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 允许提意见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也是这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我谈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一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冬，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未结束，我正在《解放日报》工作，同温济泽同志一起作《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抢救”运动中，报社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是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搞成的，唯独副刊部却没有这样做。因此，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正在这时，忽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我去谈话。过去，我曾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非常爱听他对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深刻而生动的剖析，但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周恩来同志住的窑洞，在那里见到了他和邓大姐。恩来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重庆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想到报社正准备开我的批判会，我怎么能走呢？我把这些顾虑告诉恩来同志，他说这情况他清楚，他会设法解决，要我放心。这样，我就从“抢救”运动中解放出来，免了挨那场斗，去了重庆。这表明周恩来同志是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作法的。

　　二

　　建国以后，1952年，我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的接触逐渐多起来。对于他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了解就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经济领域中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文艺工作中。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在“高速度、高指标”、“快过渡”的气氛下，头脑发热，把工农业生产中一套“左”的作法搬到文化工作中，提出“人人做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号，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有的人甚至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日期。这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文艺工作的客观规律的。在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同志的注意。为全面了解情况，弄清问题，统一认识，这年12月28日晚间，周恩来同志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等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到西华厅开会，共同分析研究了这些部门在“大跃进”的形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鼓励大家要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他要我先汇报中宣部文艺处了解的情况，其他同志也汇报了各部门的情况。接着，他要大家讨论如何纠正这些不适当的作法。周恩来同志指出，教育方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求马上停止。在文艺方面，他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作法，反对提出“文艺放卫星”之类的口号。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地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华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原来准备在1959年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进一步端正思想，纠正文化工作中“左”的倾向。但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召开，使事情发生了变化。1959年夏天，中宣部、文化部的一些负责同志聚集在北戴河，一起商量如何召开这次文化工作会议。正在积极筹备这次会议时，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右，要继续反右。消息传来，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我当时心里想，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也许有些方面右了，但有些方面“左”的倾向确是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论。

　　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中宣部搞得很厉害，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揪出了所谓“九条大鲨鱼”。在这种情况下，原订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一直推迟到年底才开，会议改变了议题，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些同志作了检查，一些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这样，就使周恩来同志原来准备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想法受到了干扰，“左”的错误反而进一步发展了。

　　三

　　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战线出现的“左”倾错误，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上半年，在中央全面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也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政策，形成条例，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重新纠“左”的开始。

　　1961年6月，由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深入到会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为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他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草案总结了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左”的错误。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个文件的下发，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对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很有启发。中宣部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工作方面也应该制定出一个条例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在周扬同志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这个条例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和文艺界同志的拥护。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但是，由于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报送中央。到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接着在广州又召开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的会议，周思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作了克服“左”的倾向的重要讲话，才又重新将这个条例提出来，送给陈毅同志等看过，认为这个条例是好的，可以报送中央。周扬同志要我再修改一下，我只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就报送中央书记处了。几天以后，我到西华厅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周总理从后院出来，一看见我，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我回答说已经送了。周总理点头说：送了就好。这个条例称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原有十条，后改定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需要的。

　　四

　　周恩来同志不仅关心文艺工作的总的方针、政策，他对文艺各个部门，如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主张音乐、舞蹈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在一些音乐舞蹈工作者中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落后，不科学，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音乐、舞蹈是进步的，科学的，可以不加改造地接受过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艺术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认为民族的艺术要发展，学习西洋的艺术也要逐步使之民族化。比如芭蕾舞可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不能急躁，要分步骤，首先要题材革命化，可以演一些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从古代题材到现代题材。但是，他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艺术工作者的创造精神。他最初认为芭蕾舞一下子表现我国现代生活比较困难，应该过渡一下，先搞个反映我国古代生活的节目，但当他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后却大为称赞，给以热情的鼓励。他说，你们演得好，我比你们保守。

　　周恩来同志不赞成民族戏曲中加太多的洋乐器，他认为那样做有两个缺点，第一是破坏了原来的艺术特色，第二是乐队音响太大，压了演员的歌唱，对演员的声带有害。

　　周恩来同志多次找我们研究音乐、舞蹈的发展问题，并亲自过问《小刀会》、《宝莲灯》等剧目的演出，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他还建议在报刊上发动音乐界的同志对音乐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展开全面讨论。他在给我的信中明确提出音乐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召集各方面人士座谈，并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持续了一年，影响很大，对于纠正音乐、舞蹈工作中的错误或偏颇思想，使社会主义的音乐、舞蹈艺术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年了。他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所耗费的心血和经历的种种艰辛，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廖心文整理）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