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时 周恩来的三步棋

　　周恩来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对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长征前的三步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李德清楚：红军不得不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了。但李德却把这件事看得很简单，认为由他和博古秘密商定就行了。但是博古还是把李德关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提出两条意见，一是拿到中央书记处决定，二是向共产国际请示。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电报请示共产国际。6月底，共产国际回电同意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为了做准备工作，中央还成立了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三人团仍由李德做主，但李德根本没有考虑到红军和中央机关战略大转移需要做哪些具体工作。在此时，周恩来想到，如果任由他们乱来，红军和党中央都会遭到覆灭的命运。他从对红军和党的前途命运负责的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起挽救党和红军的责任，而一筹莫展的李德和博古也不得不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周恩来下了三步关键的棋。

　　第一步棋，是在1934年7月初派红军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目的是探路。因为如果红军突围，选不好方向，突围出去，还会再次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派红军第三军团突出去，探一下路，才能知道红军向哪个方向突围有利。经此次探路，认定向闽浙赣边突围不行。中央立即改变了原定的突围方向。此次突围，附带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调动了敌军，使包围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阵线松动了。

　　第二步棋，是在当年的7月下旬，命令红军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这一行动，调动了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追赶红军，这就使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红军可以利用这个缺口突围。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第三步棋，是在包围中央苏区的敌军内部打开缺口。当时，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无论在哪个方向突围，都会遇到强敌。周恩来考虑，如果能够争取一部分包围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打红军，红军主力突围的阻力就会小得多。周恩来把目光投放在包围中央苏区的陈济棠身上。陈济棠主张抗日，和蒋介石有矛盾，他也为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所感。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于1934年10月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附近与陈济棠的两个师长举行秘密会谈。二人临行前，周恩来专门对他们讲：你们二人与陈部两个师长接触时，要沉着勇敢，见机而作，还向他们交代了联络密语和任务。潘汉年、何长工二人与陈济棠部的两个师长谈得很好，这两个师长也认识到：中国再打内战，就要亡国了，蒋介石现在打红军，收拾了红军，回过头来就会收拾他们。经过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协定：在红军突围时，陈济棠部后撤20公里，这就为红军突围，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在周恩来主张下，中央红军长征前走的这三步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三步棋，红军突围就会受到强大敌军的阻击，不可能突破敌军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党中央机关和红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

　　特殊的命令

　　中央决定红军长征时，陈毅在一次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负了重伤，坐骨断了，有许多碎骨留在体内，痛得厉害。当时李德等人见陈毅负伤，无法随红军主力长征，只是决定把他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并没有考虑陈毅当时的病情。此时，离红军开始长征的日子只有一天了，红军医院已经把手术器械装好箱子，医务人员也准备出发了。当时的领导人忙于准备长征，谁也顾不上管这个事。陈毅只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给他做手术，使他能够在苏区坚持斗争。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后，立即把卫生部部长贺诚叫来，和他一起跑到红军医院，当场下令，立即把装医疗器械的箱子打开，把手术器械拿出来，给陈毅做手术。经医生手术，陈毅体内的碎骨头被取了出来，能够起床活动了。

　　这是周恩来在长征之前下的一道特殊的命令。这道命令，挽救了陈毅的生命，保住了我党一个优秀领导人物，为红军长征后，江西根据地仍然能够坚持斗争，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道特殊的命令，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陈毅，也没有红军长征后我党所长期坚持的南方的武装斗争了。可以说，周恩来这道特殊命令，意义重大。

