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轰炸中的伟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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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同时，对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重庆成为抗战时期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持续时间最长、轰炸次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城市。

在重庆大轰炸中，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他们勇敢而坚定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

“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

1938年10月，武汉3镇处于日寇的包围中，形势危急。当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各抗日机关正加紧撤离武汉。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了坚持党的宣传阵地，传播党的正确主张，依然坚守在武汉。

根据形势的发展，新华日报社采取种种应变措施，即调动一部分人力、财力，先期至重庆筹备续版。一旦汉口不守，马上在重庆出报，不使党报中断一天。对于留汉坚持工作的人员也作好了安排，每人预备一套军装，发了八路军徽章，一旦武汉失守就突围，徒步奔赴重庆。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于当前的紧张局势很难充分、完善地实施相应计划和组织安排，入川的交通工具被抢的抢、占的占，场面一片混乱。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领导着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华日报》，不顾事务纷繁，经常彻夜不眠地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安全有序地撤退。

10月22日，日寇逼近武汉，日机轮番轰炸，硝烟四起。下午4点，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率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乘“新升隆”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同行的还有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钱瑛、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加拿大护士简?尤恩等。

“新升隆”是一艘小轮船，中共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来运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100余人以及全部器材。此时，船上已相当拥挤。当船尚未启航时，又有不少难民要求搭船离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西迁的难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帮助他们逃离日本鬼子的杀戮，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能多装一人就尽量多装一人”，同志们宁愿挤一点，也尽力满足难民的要求。

第二天下午3点多，“新升隆”轮行至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时，4架日机突然飞临上空，连投数枚炸弹，轮船不幸被击中，顿时起火。其后，日机轮番低飞，用机枪扫射。“新升隆”轮在火焰中渐渐下沉，船上伤亡80多人，其中新华日报社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潘美年、项泰、李密林、李元清等25人不幸遇难。

周恩来在长沙听说“新升隆”轮被炸后，深感痛心。后来得知，“新升隆”轮被炸，是由于日伪特务得到情报，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要乘这艘轮船西去重庆，而专门组织了这次轰炸行动。万幸的是，周恩来躲过了这次劫难。

而此前的10月19日，周恩来就曾经在日机轰炸中遇险。

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刘九洲回忆，这一天，周恩来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发，去参加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半路上，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江汉关上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争相逃命。眼看一架日机朝着人群俯冲下来，刘九洲连忙拉住周恩来的手，要他赶快躲避。周恩来看见江堤上人群乱作一团，他一下子挣脱了刘九洲的手，一个箭步冲上大堤，一边跑一边让慌乱的群众赶快散开。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呼啸而至，刘九洲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周恩来扑倒在地，和他一起滚下了江堤。几乎就在同时，“轰隆”一声，日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霎时地动山摇，弹片、泥土四处飞溅，泥土把周恩来和刘九洲盖得严严实实。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后，刘九洲抬头一看，周恩来被土埋在一个大坑里，人们把他从土中拉了出来，幸好安然无恙。

12月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新华日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追悼会”，公祭遇难烈士。重庆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有四五千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敬献挽联，周恩来的挽联是：“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后方殉国，同于执干戈卫社稷而亡。”邓颖超发表长诗《敬悼新升隆轮二十五位死难烈士》。董必武、吴玉章、吴克坚、日本反战作家绿川英子、印度救护队代表巴苏医生、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10余人在会上讲话，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各党派团结抗战的决心。董必武在会场高呼：“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新升隆”轮被炸，是《新华日报》办报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但英勇的新华人并没有被吓倒。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们在被炸后的两天即10月25日，就顺利与武汉《新华日报》完成交接，成为抗战烽火中没有中断过一期的报纸，创下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们是炸不走的”

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战时首都以及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日军在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的5年半时间里，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架次空袭重庆城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大轰炸”。其中，尤以“五三”“五四”大轰炸最为惨烈。

1939年5月3日下午1点起，36架日机对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重庆渝中半岛进行轮番轰炸，上百颗爆炸弹和燃烧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2000米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为一片火海，大火蔓延，昼夜不熄。重庆人民甚至来不及擦洗血泪，5月4日下午6点，27架日机再次来袭，都邮街、小梁子、七星岗等10余条中心街市被烧毁，大火延烧两日。国泰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驻华使馆，甚至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在重庆支援抗战的陈纳德将军亲眼目睹了“爆裂的竹子溅出火星，坍倾的板壁燃起大火，整座城市烈焰滚滚，一直烧到江边，1万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者呛死”。

在这次大轰炸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城区驻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工作人员只得连夜迁往重庆西北角的红岩嘴。

1940年5月的一天，日机空袭重庆，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听到空袭警报后，躲进了防空洞。不一会儿，日机飞行至红岩嘴上空盘旋，突然，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日机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了办事处前面的山沟里。警报解除后，大家回到办事处，发现大楼的墙壁被震坏了很大一块，非常气愤也很担心。这时，周恩来站到被震坏的大楼前面，坚定地对大家说：“日寇企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迫使我们屈服投降，但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完，特意让办事处人员给他和邓颖超在震坏的墙壁前照相留念。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红岩时见到了这张照片，感慨道：“当年我和恩来在这里拍照，就是表示我们是炸不走、压不倒的！”

