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说“我当总理16年了，有两件事交不了账”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其睿智和机敏的判断力开始论及环境问题，并在彼此的通信中交换有关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看法。马克思高度赞扬１８世纪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合理思想，而且从哲学高度强调了人类生命活动、生产实践对环境的直接依赖、强调了人对自然环境积极能动的改造作用，甚至把自然界形象地比喻成人的无机身体。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问题看成是符合人类发展长远利益的崇高事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和科技起步晚、底子薄，民众的科技意识还较落后，环境观念更是处于朴素状态，但作为伟大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周恩来，却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较早地把环境问题当作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长远大计来看待。周恩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环境问题的科学理论，并且在指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贯彻和实践了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江河水系是古代农业文明乃至现代社会生活所依托的最为重要的自然条件，同时水患也是危害人类最严重的天灾之一，治理水患、防止水土流失，是改善环境和保护环境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在建国后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关心祖国的治水工程，关心祖国的水利事业。从北京的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到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甚至还有许多跨国流域的水利工程，到处都留下过周恩来的身影，到处都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就有重视治水的条款，其中第３４条为“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第３６条则有“疏竣河流、推广水运”的内容。新中国建立伊始，周恩来就组织有关方面的干部和专家，紧张地投入治理淮河、海河以及荆江分洪的工作中。１９５１年，在第６７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就治水问题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的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今天情况来说，是远不够的，是要予以提高的。水可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治水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同年８月，在第９８次政务会议讨论农业和抗灾问题时，周恩来又指出：“在未经过大造林、大水利等工作之前，水旱灾害是难以避免的。中国这样大，发展又不平衡，有些地方人多地少，有些地方人少地多；有些地方水量多，有些地方水量少。要改变这种情况，要完全摆脱自然灾害，必须经过长期斗争才行。”他还要求当时的中财委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农林、水利等部门的工作加强领导。

　　在１９５４年９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总结和论述，他深有远见地指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减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

　　１９５６年６月，周恩来参观了北京的规划模型展览并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北京的用水引水问题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北京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以及十三陵水库等，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规划并建成的。１９５８年夏季，周恩来先后三次同党政机关的领导们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并先后六次去密云水库视察工作。１９５９年８月，潮白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密云水库工地情况紧急，这时正在庐山参加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的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从庐山打来电话，鼓励水库工地人员战胜洪水，确保施工安全。

　　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周恩来多次召开有关会议，亲自审定了根治海河的第一期规划，并领导组织实施。１９６５年，华北大旱。１９６６年２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京、冀、鲁、豫、晋、陕、辽、内蒙古等八省、市、区的抗旱会议，鼓励大家变压力为动力，把抗旱作为一个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长期任务，以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会议后，组成了八个抗旱工作组，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亲自兼任河北省抗旱组组长，还指定了另外几位副总理和有关领导分别担任其他各省、市、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文革”期间，周恩来还克服各种阻力，使海河流域的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震后第二天，周恩来就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赶赴灾区慰问，同时还视察了漳河上的岳城水库，周恩来指出：水库要注意综合利用，不仅要考虑防洪还要变水害为水利，积极发展灌溉。

　　黄河被中华民族尊为母亲河，同时它又是一条忧患之河、难治之河。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就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黄河问题上展开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以水代兵的所谓“黄河战略”，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有利条件，而且也保护了黄泛区人民的切身利益。解放后，周恩来对治黄问题极其关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治理黄河问题被列入重点项目。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得到审察批准，报告中强调：“三门峡工程对于防止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有决定性作用”。会后，周恩来领导了这一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专门成立了三门峡工程局。

　　１９５７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了。１９５８年，周恩来亲临工地视察并召开了各方面领导和专家参加的现场会，他认为，三门峡工程的兴建只是根治黄河的开始，并进一步指出，“将三门峡作为一个特定问题来开展讨论和争论，来更好地解决根治水害、发展水利的问题，就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流域，对海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等等，总有好处。”周恩来心系黄河，并始终把治黄问题放到全局性和变害为利的高度来看待。１９６４年，在北京主持治理黄河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总的战略性方针：“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１９５８年，黄河又一次发生特大洪水，郑州黄河铁桥都被冲断了，周恩来赶到现场冒雨视察灾情，组织各方面两百多万人上堤抗洪，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决定，不开分洪区，使一百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了损失。

　　从５０年代起，周恩来曾多次视察黄河流域的情况，并三上三门峡，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那样严峻的形势下，他还十分关注三门峡以及黄河上游刘家峡水电工程的情况。周恩来还曾提议让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师生们到三门峡去深入实践，参与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改造问题。后来，周恩来身患重病住院后，在医院中还多次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效果，担心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

　　应该说，新中国的水利工作各个阶段的方针任务都离不开周恩来的指导和部署，许多江河的治理和大型水电工程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作为中国第一大河的长江的治理工作就更是挂在周恩来的心上，从５０年代初的荆江分洪工程，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从对三峡水利工程可行性的细致考察，到７０年代初精心筹划并实施的葛洲坝工程；从南水北调计划，到全流域的水土保持及污染的防治，二十多年的建设历程，处处都能看到周恩来的大胆谋略和细致工作。周恩来亲自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许多宏伟设想，为社会主义中国日后的繁荣和全面发展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

