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短跑选手姜玉民一人夺三冠 周恩来为何说不是好现象

周恩来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奋斗一生。在他承担党和国家繁重工作、日理万机中，对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周恩来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提议创建了全国体育领导机构，支持建设各种体育设施，创办体育报刊，建立体育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他十分关怀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关心和爱护优秀运动员。在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上，是周恩来同志判明是非，指出方向，鼓舞斗志，使这一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以革命家的满腔热情关怀人民的健康，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

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早已存在的，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是，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摆到重要的位置，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党和国家十分关怀人民的健康，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为增强人民体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方向。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国家有“提倡国民体育”的任务，在后来制定的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条款。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就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周恩来同志是热心的提倡者和指导者。作为政务院总理，紧紧掌握着正确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方向，制定事业发展规划，及时提出要求，做出指示，解决工作上的种种困难。

1952年，由周恩来同志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领导全国体育事业的体育运动委员会。他和邓小平同志推荐、促成贺龙同志兼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这一措施，从组织上保证了发展体育事业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1954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政务院作出了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决定。这些措施，对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同年的一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强调说，发展生产，加强国防，都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发展体育运动，是为了国家，为了世界的前进，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加强国防力量。

1956年9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说，我们应当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体质，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平。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地和有步骤地进行，避免要求过高过急和一般化的毛病。这些指导思想贯彻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之中。

周恩来同志一再对国家体委领导同志指示，要发动工农商学兵都参加体育活动。他对学校体育特别关注。曾说：“学校体育必须从小搞起，我自幼体弱，小时受国民体育教育，在南开中学常锻炼，身体好了”。他认为，学校每周两小时体育课不行，学生应每天有一小时体育锻炼，这样才能保证健康。对于农村体育，周恩来同志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只有一千几百万，队伍还不大，要以亿计。过去基本在城市，问题在农村。要开展到每个乡，每个社。普及学校体育和农村体育，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对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十分精辟地指出过，体育工作发展，使人民有健康的身体。“这既是物质基础，又是精神力量”。指出了体育对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他也以此来教育和鼓舞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献身于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50年代初，一位学工科的同志，服从需要，转到体育战线担任教练工作，他对调动颇为惋惜。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他说：“服从工作需要是对的。但还不够，要热爱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在我们的国家里，体育工作是很光荣很有前途的工作”。正是在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勉励和关怀下，我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辛勤劳动，艰苦奋斗，把原来十分落后，基础极为薄弱的体育事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开创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60年代初，我国已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在一些项目上创造出了世界纪录，夺得了世界冠军，摘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东亚病夫”的屈辱帽子。

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体育事业几乎被林彪、“四人帮”所扼杀。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贺龙同志和一大批忠于人民体育事业的干部受到迫害，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受到凌辱和冲击，体育战线被诬为“搞修正主义”。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同志正义凛然地指出，“体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培养的。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1971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体育工作的一份报告中，作了亲笔修改，强调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当时全国混乱的局面中，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不胫而走，体育战线的同志如饮甘露，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也是在阴云密布中看到了一缕阳光。

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为祖国争光，在全世界放异彩

在体育工作中，要不要大力培养优秀运动员，要不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高峰，要不要在参加国际体育比赛中争取优异成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体育界也有不同的学说和学派。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既要发动千百万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又要培养优秀运动员，展开高水平的竞赛，创造新的纪录、新的成绩，为国家民族争取光荣，扬国威、振民心。

周恩来同志也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正确方针。1959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体育水平”。在许多场合，他勉励我国青年在体育运动上也要大有作为，鼓励我国运动员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选手，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夺取优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增光。

