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在上海

　　1926年底和1927年底，周恩来两次应召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于1928年中共六大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开始了他“苦难辉煌”人生之旅的新征程。梳理青年周恩来在风云变幻、生死存亡情形下的这段革命生涯，有助于我们对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对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所应持有的坚定信念和信心。

　　“入地狱”:冲锋在武装起义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移交广东区委军委工作，告别了怀孕的邓颖超，秘密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这一年，他28岁。

　　是时，身兼中央组织部主任的陈独秀因病住院。中共中央局5位委员中有3位不在上海，陈独秀兼管着组织工作。周恩来此时调来，首要工作是把党的组织工作抓起来。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组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中央军委成立，负责人是周恩来，但是因为人员少，难以开展工作。与周恩来同期到达上海的，就包括一批在中山舰事件后从黄埔军校退出来的军事干部，如聂荣臻等人。

　　1927年，由于北伐战争胜利进展，党中央尝试学习苏俄十月革命经验，准备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达到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这是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但周恩来没有参与这次起义的准备和领导工作，他临时被派往南市区指挥行动。这次起义最终遭到了军阀孙传芳部与租界工部局的联合镇压。

　　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原因错综复杂，有对形势的估计失当，对领导权的认识不足，对起义时机的把握不准，宣传动员工作不够深入等等，“党缺乏武装暴动的思想和技术的准备”，是“第一错误”。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暨上海区委领导下的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等组成；在特别委员会下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以后又明确周恩来担任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周恩来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任。他在3月3日的特别委员会上作《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报告时，明确指出过去起义失败的原因，“问题在于没有准备”。周恩来以求实、缜密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他所辖领域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24日，周恩来上午出席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并发言；下午组织各区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晚，在特别委员会议作军事问题的报告。会后，即派人到松江、龙华及南京、无锡等地了解情况。

　　2月25日，周恩来得知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到上海，渤海舰队也南下，决定让海军委员会委员郭有恒等去做北洋政府驻沪海军的工作，并以传单形式发表告市民书，反对渤海舰队和直鲁联军。当晚，又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

　　2月26日，周恩来得知北伐军第二军已到湖州，东路也到了杭州，但不愿再前进的情况后，分别致信何应钦和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等，告诉他们上海的罢工情况和口号，促他们继续前进。当天出席特别委员会议，在会上报告罢工的准备情况。

　　2月下旬，周恩来领导特别军委，派人到各处筹款，购置武器；为训练武装起义骨干，办军事训练班；到各区工人中了解准备情况；同赵世炎等动员一批工人参加商会组织的保卫团；派人同前来接洽的孙传芳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站到革命一边。

　　2月28日，周恩来出席小沙渡部委召开的纠察队长会议。3月1日，先后参加浦东和引翔港地区自卫团会议。

　　3月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举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指令。

　　起义的当天早晨，周恩来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围一条灰色围巾，和副总指挥赵世炎一同来到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的前线总指挥部。这第三次起义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7个战区，各区都设有分指挥部。

　　起义最后的激战集中于闸北。对于闸北区起义的艰巨性，周恩来和前线总指挥部的同志在起义前就有充分估计和准备，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周恩来就明确起义的重点在闸北。因此，当东方图书馆和北火车站战事严峻的消息传到总指挥部时，周恩来没有丝毫惊慌。随着各区战斗先后结束，周恩来发出迅速组织力量支援闸北的命令，共同来啃这块硬骨头。

　　从21日中午12时起义开始到22日下午，周恩来已有近30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但他以坚实的脚步登上虬江路宝山路口的三叉高地时，人们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坚毅的眼神、昂扬的斗志。在得悉上海总工会曾多次派代表至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陈述战况，恳请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出兵，但接有蒋介石密令的白崇禧均以“军队初到，很疲困”为借口，按兵不动后，周恩来以他那特有的铿锵之声，向全体工人纠察队员发表演讲：“我们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残余部队！”周恩来代表总指挥部下达命令：“6点前拿下北站，结束战斗！”晚6时整，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拿下敌人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缴获长短枪4000支，轻重机枪数十挺，机关枪百余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暨江浙区执委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在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奋斗下取得的，而作为起义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周恩来，精心准备、运筹帷幄，亲临一线，果敢决断，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一项特殊功勋，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

