记家呆了40余天，总理也就始终没有接见他们。5月份，为了制止机关造反派到华北其他地方去进行干扰活动，中央决定对华北局机关实行军管。

　　1971年春，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后，华北局机关的一部分人，乘第一书记被打倒之机，抓住1968年清队中一个干部自杀的问题大作文章，把这个干部的自杀说成是由我指使的。这样，我就被诬陷为杀人嫌疑罪犯，被隔离审查达4年之久。在被隔离审查中，为了制止逼供诱供，我本着试试看的心情，乘看守人员离开的空隙，秘密地通过邮局给总理寄出一份报告。一个月后，华北局机关军管小组找我谈话，向我当面声明：上边转来周总理的电话说，你给总理写过信，让我们听取你对运动的意见。大约又过了个把月，中央组织部来了三个人找我，并向我说明，是中组部奉总理之命派来听取我的意见的，因为总理担心他收到的报告是否反映了我的真实意见。1975年秋，当我获得自由后，听说总理在我的审查结论上写有这么一句话：“因病晚看了三天。”1982年，在十一届七中全会期间，一名主管审查我的同志找我交谈时说：“在你被隔离审查的一段时间内，周总理特别关心，他的办公室有一位女同志，隔一、两天就向我打一次电话，询问你的情况。”现在重述这些事情，是想让更多的人从我的经历中了解，在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周总理为保护干部真是费尽了心血。被诬陷、受迫害的同志，始终挂在他的心上。即使重病缠身，他还亲自过问许多受迫害的同志，包括象我这样一个不太重要的干部。可以说，在干部问题上，他是极其严肃负责的。

　　周总理离开我们13个春秋了，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可以从他留给我们的业绩和精神财富中，学到自己应该学到的东西，在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分发挥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