1957年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优秀运动员见面时，赞扬苏联运动员拥有众多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他说，十年以后，中国运动员也会取得重大成就，愿中苏运动员一道前进。他多方面关怀和鼓舞我国运动员攀登世界体育运动的技术高峰，要求做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有一颗火热的心，贡献出全身的精力”。1957年10月，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北京体育学院观看运动员训练比赛。郑凤荣冲击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因为过分紧张而没有成功。周恩来同志为年轻选手有雄心壮志而高兴，特地把一束鲜花送给郑凤荣，并亲切地说，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哩！郑凤荣受到了巨大鼓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跳过了一米七七，突破了当时由美国运动员保持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女子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周恩来同志把我国运动员创造出优异成绩，看成国家兴旺、年轻一代奋发图强的标志之一，以巨大的热情予以嘉勉。1959年4月，我国乒乓球选手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周恩来、贺龙、陈毅同志亲自欢宴乒乓球选手胜利归来。周恩来同志即席讲话，语重心长，极大地鼓舞了我国运动员赶超世界水平、为国争光的激情。周恩来同志谈到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中国运动员在参加国际体育比赛中被人瞧不起，现在我们有了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谆谆嘱咐运动员：“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周恩来同志谈到当时因为反对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我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因此不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运动员中有急躁情绪时说：“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八年、九年……我们总要进到奥林匹克去。现在准备力量，埋头苦干，十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这些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话，激励着我国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勤学苦练、奋勇拼搏，在国际竞赛场上夺取优胜。1984年，我国运动员重新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举夺得15枚金牌，突破了“零”的记录，放出了异彩，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还经常教导我们，不要只看到几个优秀选手，要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东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也应当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兴旺发达。1959年9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场地观看运动员比赛，我国女子短跑选手姜玉民夺得一百、二百、四百米三项冠军，也是这些项目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周恩来同志在祝贺姜玉民的同时，风趣地说：“你一个人保持三项全国纪录，可不是好现象啊！体育比赛就是要人才辈出，后浪推前浪，才能迅速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应该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同你争冠军。”

在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和支持下，邀请60年代世界著名的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来训练我国女子排球队，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1964年，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大松博文率领日本女排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志听说他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的训练方法，两次亲自到现场参观，接见大松，赞扬他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从严从难的训练方法，当面邀请大松博文给我国女排作示范训练。他还对体委和排球界的负责人说：“大松的训练符合实践论的精神，符合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要学大松，超日本。教练员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为我所用，这是发展我国各项事业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重要经验。我国女排在后来能够突飞猛进，在80年代获得举世瞩目的“五连冠”的荣誉，是与60年代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分不开的。

我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永志不忘的是1969年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有人把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说成是“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周恩来同志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为祖国争光嘛！他们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正是周恩来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培植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体育战线同志们不停顿地向新的高峰进击的希望之火。

以国际主义者的广阔胸怀，提倡体育为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友谊和进步服务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是赢得世界人民爱戴和敬佩的卓越的外交家。他一贯提倡和教导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国际体育交往，为我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服务，为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服务。

1952年7月，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周恩来同志支持体育界要求派运动员参加这届奥运会。但在当时，国际奥委会中某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人民和中国运动员的合法权益。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在这届奥运会开幕前两天，国际奥委会发出了邀请。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此事，并且作出了派代表团参加的决定。他在代表团启程前的深夜指示，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了，可以进行友谊比赛，要积极参加友好活动。遵循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国体育代表团向世界人民、各国运动员表达了友好的情意，受到热情的欢迎。

对待国际体育活动中的复杂情况，周恩来同志启示我们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又要有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性。5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中某些人在同意恢复我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以后，把台湾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塞进国际奥委会。周恩来同志严肃指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必须坚持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代表全中国合法体育组织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更不能妥协，要坚决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又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1955年，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的董守义先生，在参加了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述我反对“两个中国”原则立场的文章，周恩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亲自表扬董守义先生这样做得好。到1958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的个别领导人，坚持错误，采用各种方式在国际奥委会中搞“两个中国”，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央的决策下，经过中国奥委会讨论，决定退出国际奥委会，中断了与它的联系。同时，广泛地开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交往活动。1963年，在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这对帝国主义者企图垄断国际体育事务，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周恩来同志也指示我们对在台湾的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应当采取尊重和关心的态度。1959年，邀请他们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国际体育活动中遇到台湾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应当以礼相待；1974年参加第7届亚洲运动会的时候，邀请台湾运动员同大陆运动员一道组成统一的体育代表团，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名额，等等。这些，都是经过周恩来同志决定的，有的是他提出的。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在“改名、改旗、改歌”的原则下，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使台湾的运动员也有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机会。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采取了明智的态度，也是我国体育界本着周恩来同志生前制定的方针，在斗争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成果。