　　率先垂范

　　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后，周恩来随中央机关行军。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长征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中央苏区兵工厂的机器、中央机关的办公设备、后方的一切物资，都要让红军战士搬运走，由主力红军掩护搬家的红军行动。这样，红军长征行军速度极慢，一天也走不了几十里路。而李德、博古等中央领导的行李尤其沉重。他们的一切办公设备，都要红军战士给搬着走，甚至他们个人的一些物资，也要红军战士搬着走。在中央领导人中，唯有周恩来的行李最简单。他个人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衣服只有几件换洗的单衣和一件灰色的绒衣，周恩来把这些衣服，装在一个包袱里，睡觉时就用来当枕头。这样简单的行李，周恩来也不让战士们背，办公的文件，他统统装在一个小木箱子里，放在马背上，马背上还要载一个伤员。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减轻战士们的负担。他知道，长征要走很远的路，战士们每天行军相当辛苦。搬运这些领导干部的行李，是红军战士们的一个很大的负担，他从自己做起，尽量不给战士们增加负担。周恩来处处替别人着想，处处关心体贴他人的高风亮节，在长征路上就有体现，他的威望，实际上就是在一点一滴的事情上逐渐建立起来的。

　　在红军长征中，周恩来是走得最辛苦的一个领导人。当年参加长征的肖锋曾经回忆说：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总是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每当宿营时，他就找机会到连队去看一下指战员。他十分关心战士们的思想和生活，经常告诉红军干部们，要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晚上，周恩来常常是刚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就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当红军的指挥员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边看文件、电报，边听汇报，并迅速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恩来屋里的小油灯还亮着。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抢占白石渡的决策

　　红军长征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后，主要走狭窄的山区小道。红军几万人马走在山区小道上，十分拥挤，行军速度减慢了。蒋介石通过飞机侦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湘军和粤军赶来，从两侧夹击红军，蒋介石也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快行军速度，从后面追上红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有抢先一步，在敌军还没有形成合围之时，抢占白石渡，才能掩护全军顺利通过粤汉铁路，然后向湘西进军。因此，抢占白石渡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但是，李德却看不出这一关键，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指挥红军行军。周恩来找到李德，说明抢占白石渡是解脱困境的关键。李德耸耸肩，没有表示否定。周恩来立即下令，红一军团的红一师派一个团，务必于11月11日抢占白石渡，掩护全军通过粤汉线。周恩来在命令中特别提到：这个团的行动关系到全体红军的命运，动作一定要快，不能延误。

　　当红一军团已经选派三团执行任务时，周恩来仍然不放心，他亲自到红一师来，找到师长李聚奎，研究执行这一任务。当时，李聚奎对完成这一任务心中无把握，也十分担忧，他担心部队分散，战线太长，到最后不好收拢这些部队。周恩来看出了李聚奎的心思，说：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接替你们，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了。接着，周恩来把随身带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打开，指着地图告诉李聚奎，你们的红三团应该从哪里前进，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放多少部队，应该怎样布置，那个地方放多少部队，主要警戒方向是什么，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放多少部队。最后，周恩来还告诉李聚奎，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经周恩来这样一讲，李聚奎放心了，立即部署部队执行任务。

　　当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向指定地点进军时，周恩来一早就和刘伯承赶来，亲自向团长交代任务。当他看到红三团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占领白石渡，红军大部队已经顺利通过粤汉铁路时，才和刘伯承一起放心地回到军委。

　　周恩来的这次行军部署，抓住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如果没有此次周恩来的精心布置，红军很可能就会被国民党军队消灭在乐昌一带，更不会有后来的长征了。

　　特殊的会面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如果紧行军，就会迅速渡过湘江，把国民党军队甩在后面。但在李德、博古指挥下，红军主力部队掩护搬运许多辎重的红军部队，慢慢腾腾地走，两天之后才到达界首。这时，蒋介石已调广西和湖南军阀赶到了湘江边，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强攻。红军要一边渡湘江，一边同前来进攻之敌军战斗，而红军搬运的坛坛罐罐太多，渡江速度又极慢，这种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所以，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红军主力部队同前来进攻之敌进行了殊死搏斗，大批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大量红军团以上干部牺牲。

