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官杂记》作者与周公馆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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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榆瑞 (1915～1980)，笔名宋乔，福建福州人。1939年参加工作，历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员、桂林英国新闻处编译主任、重庆美国新闻处编译、《大公报》驻南京记者、香港《大公报》编辑。195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侍卫官杂记》等。

抗战时期，周恩来是中共驻重庆的最高代表，由于深孚众望，首都各界尤其是进步人士出于尊崇，都亲切地称周恩来为“周公”。他在市区工作、生活的曾家岩50号，被称之为“周公馆”。

《侍卫官杂记》是一本日记体小说，作者署名宋乔，他和周公馆究竟有什么渊源？且待笔者娓娓道来。

“左倾过激”屡上黑名单

1952年9月，《侍卫官杂记》在香港学文书店出版，全书40余万字。这本书用第一人称，以日记体形式描写了抗战胜利前后，在重庆和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之间发生的一连串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故事。小说写得生动曲折，幽默泼辣，恣肆酣畅。人们争相购阅，初版7万册一售而空，几年之内多次再版，可谓红极一时，香港好几家报纸也竞相连载。

《侍卫官杂记》的作者原名周榆瑞，1917年生，福建闽侯人。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学系。他博闻强记，通晓英语。在北平时期，接触过以民主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等。他倾向进步，坚决主张抗日，同情中共的事业，为此，曾被北平的中统特务列入黑名单。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期，他曾遭到驻北平的臭名昭著的宪兵三团的秘密拘押，受到严刑拷打。危难之际，赏识其才华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面疏通，使其免受牢狱之灾。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黄敬，注意到周榆瑞的政治表现，曾指派崔月田、刘莉两位新闻界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他接触，有意发展其入党，但被他婉拒。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周榆瑞历经艰辛，辗转来到重庆。他虽博学多才，却因在北平时期有过一段“左倾过激”经历，而倍受国民党文化新闻机构的排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负责人曾虚白，早年执教南京金陵大学时，结识了周榆瑞的表兄蒋义芝，两人交情不错。曾虚白赏识周榆瑞的中英文水平，有意录取他为文员，但却遭到张道藩与程天放两位上司的阻挠，指出周榆瑞“思想偏激，似不宜录用”。这令周榆瑞对国民党当局更为不满。

其后，周榆瑞一度失业，穷困潦倒，寄居于黄家垭口抗战纪念堂附近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宿舍，托庇于在该厂担任上校衔科长的表兄。为谋生计，他协助国际宣传处翻译了一些用以宣传中国抗战的新闻解说词。曾虚白同情周榆瑞的困难处境，付酬优厚，且嘱电影厂厂长郑用之给予适当关照。

周榆瑞对重庆国民党上层官场的腐败昏庸一向厌恶，曾化名发表过一些诗文，痛加批判嘲讽。他向往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一度主动与有英国背景的《国际评论》半月刊的负责人郝侃、罗坚白接触，多次一块吃西餐、喝咖啡，纵论抗战时局及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战局。殊不知这种交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蒋介石与丘吉尔政府有很深的矛盾。军统一直暗中监视在重庆的英国外交官及亲英人士的活动。周榆瑞再一次上了黑名单。他受到表兄警告后，不免胆颤心惊。寻思再三，周榆瑞索性去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助教，后升为讲师。

特殊身份引起中共注意

1942年，经驻重庆英国大使馆推荐，周榆瑞去广西桂林英国新闻处任编辑主任，后改任新闻官。凭借其特殊的地位，他为《大公报》等进步报刊采写了不少生动的有分量的文章，在文章中鼓吹坚持抗战，反对与共产党闹摩擦，反对与日寇妥协。他的文章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

周榆瑞调回重庆后，曾应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副处长周怡的邀请，赴周公馆作客。在办事处，周榆瑞见到了中共负责人董必武和处长钱之光等人。他发觉这些共产党干部待人真诚、亲切温和、礼仪周正、生活简朴，他们谈得很投机，还一道共进午餐，无非是二素一荤和一大盆榨菜蛋汤。没有酒水佐餐助兴，茶叶也是低档的炒青，这令周榆瑞很是感动。在分手时，他提出想要拜会仰慕已久的周公。周怡告诉他，周先生回延安公干，以后有机会一定安排。

