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推动人民外交活动 做好华侨工作

　　一

　　周恩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十分崇敬的名字，他是一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而献身的光辉典范。

　　早在20年代，我就知道周恩来同志在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以及在国共合作、党的建设、南昌起义等革命实践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接触，是在1948年11月。当时我从国民党统治区辗转到了河北省平山县，有机会首次见到我党的各位领袖，特别是多次聆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当时，我和先后到达解放区的胡愈之、周建人、沈兹九、吴晗、翦伯赞、刘清扬等同志，住在平山县的李家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当时叫城工部）接待，根据李维汉同志的安排，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学习，其中有唯物辩证法等，更主要的则是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学习，以及建国后的政权建设、城市政策、土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外交政策的学习。在这些学习中，周恩来同志是我们的一位主要教师。当时面临全国解放的形势，周恩来同志协助毛主席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但他仍然不断抽出时间来看望我们，给我们讲课。我记得常常在晚饭后，周恩来同志骑马来到我们住的李家庄，对我们进行各种政策教育。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我们这些解放前长期在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建国后迅速走上新政权建设的各级岗位，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是很必要的。同时，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知识渊博、气度恢宏、平易近人的美好品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平山县的这段时间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时期。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2月由平山到了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筹备工作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我被派到西南大区，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西南文教委员会及文教部的工作。当时的西南，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加上地方军阀、地主、恶霸、“袍哥”等的影响，情况极为复杂。但由于我们贯彻了党的正确政策，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新的建设事业也逐渐取得进展，如成渝铁路在短时间内即已建成通车。在教育文化事业方面也开始建立了新的秩序，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对党的政策也逐渐有了新的了解，并为以后的西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能在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可以说是与在平山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导分不开的。

　　二

　　1953年，各大行政区撤销，我奉调回北京工作。1954年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我被推举为会长，从此有了更多的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

　　当时，美国政府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被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认识和了解，因此，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还不多。当时同我们建交的国家，主要是东欧各国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以及我国在南亚的一些近邻国家。西欧、非洲的多数国家都还和新中国处于未建交状态。北美及拉丁美洲，更是与新中国鲜有来往的空白地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按照周总理关于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一贯思想，设立了由南汉宸同志主持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一道，以民间团体的形式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人士，加上由张奚若同志担任会长的专门接待各国半官方人士（议员、党派领袖等）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成了新中国对外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的主要力量。这样一种格局和安排，使我们新中国的外事活动范围不断地扩展，新中国的影响不断地扩大。在很多国家中交了许多在社会声望、学术地位上很有影响的朋友。应该说，6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是以50年代开始的人民外交活动为基础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虽然日本到1972年才同中国正式建交，但从5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半官方的交往已经很有规模。除了两国的民间贸易有相当规模外，日本的在野党（如社会党等）领袖，文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地到中国访问，由我陪同去见过周总理的日本外宾数量之多，可以说超过许多国家的外宾。周总理对日本外宾所做的大量工作，影响之大、之深，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例如日本形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一些在野党甚至将“日中邦交正常化”列为竞选纲领，许多民间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发起这种或那种促进中日建交的集会和活动。正是在这种“以民促官”的形势下，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不得不逐步调整对华政策，最后终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回顾这段往事时，了解和熟悉这些情况的人，谁都不会忘记周总理20多年勋劳卓著的工作。

　　周恩来总理在推动人民外交活动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做好在国外的华侨工作。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国外侨胞一旦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就应该尊重并服从当地的法律，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同时又是中国的亲戚。周总理用通俗的话解释说，华侨一旦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就象嫁出去的女儿一样，成了婆家的人，应该和新家中的人友好和睦相处。同时，也是中国的亲戚，应该成为两国间友好交往的纽带。对于在解放初期跑到国外去的人，不要把他们看成“白华”，还是要教育和争取他们。用周总理后来的话说，这叫做爱国不分先后。

　　周总理在从事繁忙的政府外交公务的同时，时刻想着人民外交这一途径。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各种会议、双边、多边会谈的空隙时间里，他还邀请了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到他的住处做客，希望卓别林能亲眼看看解放了的新中国。随即指示我们，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向卓别林发出正式邀请。后来，由我署名向卓别林发出了一封信，并得到他的回信，感谢我们的邀请，但是由于他对中国在认识上和他处境上的原因，未能访问新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卓别林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电影艺术家，但从我见到的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见卓别林的报道和记录上看，周总理始终是把他作为一个文化界的名人、一个朋友对待的。