　　二

　　１９６６年２月，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之前，周恩来非常沉重地对林业部负责同志说：我当总理１６年了，有两件事交不了账，一是黄河、 一是林业。这句话体现了周恩来对中国水土保持和绿化造林事业的强烈的责任感，也体现了这项工作所担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大陆性气候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国森林和植被的覆盖率是相当低的。旧中国的落后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曾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水土流失严重和林业事业的凋敝上。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周恩来在抓水利建设的同时对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工作予以极大的关注。周恩来多次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是造成水土流失的关键性原因。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还很低，和世界上许多森林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１９５１年９月７日，周恩来在第１０１次政务会议上强调了造林、护林的重要性，并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两句话要写得适当才行，不然一旦“靠山吃山”把树木砍光了，灾害就降临了。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周恩来审阅签发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文中指出：“首先应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有计划地封山、造林、种草和禁开陡坡，以涵蓄水流和巩固表土，同时应推行先进的耕种方法，如修梯田、挑旱渠、等高种植和牧草轮作等方法，期使降落的雨水尽量就地渗入，缓和下流，不致形成冲刷的流势和流量。”１９５５年在视察官厅水库时，周恩来讲了库区林业建设对发挥水库工程效益的重要性，他还向有关管理部门的同志指示，要充分利用水土资源，使水里有鱼，山上有树。

　　回顾过去，周恩来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十分中肯地讲到过植树造林的重要性。他认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减少，不仅是造成许多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而且是造成沙化的根源。当年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繁荣的地区之一，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但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尤其是破坏了森林植被，后来变成了沙漠。我国西北的许多地方如敦煌一带，恐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指出，古老文化的负面影响之一是破坏了森林资源，这是对大自然的损伤。中国有林的山只有１０％左右，好多山是荒山，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文化越古，不知保护，树木越少。我去过的地方，如从尼罗河经过中东，中亚细亚到中国这片都如此。“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

　　１９５７年１月，水利部在会同林业部、中国科学院以及西北各省、自治区的有关力量调查讨论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召开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会议的报告》，周恩来逐句地审阅修改了这一报告，并指示：“过去几年来，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农业、林业和水利方面的综合措施和配合不够的现象，希望你们研究解决。”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工后，周恩来在多次视察过程中，对黄河沿岸的干部群众都深入细致地讲了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多种树、种好树，周恩来认为水土保持要同保土耕作结合起来，只搞工程措施不搞植物措施是不行的。为解决西北黄土高原地广人稀地区的植树造林问题，他亲自批准配备飞机，进行飞播造林和种草。

　　６０年代初，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在视察各地工作时仍不忘提醒大家造林、护林的重要意义。１９６０年，周恩来在海南岛视察工作时指出，搞开发建设一定要配合以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毁掉森林的地方台风一来就会造成很大损失。１９６０年４月，在出访南亚国家的间隙，周恩来回到贵阳，与贵州省的领导同志谈建设问题时曾说，贵州要保护好自己的资源优势，要做好蓄水造林工作，并对贵州一些地区树林砍伐过量深表不安。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２年，周恩来先后到过广西和云南的西双版纳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在不同场合他都谈到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和忽视造林所带来的弊端。１９７５年，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还特意找来延边自治州的负责同志，询问１３年前所视察过的龙井附近的帽儿山的绿化情况。

　　“文革”前夕，周恩来接见了来京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西北各省的林业厅局长以及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的代表，会见时他心情沉重地说：“１６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２０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针对西北地区的特殊条件他指出：“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要求西北地区成立一个统管农林和水土保持的领导小组，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21世纪。”

　　三

　　６０年代，世界上不少国家已把环境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对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大气、水质、噪声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污染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中国在“左”的政治气氛影响下，环境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两次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７０年代初，中国的环境状况已经日益恶化，一些工业集中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直接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这时，有关环境污染的两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一是大连海湾发生严重污染，昔日蔚蓝的海水变成一片黑色，５０００多亩贝类滩因工业污染荒废。海参、贝类、舰子等珍贵海产品损失惨重。港口淤塞，堤坝腐蚀损坏。第二件事是北京的市民反映市场上出售的淡水鱼有异味，经查明是因水质污染所造成的。此时，周恩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在７０年代初，他接连作出了许多有关中国发展环境科学研究和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并亲自部署及参与了许多有关工作。他利用出席各种会议，会见各界人士以及审阅文件、处理问题和去各地视察等多种机会，一再强调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周恩来了解到一位日本公害问题专家正在我国访问，他马上要求国家计委组织有关方面人员召开座谈会，请日本专家讲课，会后还关切地询问会议效果。１９７１年４月５日，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要采取措施解决。仅在１９７２年２月间，周恩来在各种场合谈话中，就曾七次提到了环境保护问题。１９７２年９月８日，周恩来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区同志汇报情况时对治理“三废”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不了工业污染的公害，是因为他们的私有制，生产的无政府和追逐更大利润，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１９７３年，周恩来在接见一个外国经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外援工程，“要注意做好环境工作，保证不使土地、河流和空气遭到污染”，并指出：“如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把这个优越性表现出来，那我们算什么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从中国地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中国的地形和美国、苏联不同，是西高东低，江河的淡水东流，把肥沃的土壤带进了江河大海，这对发展水利有利，但下游一定要处理好工业污水问题，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水产资源。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会议全体代表时，对上海代表谈到炼油厂的废油、废气、废水的处理问题，谈到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污染情况，并指出，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

