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尽可能增加党的九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一、 七月一日为党的象征性的纪念日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即党的生日。但它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实际开幕日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因此，不可能去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1938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党内外许多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但毛泽东和董必武都说已经记不清了。

　　其实，党的一大究竟是在1921年7月的哪一天开幕，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一大代表李达、张国焘、陈公博、陈潭秋、周佛海等人在回忆中都认为是1921年的7月。当年共产国际指派参加一大的代表马林在1922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笼统地说是这一年的7月。

　　最早提出党的纪念日的始见于1938年5月，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在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中。《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诞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

　　从此以后，七一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

　　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通过对一大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严格认真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这一结论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7月1日作为党诞生的纪念日一直被延续至今。

　　二、 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并没有出席一大会议

　　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共有13人。然而，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因此，共产国际代表特意指示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因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便提名由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会议。包惠僧曾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开款子的事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4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了大会。

　　李大钊当时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出席一大会议。张国焘回忆说：“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参加。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总之，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这次会议，都是因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所致。

　　遗憾的是，后人始终未发现两位当事人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所有旁人的推断，也许都是想当然。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更无从知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尽管“南陈北李”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三、 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40人，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首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

　　在以往的教科书和历史记载中，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毛泽东，而是罗章龙。后来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复印件揭开了谜底。上面清楚写明：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至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由此可推断，在9月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之后的接替者。

　　“中央局秘书”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对于秘书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

　　四、 王荷波成为首位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亮点是：第一次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

　　中共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一大到四大的有关文件中，都设有关于党的纪律的章节。

　　五大选举产生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王荷波、张佐臣等10人组成。这10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在群众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中6人出身工人。

　　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是福建福州人，参加过党的三大和四大，历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局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大闭幕的三个月后，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1927年秋天，王荷波秘密到达河北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武装暴动。玉田暴动成功后不久，因叛徒告密，王荷波在北京被捕。在刑场上，他留下的唯一遗嘱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让他们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英勇就义，终年45岁。

　　除了王荷波外，党的五大选出的10名监察委员中，先后有7人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无一人叛变投敌。这些党的监察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忠诚。

　　五、 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都深深印刻着共产国际的烙印。

　　虽然在七大筹备过程中，曾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关注和指导。但七大召开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两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外国党或国际组织的指导。有关七大的一切重要问题都由我们党自己做主。

　　七大召开的时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党的实际状况最终独立决定的。七大报告的起草，全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再像以往的六次大会，由共产国际提供具体帮助甚至包办。七大制定了一部反映毛泽东建党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新党章。

　　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七大虽然脱离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挥，但还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真诚博大的胸怀。

　　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在三大就进入了中央领导层，但他开始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还是始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从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六、 毛泽东提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所讲的话。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毛泽东强调：“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语，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这篇开幕词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泽东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关于开幕词，毛泽东写了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毛泽东又请陈伯达代为起草。但毛泽东看后认为陈伯达的稿子写得太长，扯得又太远，也不满意。他又要田家英起草并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装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34岁的田家英又赶写出了一稿。

　　毛泽东看后总算满意并亲笔作了修改和补充。毛泽东随后又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员审阅修改。这已经是9月14日凌晨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这篇稿子吸收了大家的意见，越改越好，毛泽东终于满意了。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一般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了。

　　七、王明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酝酿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争议较多的是王明和李立三。特别是王明，长期住在莫斯科，借口有病拒绝回国出席八大，对此很多代表不同意再选他当中央委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再次对选举曾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做了解释。他指出：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明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是有区别的。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一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我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选举王明和李立三当中央委员，有些同志可能会认为这样做不公道。毛泽东说：“他们是因错误出了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因为在社会上和我们党内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少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中央，他们心里就踏实了。如果王明和立三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不改关系都不大，关系大的是我们党内容易动摇的人，他们在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和好处，今后我们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比较容易些。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在9月26日的大会选举中，王明和李立三的票都过了半数，两人都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八、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出席九大，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在“文革”初期，朱德险些遭到揪斗。由于毛泽东的直接干预，这一阴谋活动才被制止。毛泽东提出，朱德是红司令，如果要开他的批判会，我就去陪着他。直到九大召开前，有人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企图阻止朱德参加大会。是毛泽东的坚决提名，才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等人又策划阻止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政治局。后来，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

　　另外，陈毅被列为九大代表，也是毛泽东坚持的结果。当时对他的所谓问题既没有平反，也没有结论。

　　陈毅向毛泽东提出：“我怎么能出席这样的会？我是右派啊！”毛泽东说：“好啊，那你就代表右派嘛！”

　　还有许多老同志出席这次会议，也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做了许多论争才让参加的。

　　当初，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曾被列入九大代表的名单之中，这份代表名单不知是谁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知道后很不赞成，提笔将李讷的名字去掉，指定从警卫部队补选一名代表。

　　随着九大的临近，周恩来也在做各种努力，尽可能增加九大代表中老干部的名额。

　　1969年1月12日，周恩来分别致电新疆和云南，提出将王恩茂（新疆）和陈康（云南）补选为九大代表。他在送毛泽东的请示上说：王、陈二人如不当代表，“恐对全局不利”。当得知外交部所报九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耿飚同志时，他表示：一定要向中央建议，让耿飚出席九大。3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又就徐海东作九大代表和进入九大主席团一事，在有关会议上作了说明，并介绍了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绩。

　　九、毛泽东目送代表们先退场

　　1973年8月24日，党的十大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关于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回忆：“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走路已经步履艰难，而且气喘吁吁。大会开幕时，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那天宣布散会时，我看到他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多分钟。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们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事实上，毛泽东再站起来是很困难的了。但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他身体的真实状况。

　　这也是两位伟人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