　　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边指挥战斗边指挥部队抢渡湘江的周恩来，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得知毛泽东在后面，还没有渡江时，心中十分焦急，告诉通信兵，传令后面部队，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要毛泽东迅速过江。周恩来还亲自到后面去查看。当他看到毛泽东来到湘江边上时，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急忙赶上前去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再不能这样走下去，也再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点着头，默默地看着毛泽东。此时，他的心中，已经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周恩来此时已经下决心，要在中央内部提出正确主张，改变由李德、博古二人说了算的局面，他要为党和红军的命运担负起责任。周恩来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拉住他一起走，周恩来说，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你先过江吧。

　　在湘江边上周恩来同毛泽东的这次会面，是一次特殊的会面。由于战斗异常激烈，二人会面时，只说了两句话，但就是这两句话，却包含着深意，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改变“左”倾领导人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动议，此时，周恩来也清楚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认识到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受命于危难之中

　　湘江战役，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敌军的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但是，红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时，数量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军主要的高级军事领导人，都对李德、博古十分不满，认为再这样任由他们瞎指挥，党和红军就会彻底毁灭。他们纷纷向周恩来提出意见，要求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能够担负起纠正错误路线和指挥红军走向胜利的责任。

　　而在此时，李德、博古二人也开始消沉起来。一来因为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大，他们对军事上能否取得胜利，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变得灰心丧气起来。李德整天拉着脸，眉头紧锁，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则莫明其妙地发火，冲着红军战士大喊大叫。博古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满嘴起了血泡，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他甚至想到了要自杀，在长征路上拿一支手枪在自己脑袋上瞎比划，多亏聂荣臻劝说，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此时，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的意图是向湘鄂西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调动大批兵力，在通往湘鄂西的要道上部署重兵，布下了“口袋”，只等中央红军往他们的“口袋”里钻，好一举把红军全部歼灭。李德和博古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红军能不能改变行军路线？到底往哪里走？他们没有主意，只好命令红军仍然照他们预定的方向，向湘鄂西进军。此时，红军的广大指挥员也不愿意再听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挥了，他们强烈要求：红军的领导权，要有一个改变，而红军也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军事路线要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李德和博古把一切军事事务都推给了周恩来负责。在此危难时刻，周恩来担负起了对中央红军的领导责任。红军的一切调动、布置、行军、打仗，都由他指挥。此时的周恩来真正是受命于危难之中。

　　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在通道举行，参加者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这次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博古、李德已经知道红军再按照原定方案，向湘鄂西进军，会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但他们对于红军再向其他什么地方进军，心中无数，因此，只好坚持红军仍然向湘鄂西进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的想法是：湘鄂西那里有红二、六军团接应，总是比向其他方向发展为好。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央红军再向湘鄂西进军。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周恩来与毛泽东想到了一起。他在会上发言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现在如果仍然向湘鄂西进军，红军就会陷入敌军重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红军必须改变原定的进军方向，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既能出敌不意，摆脱敌军围阻，又能寻找更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地方。会上，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张，只有李德和博古坚持原定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必须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李德、博古只好同意按多数人的意见办。这样，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主力改变行军方向，改向贵州进军，先拿下黎平。中央做出这个决定，周恩来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主持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后，关于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党内意见并未统一。12月15日红军打下了黎平后，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正式会议，最后决定红军进军方向问题，这次会议也由周恩来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红军改变进军方向，向贵州进军的道理，指出，红军只有到川黔边去，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才有发展的余地。李德、博古仍然固执己见。当他们的意见遭到会议多数人反对时，李德又提出红军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样仍然要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正在此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做了关键性的、带有决策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应该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红军应该向川黔方向发展，循红二方面军的原路，西进乌江北上。周恩来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意见，只有李德一个人反对，博古不做声了。李德见状大怒，大喊大叫起来，但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一个人再理会他。黎平会议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过去在湘鄂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痛斥李德

