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助许德珩巧断“聚义钱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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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我在整理祖父许德珩的文稿时，又看到了关于“聚义钱庄”的案卷，这令我回想起祖父给我讲述的周恩来总理帮助他妥善处理这桩私营钱庄违法案件的往事。

　　1971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初秋的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到家里，看到祖父的桌子上放着一部书。书上贴有一张红纸条，上书：楚生先生指正， 落款：章行严，书名《柳文指要》。我知道称呼我祖父为 “楚生先生”的人一定是他的老朋友。

　　吃午饭时，我问祖父，您桌子上的书是谁送的呀？祖父回答说，是章行老上午派人送来的。我再问，章行老是谁呀？祖父回答说，就是章士钊，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继续问祖父，这部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呀？现在的书怎么还用竖版印刷，用函包装呢？他为什么要送给您这部书呢？祖父回答说，说来话长。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和章士钊都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员，两人经常见面，时间长了便成了朋友。

　　然而不久，由章士钊先生担任董事长的聚义钱庄因为黑账、空股和欠款等问题被起诉。因不服法院的判决，章士钊多次致函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代主任彭真、副主任罗瑞卿、秘书长陶希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代行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我祖父，为聚义钱庄的问题开脱，希望改变法院的判决。

　　可是，大量的证据和事实说明，法院在处理聚义钱庄及其主要负责人伍筱安、孙益生等的问题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裁决合法准确。不过章士钊本人并未涉及聚义钱庄具体的经营管理工作，但有被坏人利用的可能。为了本人在聚义钱庄的股份不受损失，章士钊先生尽力为钱庄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开脱，甚至对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等国家机关不敬，引起大家的不满。一方是满腹冤屈到处告状的民国耆宿，一方是秉公执法的国家干部，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个案件呢？祖父感到有些为难，便去请示周总理。在听了我祖父的汇报以后，周总理对他说：楚生兄，你去找章行老，把他在聚义钱庄的股份退还给他，让他从此不要再管聚义钱庄的事情了。然后，你们依法制裁聚义钱庄的违法行为，如何？一个令大家左右为难的问题，在周总理面前迎刃而解了。祖父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圆满地把问题解决了，结果令各方都满意。通过这件事情，祖父对周总理更加佩服了。后来，周总理还到章士钊先生家里去看望他，发现他的住房比较拥挤后，在史家胡同安排了一个四合院，作为章士钊的新居。周总理周到地处理聚义钱庄案件，在生活上给予章士钊周全的照顾，令章士钊十分感动。1973年5月，章士钊先生不顾92岁高龄，到香港与海峡对岸来人沟通，为国家的统一效力，不幸于7月1日在香港病逝。7月11日，周总理派专机将章士钊先生的骨灰从香港接回北京并亲自到西郊机场迎接。我祖父陪同周总理到西郊机场迎接章士钊先生的骨灰，并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参加了章士钊先生的追悼会。

　　周恩来总理帮助我祖父妥善处理聚义钱庄违法案件的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件事情在今天来说，依然十分有意义。周恩来广交民主党派的朋友，大胆地启用民主党派的朋友担任中央政府部门的首长并在工作中培养他们。当那些在过去曾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朋友遇到困难时，周恩来不以原则作交易，也不机械地坚持原则，而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保护朋友们的利益。因此，当国家需要时，朋友们便都不顾生命地为国家服务。

　　谨以1981年1月8日我祖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首怀念周总理的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意难忘

　　周恩来同志逝世五周年并《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献词

　　百世流芳。恨别离五载，仪容永在，铭志众心房。情比泰山高，似海深，意难忘。人民好总理，永相望：云天远隔，江水泱泱。

　　欣逢选集出版，遗教万年长。勋劳业绩，字字好文章。处事亦寻常。无昼夜，尽繁忙。足迹海内外，备艰难，星月皎洁，北斗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