　　１９７２年７月，周恩来在从昆明去温泉的途中，望着滇池岸边喷吐浓烟的工厂，对云南省的同志说：昆明海拔这么高，滇池是掌上明珠，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工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然污染了滇池，就会影响昆明市的建设。杭州的西湖是周恩来多次陪同外宾游览的地方，他对这里的水质和风景都十分关心，曾指示西湖养鱼不能影响荷花。１９７３年，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西湖时，看到机动船尾漂散的油花时，对浙江省的同志说：“现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风景湖区都被污染了，水草枯死，鱼类绝迹，再不能游览观赏。我们的西湖不能污染，要给我们的后代，给子子孙孙留下一个风景如画的西湖，让更多的外宾能到这湖光山色之中一饱眼福。要少用游艇多用木桨船，这样既能使游者增添游兴，也可避免湖水污染。当得知已在试用电瓶船时，周恩来非常高兴。

　　周恩来还非常关心北京的环境保护问题。１９７０年以后，周恩来先后作了十几次有关搞好北京地区环境保护的具体指示，反复叮嘱大家，“要为后代着想”，“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要把首都搞成一个清洁的城市”。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６日，在纪念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出５周年之际，周恩来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多大的财富。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９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时，接连五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黄烟。外宾离开后，他仍留在现场和有关人员谈污水处理问题。１９７２年初，周恩来还与北京市的领导一起登上北京饭店的楼顶，观望北京城，只见烟囱林立，北京的上空黑烟滚滚。周恩来见状忧心忡忡，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污染不比国外轻。而在此前后，周总理还曾对有关 负责同志说过：“要以世界公害为镜，看到我们自己存在的环境问题。”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七十多岁高龄的周恩来又拖着重病的身躯，在冬日的寒风中登上了北海公园的白塔，在白塔平台上俯瞰北京的市容，了解北京市的消烟除尘情况，当场对有关人员指示，要把首都的环境保护工作搞好。

　　周恩来在多年的领导工作中，一直关心着各方面的环境保护事业，重视对“三废”的回收治理和综合利用，强调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危害。１９７５年３月，刚刚作完手术的周恩来，就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请来谈云南锡矿工人的肺癌问题，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动。在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方面，他还曾对地质工作者指示，要把区域地质调查、地球物理探矿、地质实验工作、工程地质等各方面的工作都重视起来，也就是要解决好“环境地质”这个新的研究课题。

　　四

　　１９７２年６月５日，联合国即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保护环境的全球会议。在当时中国非常封闭的情况下，周恩来远见卓识，决定组成３０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周恩来指示：“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

　　为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与环境会议，中国政府要按规定提交一份报告。周恩来在审阅报告草稿时，发现其中大讲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而对公害、污染问题却只字未提。阅后，他对起草人严肃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西方环境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差，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么好，污染到处都有，一些地区很严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烟。不能只把公害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周恩来不但对文件草稿提出具体意见，还亲自提笔修改。于是，在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的文件中，增加了“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一节。中国代表团对将由会议发表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草案提出１０条修改意见，结果有３条写进了宣言，另外７条中的许多观点也被《宣言》的一些条款吸收进去了。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得到周恩来赞许的有关环保的３２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这３２字方针受到了许多与会国家的赞赏。

　　人类环境会议后，中国环境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周恩来明确表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把它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城市建设考察小组到国外去考察。

　　１９７３年８月５日至２０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全面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从此，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诞生了，其中就确定了曾经得到周恩来赞许的“３２字”为我国环境保护的方针。另外，有关全面规划、工业合理布局、改善老城市环境、综合利用、土壤和植物的保护、水系和海域的管理、植树造林、环境监测、环境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环境保护投资和设备等十几个方面的问题也有了具体的规定。周恩来在患病住院期间，仍一直关注着环境保护工作，多次作指示。他认为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应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应搞好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交通、卫生、城建、气象、海洋、地质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工作。１９７４年国务院决定设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并监督实施。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中国的环保事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周恩来的多次指示和关怀下，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机构和环境科学研究机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先后出台，如《森林采伐更新规程》（１９７３年）、《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１９７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１９７４年）、《食品卫生标准》（１９７４年）等等。也就是从这时起，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引进国门。官厅水库的水质污染、包头钢铁厂的烟尘得到了有效的治理，连北京的垃圾桶都开始重新设计和设置。

　　今天，在世界环境问题和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之时，重温多年前周恩来这位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奠基人的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论述与实践，更感到弥足珍贵，周恩来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倾注的心血，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及其他各项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真正是“其功不在禹下”。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