　　红军长征中，李德仍然是红军中的“太上皇”，没有人敢顶撞他，而周恩来是第一个敢反对李德的人。正是周恩来敢于反对李德，才打掉了李德“太上皇”的权威。

　　事情是这样的：黎平会议之后，周恩来把整理出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见决定中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否定了他的意见，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便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目睹了红军长征以来在李德瞎指挥下受到的重大损失，又见到李德如此专横，周恩来觉得，是应该批评李德几句了，他便指出了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劝李德应该听听红军广大指挥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第一次有人敢批评李德，李德受不了了，他更加震怒。拍着桌子，大吵大嚷起来。

　　周恩来忍无可忍，站起来痛斥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主观片面，把国外过去战争的经验硬搬到中国来，并痛斥他不珍惜红军战士的生命，不顾红军的前途命运，只顾自己的虚荣心。周恩来说：如果照你这样指挥下去，党中央和红军就会被你毁灭。李德当时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谁敢反对李德，就会被扣上反对国际的帽子。周恩来敢于痛斥李德，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但一切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的周恩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安危进退。他对李德的痛斥，带了一个好头，使党中央许多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也认识到，对李德的错误也应该批评，为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博古在报告中，突出强调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客观原因，以此掩盖他们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周恩来却和他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在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且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起到了把博古的强调客观原因转到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上来的重大作用。而且，周恩来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军事三人团成员，由他来讲这个话，分量非常重。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的高风亮节，也让与会者感动。周恩来发言后，会议的气氛变了。此时，张闻天紧接着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张闻天发言毕，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红军发展的方向。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发言。他在会议上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最后做出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加上由于当时军事指挥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决定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不久，毛泽东曾经说过：遵义会议的成功，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句话是客观的。

　　主动当助手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王稼祥。此时周恩来已经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党和红军才能走出困境，取得新胜利，应该而且必须把毛泽东推举到中共实际上的领导核心的地位。从这一想法出发，周恩来在这个新的三人团中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红军的一切重大军事行动、战略决策，他都听毛泽东的，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了最后的决策者。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都是在毛泽东指挥下的结果。而周恩来则负责战役的实施和布置。当时的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道：长征时我们打仗，都是靠的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但每次战役布置，是靠周恩来，他指挥作战。

　　当时，毛泽东刚刚参与军事领导工作，某些高级军事干部对毛泽东还不信服。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做了不少工作，对树立毛泽东在军事领导上的权威，起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之后，研究打鼓新场战役时，多数红军高级干部主张打这一仗，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半夜找周恩来商议后，周恩来决定第二天开会，再次讨论，周恩来在会议上说服了大家，终于放弃了原定军事计划。1935年5月，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反对毛泽东指挥红军走“之”字形的“弓背路”，说这样会把红军拖垮，要求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提议者，并且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周恩来主动当毛泽东的助手，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大病中过草地

　　长征路上，最操劳的人是周恩来。由于日夜操劳，使周恩来体力透支过多，加上周恩来和红军战士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营养不良，中央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终于病倒了。

　　周恩来这次得病，来得很猛，很急。他发高烧，连续几天不退，后来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确诊为肝炎，已经变成阿米巴脓肠，急需排脓。但红军行军中，没有条件可以开刀，只好用药并用冰块冷却。这时，周恩来已经昏迷不醒。当时毛泽东除指挥打仗外，总是亲自来看望照料周恩来，不久，组织把邓颖超叫来照顾周恩来。医生用冰冷敷了七个多小时，终于排出了半盆脓来，周恩来的高烧才慢慢消退。

　　周恩来一醒过来，就面临张国焘搞分裂和敌军进逼，红军危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周恩来躺在木板上，和毛泽东一起商量同张国焘斗争和红军的作战计划。

　　由于周恩来病得太重，不能起来，他是躺在担架上走过草地，结束长征的。此时，他已经与毛泽东一起把红军带出了险地，已经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已经使红军确定了在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且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打胜了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几场大战役，为红军立足陕北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为红军长征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