　　周总理除了指导我们把一些外国朋友请进来以外，也鼓励我们“走出去”。从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名义派出访问的代表团有上百个。除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拒绝我们入境外，中国的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界的有影响的人士，几乎没有停止对外的交往，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

　　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拉丁美洲的两次出访。第一次是1956年8月至12月对南美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四国的访问。当时，正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对斯大林和个人迷信的反思和批判，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疑问或困惑。不少朋友在想，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命运如何？就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在中国按中共八大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即将开始之际，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我们筹组了一个有近百人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出访南美。艺术团的成员，多数是在国内享有声誉的艺术家。由艺术上很有修养，抗战期间在昆明，解放后在北京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赵渢同志担任艺术指导。艺术团成员中，京剧界有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等，音乐界有刘淑芳、魏启贤、王铁锤等等。这样一个阵容整齐的艺术团，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对出国演出的节目，对舞台布景和灯光色彩，周总理都亲自审查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艺术团临出国，周总理接见全团的同志，并和我们率团出国的几位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给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勉励我们多交朋友，多谈文化，多宣传新中国的发展。但是也告诉我们，不要强加于人，特别是对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疑虑的各国官方，要体谅他们。当时，我国和南美各国还没有建交，在南美各国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使馆”，周总理指示，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在私下可以和他们有间接的、个人的接触。此外，周总理还通过外交途径，请印度和南斯拉夫在南美的使馆在我们出访时予以关照。对在南美的华侨，周总理指示我们，更要深入细致地多做工作，让他们感到一个新的中国诞生，对海外的华侨是一种支持和鼓舞。要特别注意做好上层侨界领袖的工作，逐步使他们对新中国有正确的认识，逐步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总之，周总理勉励我们，要走出去，要向南美各国人民介绍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形象。

　　就这样，中国艺术代表团带着周总理殷切的期望和嘱托，经莫斯科和布拉格，转道瑞士换乘飞机到了南美。1956年8月1日我们离开北京时，正值盛夏；8月上旬到南美时，适逢隆冬。我们全团同志到了一个相当陌生的地方。在南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智利。选择智利作为我们出访的第一站的原因是，在智利，我们已交往了较多的朋友，象社会党的领袖阿连德（后当选为智利总统），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等人。阿连德先生到机场迎接我们，并亲自驱车把我们送到美丽的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旅馆。我们在智利的第一次活动是全团向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奥希金斯的铜像献花圈，表明了我们对智利人民、对智利民族感情的尊重。当时我们这样一件看来很普通的活动，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使国民党政府“使馆”所散布的我们此行的目的是“颠覆”，是“革命输出”等谣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疑虑、对中国还不了解的智利朋友，开始重新认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

　　在演出之前，我们礼貌性地向智利官方发出了邀请。但智利官方对什么人出席开幕式，始终闪烁其词。看来，要在智利接待一个从新中国来的代表团，智利政府不会不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一直到演出开始之前，智利朋友才告诉我们，智利总统伊巴涅斯和夫人将出席我们演出的开幕式。不久，智利国家剧场的灯光一齐亮了起来，总统出现在政府的包厢中。总统怀着巨大的兴致，观看了中国古典的京剧演出。在演出后他还参加了庆祝首场演出成功的酒会，表示祝贺，并和我交谈。同时，总统还下令广播和报道这一消息。

　　当时，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的，我们在南美的第一次访问演出活动是成功的，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全世界人民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愿望是什么力量也封锁不住的。周总理号召我们“走出去”，是有预见性和战略性眼光的。我们终于走出去了！

　　由于周总理的关照，我们特别注重对当地华侨的接触和交往。当时国民党政府“使馆”千方百计阻挠当地华侨和我们接触。但是，由于我们近百人的艺术演出团的影响，不少华侨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和封锁，有的买票来看戏，有的参加我们组织的宴会、茶会和各种会见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对长期隔绝了的祖国有了了解，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有的华侨在我们住宿的旅馆，自己订了房间，在我们的住房附近日夜轮班守护，防止有人向我们捣乱。

