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风范应犹在

　　2017年10月的绍兴，天已露凉意，却多少留有夏末时节的余温，秋荷情深，桂花意浓。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学校与绍兴市名人故居管理处共建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签约仪式。

　　活动规模不大，却因为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长达37年之久的赵炜老人的到来而显得不同寻常。

　　提起赵炜，人们总会想到首都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想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长期在他们身边的耳濡目染，老人家身上已有了那么多在领导人身边工作和生活的风范。这不，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穿着素装的赵炜老人刚进会议室坐下几分钟，就直言：“天气不热，就不开空调了吧。”话语中透着一种东北人性格中的直率和豪爽。

　　在会上讲话时，老人一再说越秀的办学条件这么好，更要注意节俭才是。由此她说起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俭朴生活的点点滴滴。周恩来、邓颖超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有700多块钱，当年应该是算高工资。但他们吃住都是很简朴的、很严格的，通常是一荤一素一个汤，不许随便给加菜、加饭的，去世时把留下的钱全部都交了党费，两个人去世后共用的是一个骨灰盒。

　　1955年，23岁的赵炜从部队转业来到了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财经组工作，此后长期工作在两位国家领导人身边。生活在西花厅这个具有中国古典风貌院落里，身心浸润着充满海棠花味的气息之中，周总理和邓大姐给了赵炜莫大的信任，也使两家相处如同“一家”。赵炜曾多次在一些场合向人说道，自己是在总理的祝福声中与丈夫在这里喜结良缘；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怀说服下，赵炜的儿女出生。邓颖超还为赵炜的女儿起了两个名字，大名赵琦，小名叫作小七。1976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周总理临终时拉着她的手说:“今天要握握手。你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1992年7月，她又像女儿对母亲一样，服侍邓大姐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邓颖超临终时要求安乐死，将自己的后事全都委托赵炜打理。邓颖超1992年逝世后，赵炜虽然人离开了西花厅，但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得总理一家人的精神内涵和形象，自然地体现在赵炜老人的行事风格上。

　　此次应邀而来，赵炜老人向绍兴名人故居管理处捐赠了自己已珍藏几十年的厚礼——一张有周总理在上世纪60年代亲自点画过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的酒会分区图。只见老人家从皮包里取出层层包裹的牛皮纸口袋,用手轻轻地剥开封口,轻轻取出一张有些发黄的画着图的纸，将其展开在胸前,对在场的人说：“这是在我身边保存下来的最后一份总理遗物了。绍兴是周总理的祖居地，但是展览馆所展出的文物，与我捐出来的在天津，淮安的文物比起来，不多。所以我早有打算留给绍兴，以表达我对总理故乡绍兴的深厚情谊。这回送来了，也算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老人家还解释道：“当时举行国宴，不像现在分桌，而是按方位分区安排,中央领导要分开陪客，究竟谁坐哪个位置这些细微之事，总理都是要亲自画图签字确定的。”

　　半个小时的签字揭牌仪式结束，众人移步到新图书馆，赵炜要追寻岁月的痕迹，向越秀的同学们讲述周恩来总理夫妇真实的生活故事。熟悉赵炜的人都知道。老人家虽然已经86岁了,但是身上还担着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顾问的角色，所以只要有与总理一家有关的活动,她都会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宣讲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范。

　　在宽敞明亮的新图书馆报告厅里，赵炜老人让工作人员关掉一些灯，待室内暗了下来后，她说：“我一生追求的是艰苦朴素，在严以律己的同时，甘愿为社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这也是从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身上学来的。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如今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也必须要学习,与时俱进。现在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守纪律、讲规矩，所以我在这里与同学们交流的,就是自己所亲历的周总理、邓颖超大姐懂规矩，守纪律的故事。”

　　老人家说起话来那么底气十足，掷地有声。其言谈举止，行事风格，总在向人们宣扬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同时也在身体力行地传递体现伟人风范的信息：

　　“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基本已经忙了好长时间，但是像这种事情，总理要求严格保密，他自己也做到了不对任何人说，就连同是国家领导人的妻子邓大姐都不知道。总理去世以后，很多人和邓大姐回忆当年往事，邓大姐说原子弹爆炸之前她一点都不知道，大家都很奇怪，说大姐你怎么能不知道？邓大姐说，你们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有些事情不该我知道的他绝不告诉我，不应该我问的我也从来不问。”

　　“邓大姐还跟我讲过，1925年，她与恩来在广东秘密结婚，‘此时他已加入了共产党，我也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没有通报。’还有一次，我同邓大姐一起看《南昌起义》的电视剧，其中一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跟我说，‘哪有这么回事，当年恩来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我是看了报纸后，才知道发生起义的事了。’”

　　赵炜还向同学们介绍说，周总理的原则性非常强，他的办公室，就连妻子邓颖超也不能随便进出的。周总理在办公室打电话时，除非他允许，任何人不得在现场。“通常我们看到他接电话或者要打电话，都先主动退到办公室对面的卫士值班室去。但有时周总理会在打电话时摆摆手，这是不用出去的意思，有些事需要我们去办。周总理对秘书打电话也有严格要求，他从不许秘书在卫士值班室打电话谈他交办的工作，而是要求我们一定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

　　赵炜倾情讲了许多总理与邓大姐鲜为人知的严守保密原则的实例之后，面对学生们有些不解的疑问，如为什么对相濡以沫的妻子，总理也要这样做？她的结论是，人生养成的习惯最重要，长期的习惯会形成生活中彼此能接受的自然。在那特殊的年代做地下工作，保密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大事，由于总理多年从事白区工作的经历养成了他的严守秘密的习惯。因为周总理、邓大姐在解放前，长征以前，在上海搞地下党，总理是领导人，邓大姐也在那里工作，等到长征以后，他们又回到重庆，也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们几十年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一席坦率而真诚的话语，内含着一位八旬老人对伟人的深深情感与敬意，虽然没有豪言壮语，那满满的做人要懂规矩和守纪律的正能量，却润物无声般地浸入到学生们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