　　可胜利来之不易，失败却转眼降临。

　　3月22日，经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同日，在工人起义军占领北火车站、毕庶澄军已溃败时，薛岳率北伐军赶到。

　　3月下旬，周恩来分别探望进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东路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劝导他们支持革命，并要他们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也同从汉口到达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见面，争取他支持上海市政府。

　　3月29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召开市民代表大会，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但蒋介石以东路军总指挥部办公厅的名义命令“暂缓办公”“自动取消”；又放风说“很希望能见仲甫（即陈独秀）”，但“仲甫不见他，信也没有”。但在这一天，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开始动手了。

　　3月30日，在当日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详细分析了起义后上海的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白崇禧等“对付我们已有预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建议中央分别派人加强与各方联系；同时宣布中央的军委同上海区委的军委合为统一的机构。

　　当晚，周恩来受党的委托，前去见蒋介石，整个谈话中蒋介石对共产国际代表充满了不满，有时“愤激万分”。冲突已不可避免。

　　自武装起义胜利后，周恩来一直住在设于商务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4月11日，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邀请周恩来到师部商议事务，考虑到要对二十六军做争取工作，周恩来便带了徐梅坤等几位指挥部负责同志一同前往。

　　周恩来一行匆匆赶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二师师部，迎接他的是斯烈客气的寒暄，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商议，但就是拖着不让走。周恩来从被诱骗到被扣留，“被禁于司令部”，表现出极大的愤怒。黄逸峰在回忆录中讲到：“我们直奔会客室，我当时看到周恩来同志站在那里，在极端愤怒的气氛下，把桌子椅子都推翻在地，桌上的花瓶和杯子都掉在地上。他声色俱厉的训斥第二师师长斯烈：‘你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你镇压和欺骗工人，收缴了他们从军阀手中夺来的武器，你们是得不到好下场的！’真是大义凛然，令人钦敬。斯烈低着头表示：‘我是奉命的。’”

　　直到第二天凌晨，经罗亦农派黄逸峰通过第二师党代表赵舒出面营救，周恩来才离开二师师部。这一天，当他在黄逸峰陪同下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的办公室时，东方图书馆内的工人纠察队在缺乏指挥的情况下，已被敌人缴械，东方图书馆也已被敌人占领。30年后周恩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总结当时的教训：“斯烈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们的副指挥也去了。原来我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结果在他那里搞了半小时，商务印书馆因为没人指挥，就松劲了，一下子被缴去了。”

　　4月13日上午10时许，全市10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会后群众整队赴宝山路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捕的工友，发还纠察队的枪械。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守候在此的二十六军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群众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宝山路，血腥气弥漫着上海城。周恩来和赵世炎等参加了青云路的集会和宝山路的游行，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镇压暴行，悟出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真理。

　　4月14日，周恩来见到刚到上海的郭沫若，郭谈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叛变革命的罪行，说上海局势紧张，劝周恩来从速离开，但他没走，也不怕。

　　4月16、18日周恩来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组成新的特务委员会，集体讨论、签名并由周恩来执笔发送中共中央电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这是最早力主反击蒋介石的战斗檄文，文章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对当时局势的冷静分析和面对反革命白色恐怖的不屈的革命精神，举起了武装反对反革命统治的旗帜。

　　4月下旬至5月上半月，周恩来在聂荣臻的协助下，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工作，并安排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战斗在武装起义的第一线，置生命于不顾，这就是周恩来！

　　“入虎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周恩来作为五大代表，因处理四一二政变善后未到会，但仍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5月下半月，周恩来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5月23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并决定军人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5月29日出席中央政治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自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第二次应召从香港到达上海，开始了在虎狼巢穴里长达四年多艰苦卓绝的秘密地下工作。

　　这四年里，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的组织局代主任、主任，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因组织局主任的职责是党的全面工作的日常运作管理，周恩来几乎参与了这一时期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活动。

　　这一时期，他组建了中央特科，对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中央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各方面工作：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等。他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主席。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周恩来着手改变党的各级机关的活动方式，实行“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并逐步建立健全秘密工作的制度。他组建了中央交通局，以加强上海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系，担负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1931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他所主持建立的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提出必须迅速进去，交通线应保证继续畅通。这条交通线一直安全运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现、支持和推广毛泽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