　　在阿根廷，我们的首场演出是在阿根廷甚至在南美洲首屈一指的最豪华的科隆大戏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阿根廷教育部长接见艺术团的部分领导人，表示感谢和祝贺。我们在阿根廷重点接触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侨领李玉堂先生。李老先生早年支持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后来在南美定居，他采用乡长或家长的办法，资助到南美，特别是阿根廷的华侨青年，帮助他们就业，求学，乃至成家立业。他还注重兴办教育，自己担任不少学校的校董之类的职务。他的学生不仅遍及侨界，而且在阿根廷政府的高级官员、政府部长、国会议员中也有不少是他的门生弟子。由于历史的因缘，国民党政府驻阿根廷的“大使”也对李玉堂先生执弟子礼。我和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多次去李玉堂先生家中看望，并多次邀他观看演出，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他亲眼看见了我们新中国的艺术使者在当地朝野引起的轰动，使他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深深地体会到，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他们才能在侨居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获得的成果，正是体现了周总理在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思想。

　　当时，我国在南美尚无外交机构，我们近百人的大型代表团，要在各方面开展工作，确有困难。由于有周总理的关照，南斯拉夫和印度驻南美的使馆给我们以种种协助和方便。例如，协助我们向驻在国申请办理签证，还为艺术团的领导人争取到外交签证。此外，南斯拉夫和印度驻南美的使馆，向我们介绍当地情况，介绍当地必要接触的一些朋友，为我们提供向北京通讯联络的方便等。特别是当时在南美任职的印度大使赖嘉文先生，他在任印度驻华大使时，和我有过接触，旧友重逢倍感亲切。他甚至以印度大使馆的名义破例为我们1中国艺术团举行招待酒会，介绍我们和一些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驻南美的使节接触，介绍我们和美国记者接触，并介绍我们和一些美国朋友交往。这些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总是不能忘记周总理的这些周到细致的安排。

　　另一次使我难忘的是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古巴之行。当时，古巴人民刚刚粉碎一次外来的军事入侵，我们应邀去古巴作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活动，有庆祝古巴人民取得胜利的意义，也有着当时的国际形势的背景。所以，周总理对出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从活动的指导方针，到出访的交通安排，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古巴和美国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美国对古巴还持敌对态度，其中包括对水路和空中交通的封锁。周总理在我们出访前接见代表团全体同志，谈到活动方针以后，还专门交代我们，尽快赶到捷克，到布拉格后，请驻捷大使曹瑛同志协助安排飞往古巴的事宜。周总理从安全的角度关照我们，要我们尽量争取坐荷兰皇家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或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避免坐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机。

　　我们于4月24日离开北京，赶到布拉格时，已是4月26日了。在曹瑛同志的安排下，我们和在布拉格的各西方国家航空公司进行了接洽，了解到由于古巴和美国的敌对状态，各航空公司飞往古巴哈瓦那的航班均已停飞，只有荷兰的航空公司表示愿考虑为我们临时安排一架包机飞往哈瓦那，但也表示还要同在荷兰的公司总部和政府联系，要到4月28日才能给我们答复。到了4月28日下午，荷兰航空公司方面正式答复我们，他们无法安排飞往哈瓦那的包机了，并表示歉意。显然，是当时的美国和古巴间敌对的关系，使该公司被迫放弃了这一次飞行业务。这样，离“五一”劳动节只有两天多的时间了，我们还滞留在布拉格，曹瑛大使和我们代表团的同志都十分焦急。经了解，“五一”节前，飞往哈瓦那的班机只有古巴航空公司的一次航班了，起飞时间是4月30日。由于时差和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关系，可以在4月30日赶到古巴。但能否乘坐这次航班，要和国内联系，要请示周总理。这样曹瑛大使向国内作了报告，并很快得到周总理的批示：同意我们乘坐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古巴。并指示我们，把一切文字材料，乃至个人的笔记本都留在布拉格。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时刻，周总理也没有忘记向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表示问候和关心。于是，我们立即同古巴方面联系，在班机已满员的情况下，古巴方面做了特殊的安排，我们代表团的全体同志终于在4月30日搭乘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哈瓦那，并在次日--在庆祝盛大的“五一”劳动节的集会上，出现在哈瓦那“七·二六”广场庆祝会的主席台上，向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取得胜利的祝贺。这以后，我们参观了古隆滩弹痕累累的战地，访问了古巴的六个省区和松树岛，转达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古巴人民的祝贺和深厚友谊。