对于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周恩来同志十分强调“友谊重于比赛”，要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反对搞小动作，骄傲自大，漫无纪律。1963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运动员时说，“友谊重于比赛，是我历来的主张。要打出风格。无产阶级的风格，革命的风格。把好的风格打出来，争取革命同志的友谊，劳动人民的友谊，也要争取各国运动员的友谊”。“最大的成功不是只在技术的优胜上，而是在政治的影响上”。周恩来同志指出过，体育运动的国际比赛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有友谊的内容。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做超级大国。他对运动员在场上的作风十分注意，对不良的风气和纪律松弛，批评很严厉。有一次我国女排和日本女排比赛，当广播里向观众介绍双方运动员时，日本运动员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立刻停下练习，举手向观众行礼致意，而我们的运动员都毫无表示。周恩来同志当场把我女排队长叫上主席台，要求队员重新列队点名，向观众致意。他说，不尊重群众，不懂得礼貌，不尊重对方，骄兵必败。运动员自由散漫，是领导者的责任。

体育战线的同志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同志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楷模，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满腔的热忱、卓越的外交才能，使国际体育交往成为加强友谊，增进了解的桥梁。1961年，日本乒乓球队第一次来我国参加世界锦标赛，他们对中国还不了解，行动也很拘束。周恩来同志发现了这种状况，亲自宴请日本乒乓球代表团，对他们说：中日两国运动员要加强交往，一年你们来，一年我们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使日本运动员深受感动。在以后的一二十年中，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情真意深地做了许多加强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工作。70年代初，那是万马齐喑的岁月，国际体育交往也基本上停顿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作出决策，决定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重新打开国际体育交往的局面。当时，国内有反对者，国外也有对我极为不利的因素，运动员的思想也顾虑重重。周恩来同志彻夜和体委的负责人、运动员交谈，深入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勉励大家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去承担这项任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这项国际体育活动，不仅打开了国际体育交往的局面，而且把参加这次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邀请到中国来访问，打开了隔绝20多年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成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先行。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道的“小球转动了地球”的“乒乓外交”。

此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在北京举行了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成立了亚洲乒乓球联盟，举行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973年9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些都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志苦心孤诣地通过体育运动来保持和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联系。

周恩来同志生前对各国体育界朋友和运动员做了大量的友好工作，他的谦逊和蔼、坦诚亲切、平等待人的态度，他的广阔胸怀和视野、渊博的知识和传奇般的经历，都赢得了各国朋友们的心。

周恩来同志逝世时，《朝日新闻》记者对日本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作了采访。报道说，前世界冠军栗本（松崎）君代，遥对着长空深切致意。因为体育交流的机会而与周总理相识的君代女士，由于其作风和比赛态度端正，就是在不再是选手以后，也受到周总理象女儿或甥女般的爱护。君代结婚后，周总理听说她始终未生育，表示关怀，邀请她到北京去，由医生给予检查诊治。这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杰出政治家和被称为“乒乓球女王”的日本妇女，跨海交流感情。君代女士含泪说道：“当时还嘱咐我，如果有了孩子，要早日告知啊，只是……”君代女士的声音哽咽住了。

只有一个伟大国际主义者的言行，才能在异国异族人们心灵中产生如此纯朴而又深厚的情意。

周恩来同志曾经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和他接触过和没有接触过的千千万万的干部和群众。他教导我们要团结各方面的人一道进行工作。在国家体委建立时，周恩来同志提议由抗日名将、著名的爱国人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销将军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后来，又任命爱国人士卢汉、黄琪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周恩来同志和贺龙同志要求担任国家体委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尊重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体委绝大多数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工厂劳动。周恩来同志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对当时在体委“革命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人员说，你们解放了，把他们忘了。干部在底下，也不用，不去看。在他的关怀下，体育系统的干部和运动员较早地被“解放”回到工作岗位。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的音容笑貌、伟大人格、高尚品德、光辉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周恩来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指示，包括他对体育工作所作的指示和谆谆教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不仅过去激励我们，今后也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