　　尤为难得的是，周恩来较早觉察到了党内的“左”倾错误，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

　　自11月扩大会议后参与中央领导以来，周恩来就对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开始有所觉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12月4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浙江省委《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时，周恩来发言说：“这一布置恐怕太乐观了。其结果恐如江苏一样，民众终未发动起来。”18日由他起草的致浙江省委指示信，指出浙江“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

　　12月6日，周恩来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党团关系时，批评共青团内存在的先锋主义倾向，说：“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这种“孤注一掷”的错误，与“一暴成功”的错误是两个极端，这个危险可以牺牲许多同志，此点要注意；并针对江苏省委提出的“全省暴动定于明年元旦前后，江南江北一起动”的计划，说：“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是否乡下同志有非暴动无出路的观点呢？”

　　12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致江苏省委信中指出：“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时江苏各县最紧要的工作便是发展这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区域便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

　　周恩来连续为中央起草致各地指示信，指出：“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点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并强调“城市的暴动必须与乡村的暴动相衔接”。

　　1928年1月16日，周恩来在讨论李立三以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广东省委会议的错误时，表示：这次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随后连续为中央起草给广东省委指示信，指出：“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

　　2月16日，周恩来和瞿秋白一起同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谈话。在发言中说：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我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暴动是要在革命潮流高涨的前提下才能做成。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是错误的。2月27日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上海问题时提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来接近工人组织，工作既不是退让、保守的，但亦不是仓促的。他和罗亦农提议要老老实实开始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准备作长期的斗争；并开始进行党员登记工作，不怕少，只要质量好。

　　3月12日，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江苏问题时指出：江苏最近的工作，总的政策方针依然是经过艰苦的工作发动小的斗争，改造党，然后再进行大的斗争。

　　4月28日，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议决案文本后，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起草一个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44号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议决案。至此，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周恩来在虎狼巢穴里战斗，与狼共舞，靠的是坚定的革命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当身临险境、面对生死与困苦考验的时候，他继续在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以其勇敢、果断、机智、扎实的态度、品格和作风，以及卓有成效的贡献，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栋梁之才。

　　“入苦海”：在逆境中淬炼、升华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参加完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后，取道东北，又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六大选举产生的新中央在9月2日起就开始工作了，但许多问题都要等周恩来回国后解决。11月9日周恩来参加的常委会上就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实际主持极端秘密状态下的党中央日常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复兴，党内“左”倾急性病又开始冒头，而共产国际的某些指示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倾向。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省党代会，周恩来和李立三代表中央参加了会议并都讲了话。在报告和会议发言中，关于革命形势的分析、斗争策略的确定等问题上，两人有明显的分歧：李立三等人认为目前统治阶级正在日趋崩溃，革命复兴相当于革命浪潮，革命浪潮即等于直接革命，主张采取进攻路线，从总同盟罢工到武装暴动；周恩来则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强调在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左”倾盲动。李立三等观点以后逐步发展成“立三路线”，指导全党组织总行动委员会，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这个“立三路线”，遭到也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同志的反对，双方多次争论不休，妨碍工作开展。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报告。

　　1930年3月至8月，周恩来取道欧洲至莫斯科，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看到军阀的中原大战正酣，开始实施他的“左”倾冒险计划，给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周恩来衔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他绞尽脑汁，各方说服、调停、转圜，维系着党的团结和统一。1931年2月7日，何孟雄等共产党人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悲痛地提笔撰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3月12日的党报《群众日报》上，声讨国民党的罪行，号召全党为死难烈士报仇。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中共中央在得到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转报的这一情况后，委任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迹。周恩来在江苏省委陈云等的协助下，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企图和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计划未能得逞。

　　6月22日，隐蔽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组织营救；获悉向忠发叛变，他即亲往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时，周恩来已经很难继续在上海坚持秘密斗争，他服从中央安排，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了这个他战斗、生活了4年多的城市，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对于这段革命经历，周恩来后来说过：“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仅需要践行的检验、证实，使之更明确、牢固，更需要在践行中不断的淬砺、磨炼，特别是在逆境、挫折中经受现实考验。在践行中牢固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又在践行淬炼中使之得到升华、完善！

　　这便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