与周榆瑞打交道较多的，是精明干练、年轻潇洒的周怡。周榆瑞有意无意间向周怡透露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有关国民党上层的情报。他曾讲到，据说蒋介石已秘密批准由军统宣传处出面搞一个“中共非常委员会”，目的在于攻击和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不力，热衷于夺地盘，还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进行人身攻击。周榆瑞还弄来叶青（即任卓宣，中共大叛徒，著有《我为孙文学说而战》等多种著作——作者注）不久前在重庆浮屠关（今佛图关）中央训练团作的反共报告“攻心战”的有关材料等。周怡对这些情报相当重视，他将有关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也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关注。

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接见周榆瑞，地点依然是周公馆。平易近人的周恩来对周榆瑞追求进步予以肯定，还称赞他写的文章锋芒毕露，一针见血，生动感人，远非《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所能比拟。这令周榆瑞大为感动，想不到这位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居然在百忙中还读过他写的许多小文章。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桂林、柳州、贵阳等地的情况，尤其周详地询问了陈纳德指挥的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在广西抗击日本空军、并协助张发奎第四战区、余汉谋第七战区作战的情况，对美国空军的表现极为赞赏。

谈话在亲切的气氛中结束，周恩来与周榆瑞两次紧紧握手，感谢他的来访。周恩来随即又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道：“周先生，实不相瞒，我们这一两年在重庆也曾听到一些有关你的负面反映，说你为英国军情五处收集了大量有关国共两党共同对日作战的资料，不知你是不是无意中被英国盟友利用了？”

周榆瑞听了这话，脸色顿变，连呼冤枉，辩解说：“周公，我虽为英国新闻处工作，但只是例行职责而已，我不可能背叛祖国为英国人效劳。对英国人，我保持着一定的戒心，我批评过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认为英国情报人员潜往西康昌都和西藏地区煽动藏族同胞闹独立、抗交税赋，是破坏中英友好的行径。如实对你说吧，我倒是利用同英国方面的关系为贵党弄到一些可能很有价值的情报……我敢说，我是个民族至上主义者，是个爱国者。”

周恩来含笑听完了他的表白，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周先生，请别介意，我正因为把你当成我们的真诚朋友才坦诚相告。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相信我们的友谊定能保持下去。”周恩来的话令周榆瑞释然开怀。

在港受礼遇身份成谜

1944年8月，周榆瑞受聘为美国战时情报局高级译员，待遇优厚。他时常与中美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海军准将、情报局重庆分站站长霍利福德等美国情报官员打交道。有一次，美国战时情报局长杜诺万中将来华视察工作，周榆瑞担任他的译员，并有幸见到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等国民党要人。参与高层交往，令他开阔眼界，阅历大增，也了解到很多关于中美关系的内情。

这期间，周榆瑞仍时常前往周公馆与周怡、钱之光乃至董必武、周恩来茶叙，共进晚餐，甚至秉烛夜谈。由于他的身份较特殊，军统、中统也都拿他无可奈何，但例行的监视跟踪却如影随形。戴笠曾向梅乐斯进言，担心这个周榆瑞会向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泄露党国军政机密。梅乐斯则付之一笑，认为这位军统局长太多虑了，他倒认为可以通过周榆瑞的活动，间接了解中共方面的一些真实想法，让反共成性的戴笠碰了一鼻子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榆瑞即脱离美国战时情报局，谢绝美国有关方面的赴美邀请，偕妻儿离开重庆去了上海，在淮海中路霞飞坊三弄租房定居，打算定下心来翻译几本美英文化名著。

周榆瑞在沪上与乔冠华、金仲华、徐铸成、宦乡等中共和文化界进步人士时有接触，颇受影响。1946年5月，周榆瑞担任上海《大公报》驻南京外交记者，采访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以及奉命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分歧的活动。1949年，全国解放后，周榆瑞离开南京，赴香港，任职已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的香港《大公报》，工作表现出色。

作为“红色报刊”的记者，周榆瑞却受到港英当局的较高礼遇。英国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几次召见他，邀他共进西餐；还请他向北京中共高层传递一些不便于通过外交途径传递的重要信息，如港英当局拟如何处置国民党资委会储存在香港油麻地仓库的大量物资等。亲台湾的《星岛晚报》曾载文影射周榆瑞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月月领取不菲的英镑津贴。

周榆瑞对此付之一笑，他数次有意将自己当年在重庆周公馆楼下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周怡等共产党人合影的照片向友人出示，令香港文化界人士大为吃惊，猜不透他究竟是哪一路神仙。当然这是后话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