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长征组歌》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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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长征组歌》又名《红军不怕远征难》，是开国上将萧华将军所创作的一部辉煌而又不朽的红色经典史诗。

　　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街萧屋村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的萧华，12岁参加革命，13岁时就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5岁时便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委员，17岁时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后改称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仍任政治委员），率领少共国际师7000余名官兵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抗日战争初期，22岁的萧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称“娃娃司令”。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才39岁的萧华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当年接替病故的罗荣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患了肝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养病。萧华爱好读书，更喜欢诗词歌赋，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养病期间，他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白天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萧华想到，1965年10月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对于讴歌长征，他早有所动，只是由于长期以来日以继夜地忙碌于工作，无整块时间集中精力动笔。于是，萧华便决定利用这次养病的“天赐良机”，根据自己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运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对两万五千里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

　　这期间，萧华名为养病，实无闲暇，在他住的那幢小楼里，夜间常常灯火通明。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连续十余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映现出长征途中的那一幕幕战斗场面。当时写作的情形，用萧华自己的话来描述，再生动不过了。他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泪的。”

　　为了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来真实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奇迹，萧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步骤地进行着艰苦的构思。他还广泛浏览古今诗词，学习锤炼语言和推敲韵律。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深思熟虑，边写边改，终于完成了12首气势磅礴、令人振奋的诗歌创作。后又经过多次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近10次大的修改，这才摘取了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一句诗为总题目，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二

　　1964年11月，萧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总团副团长晨耕，请他们将他写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谱成乐曲。当时，他要求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于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他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为了让作曲者更好地发挥艺术创造力，萧华还说：“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于萧华有言在先，这样两个歌舞团后来各自搞的版本的歌词也就略有不同。例如，第一曲《告别》中，战友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总政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捷报早日传故乡”。

　　随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在萧华原有的12首诗中选择了其中的10首，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将10首诗分别描绘成10个环环相扣的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四位作曲家还匠心独运，巧妙地把中央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揉合在一起，运用到谱曲创作中，初步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以讴歌中央红军排除万难，不怕牺牲，最终获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革命精神。

　　1965年4月，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汇报了《长征组歌》谱曲的进展情况。四个人逐段试唱，边说边比画边唱。当他们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萧华听后觉得还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便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尽管这四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音乐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三

　　从杭州回京后，四位作曲家就开始酝酿写总谱了。由于晨耕担任歌舞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这样，写总谱的这个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科班”出身的遇秋肩上。

　　遇秋，姓李名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1940年，11岁的李遇秋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后来进入“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的前身），被领导发现是棵“好苗苗”，于是便指定专人教他识谱、作谱，拉手风琴。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初正式开始排练，曲谱边排边改。战友歌舞团推出最强演出阵容，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那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炼，他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后期创作正值1965年盛夏，李遇秋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歌舞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有时热得受不了了，他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那时他全仗着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改。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这其中凝结了李遇秋的多少心血。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萧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的《长征组歌》。他看完演出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演出是成功的。”

　　四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公演。

　　《长征组歌》在首都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去看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周恩来对几位作曲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周恩来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随后，《长征组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巡回演出20多场次，场场爆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之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就迅速地传唱开来。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

　　《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庄严宏伟却又耐人寻味。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可谓是中国合唱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相继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周恩来和萧华观看了演出。周恩来问萧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萧华说，各有千秋。“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曾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保存下来，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拍摄计划夭折。后因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就没有流传开来，因此鲜为人知。据当时参加“战友版”《长征组歌》演出的马子跃评价，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也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非常丰富。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长征组歌》剧组忽然接到随周恩来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看了剧组的汇报演出。周恩来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还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修改一下好吧！”出国前，周恩来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五

　　1967年春天，那正是“文革”中乱哄哄的季节，“万花纷谢一时稀”。一次，贾世骏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在他唱了两首歌之后，周恩来向他招手，亲切地喊道：“贾世骏同志，请你过来一下！”贾世骏立刻来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亲自递给他一杯茶，然后用他那累得沙哑了的嗓子说：“教我唱唱《过雪山草地》好吗？”贾世骏真怕累着了总理，就说：“您不是已经唱会了吗？”周恩来说：“再和我一起唱唱，纠正纠正。”于是贾世骏也就立即哼唱起来，周恩来打着节拍，也跟着唱了起来。当他们唱完一遍之后，贾世骏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也不差呀！”周恩来笑道：“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于是他们又哼唱起来。

　　周恩来为什么对《过雪山草地》这一曲情有独钟？这大概是缘于他当年过草地时命悬一线之原由。

　　1935年6月的一天，中央红军在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一下子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接连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后又昏迷不醒。医生根据白血球增高、皮肤蜡黄、肝肿大等症状，诊断周恩来患的是阿米巴肝脓疡，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当时的环境无论是穿刺抽浓还是开刀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能用局部的“冰冻”把炎症退下去。取冰得派人到60里以外的雪山上去背，医生把战士背回来的冰块装在袋子里，放在周恩来的脏肝部位。过草地时，毛泽东指定由红三军团负责用担架抬着周恩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决定扔掉两门迫击炮（当时整个中央红军只有8门迫击炮），这样即可腾出20多名战士轮流抬着担架过草地。彭德怀把“担架队长”这一极为重要的职务交给对周恩来感情很深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

　　布满沼泽的茫茫大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时而大雨滂沱，时而漫天大雪、冰雹骤降，人们每走一步都是极其艰难，何况还要抬着担架？陈赓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兵站站长杨立三亲自轮换抬担架的战士。体质非常虚弱的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走出草地后一头栽倒也病了。过了草地之后，周恩来身体渐渐复原，他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又救了我的命！”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的杨立三因患脑癌逝世，周恩来担任主祭。他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上一程，并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引棺。由此可见，过雪山草地这段经历对周恩来来说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六

　　“文革”后期的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共和国重现“艳阳天”。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这部作品几经磨难，复排重演，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10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连续报道，《长征组歌》再一次轰动了全国。邓小平在审查时，亲自动笔，将《突破封锁线》一段中的一句歌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病重正在医院动手术，但他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去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临终前，周恩来还念念不忘《过雪山草地》一曲中的“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那句歌词。

　　199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受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风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在审看了新版《长征组歌》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们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从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首演成功到今天，《长征组歌》已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的许多唱段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部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倾注和凝聚了几代艺术家心血的作品，以她那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征组歌》在国内外巡演总场已达1000多场，观众多达数百万人次，堪称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被称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