这一年，曾家岩50号周公馆也遭到轰炸。日机来袭时，周恩来正和郭沫若在房内谈话，听到警报后，赶紧和工作人员来到周公馆的防空洞躲空袭。躲避中，突然，他们从防空洞的座位上被震下来。警卫员刘九洲知道，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颗大炸弹，赶紧从防空洞出来，正好看见周恩来的办公室附近起火了，他赶紧叫大家灭火抢文件。幸好发现得早，没有蒙受什么大的损失。

“我们的防空洞随时为人民开着”

重庆大轰炸期间，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重庆军民只能采取消极防御，主要办法就是躲进防空洞。各机关、各单位以及大户人家，有条件的都要挖掘自己使用的防空洞。

红岩村地处当时重庆的郊区，但也经常遭到日机轰炸。八路军办事处就在驻地大楼附近挖了一个10米长的防空洞，并在洞口搭了席棚，种上藤蔓植物作隐蔽。

由于物资奇缺，条件有限，红岩的防空洞并不十分宽敞。办事处人员自己用还凑合，可附近的一些群众，他们没有条件自己挖防空洞，空袭时也跑进洞里躲轰炸。这一来，洞里就更拥挤，空气也更浑浊，办事处的一些同志就不太乐意了。

周恩来听到有人抱怨后，敏锐地意识到，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出现了严重错误。周恩来没把这当成小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要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为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代是如此艰难曲折，战争是如此残酷，人民是如此困苦，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还不能解救人民大众，心里已经很愧疚不安，而有些同志连防空洞都不愿与群众一起躲，仅仅是空间更拥挤些，这样的“牺牲”都不肯，岂不成了口头革命派。因此，他指出，我们的防空洞应该是随时都为人民群众开着的。

此后，周恩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只要他在场，每次躲空袭，都主动招呼群众进入办事处的防空洞，对有些行走不便的群众，还不顾安危，扶助他们进去。每次遇到日机空袭，办事处的同志在躲防空洞途中，往往会看到周恩来矫健的身影，站在农场的空地上指挥奔跑的人群。

饶国模的女儿刘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生动地记录了周恩来指挥大家躲防空洞的过程：

一次日机又来空袭，周恩来招呼完大家进洞后，看到办事处的房东、大有农场场主饶国模和女儿还在奔向防空洞的途中。饶国模身胖体重，奔走间已上气不接下气。周恩来赶紧跑过去，搀扶着她，轻言细语地说：“不要紧！慢慢走！不要摔倒了。”饶国模见是周恩来，就着急地说：“周先生，你不要管我。你快到防空洞去！”周恩来仍然扶着她，并放慢了语音说：“不要慌！如果飞机到了头上就蹲下来不要动，现在飞机还没过来，可以走！”这样，饶国模也镇静下来，反而加快了步伐，顺利地进入了洞中。饶国模的眼睛中此时还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刚进防空洞，市区方向已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日机在分批盘旋投弹。周恩来嘱咐饶国模的女儿照看好母亲，又交待陈家康维护洞内的秩序，接着就到洞口去站着，观察空中。不一会儿，日机来到红岩村上空盘旋，不久又在防空洞不远的山坡上扔下了炸弹，发出轰隆一声巨响，防空洞顶的泥沙也震动下来。因为没有装电灯，洞里漆黑，人群不明方向，在洞口的往里挤，在里面的又往外挤。这时，又响起了周恩来宏亮的声音：“都不要动！安静！”这声音很富感染力，立刻安定了人们的情绪。敌机又扔一颗炸弹，防空洞又被震动掉下一些土块，但这会儿人们就都一动也不动了。

敌机飞远后，周恩来走出洞口站着，对大家说：“再耐心等一下！”直到解除警报声响了，他才让大家有秩序地出到洞外，还挨个清点人数，确认没有伤一个人全都安全才放下心来。

这一时期，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时评《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指出：“更积极的更紧张的抗战工作，这是我们对于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的回答。我们要以工作和战斗，来把日寇消灭在它垂死前的疯狂挣扎中！”同时《新华日报》在《以胜利回答敌寇暴行》一文中，向重庆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发出庄严又坚决的誓言：“我们决不会在敌寇残暴的轰炸面前消沉屈服！敌机能够破坏我们的财物，摧毁我们的肉体，消灭城市的繁华，却绝对毁灭不了我们坚强团结抗战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的外力，能够一丝一毫地动摇我们抗战和胜利的信心。我们决用最大的力量，来坚持抗战，巩固团结，使民族解放这个全民的伟大事业，真能决定于全民的积极参加。”

在重庆大轰炸的血与火中，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广大党员战斗在红色三岩，和重庆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奋起，勇敢投入反空袭、反轰炸的斗争中，用实际行动模范实践着这两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