　　我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感到周总理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新型外交事业的奠基人。50年代中期，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总理就对我们说过，要办好新中国的外交，要办成一种新型的外交。他还说过，以前我们的外交工作，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供学习。但是，苏联当时的外交领导人，虽然讲求坚持原则，但不够灵活，过于拘谨和呆板。我们新中国的外交，应该有新的局面。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倡导，新中国的外交，在世界上以一种新的格局、新的风格出现。这其中，人民外交的思想，人民外交的活动方式，是在周总理指导下的一种创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各民间团体，广泛地和世界各国从官方到文化艺术、科技、经济、贸易、宗教等各种阶层，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士交往。这种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的交往，是周总理人民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在十年动乱之前，我国的人民外交工作，已有相当的规模和进展。1965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改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我继续担任会长。此外，60年代初又先后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和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进一步开展对亚、非、拉各国的民间交往工作。为适应这方面工作的需要，60年代初还组建了东方歌舞团。陈毅副总理还在东方歌舞团建团庆祝会上，号召全团向亚、非、拉各国人民学习，扩大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交往。60年代中期，西欧、非洲的许多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周总理亲自出访非洲各国，提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了解”的方针，在非洲朝野，广泛地开展了工作。当时我们正从三年经济困难中复苏，看到中国国际交往中的这些发展和进步，我和许多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同志一样，感到鼓舞，并为自己能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领导下工作，感到欣慰。我们真正感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多年来，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同志之间，关系是融洽的。从领导方面来说，周总理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在具体工作上的周到细致，对同志们的关心体贴，都给每个同志留下美好的记忆。陈毅副总理的豪放爽朗，待人诚恳，在工作上的严肃认真中不乏幽默，使人感到在陈总领导下工作，简直是一种享受。此外，廖承志、王稼祥、章汉夫等同志都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过人的才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经常欣慰地想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为我们建立了一支多么好的外事队伍！

　　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煽起邪风，对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许多老同志肆意攻击，把一些同志打成“黑帮”、“特务”、“走资派”，横加批判揪斗，企图将长期以来周总理和陈毅同志所培植起来的外交队伍搞垮。周总理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我曾多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和领导干部的会议。当时所谓的“造反派”，火气很旺，有时当着周总理的面，对一些领导干部说话很不客气。但是我看到周总理总是十分从容，耐心地对“造反派”予以说服规劝。从当时的环境和策略来说，总理这样做使“造反派”和处于被揪斗、靠边站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不至于更激化，乃至于更有利于保护这些老同志、老干部。

　　我还记得有这样几件事。一件是1967年夏天，某国的几位重要外宾要到我国南方访问，按原定计划由我陪同。但临行时，一些“造反派”节外生枝，以种种借口不许我陪同前往，结果，外宾在中方无主要负责人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北京。我被留下，说是要接受批判。一些同志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总理办公室。答复是，周总理连续操劳了几十个小时，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实在不忍心叫醒总理，但答应在周总理醒来后，立即向他报告这一情况。大约过了六个多小时，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让我立即乘飞机赶赴外地，继续陪同外宾参观访问。同时，周总理还对“造反派”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以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我当时的感触是很多的，一方面感到，连这些事都要惊动总理，深感不安，另一方面，体会到总理用这样的方式又一次关心到我的处境和我的工作。

　　另一件事是1967年冬天，按照中国和北非一些国家过去商定的文化交流协议，将派出一个演出团到北非访问演出。决定派出的演出团由济南军区长期做了准备的“前卫”歌舞团筹组。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一些人对这次出访横加干涉，千方百计进行刁难。致使济南军区负责这项工作的几位同志都感到很憋气。“文艺组”的所谓负责人一再指责演出的节目是“封、资、修”的内容，不同意出国。最后，他们提出，一定要周总理亲自来审查节目。我们都深知总理的辛劳和任务繁巨，不忍心再打搅总理，我们当时心里很清楚，这样做实际上是有人要折磨总理，想拖垮总理。但他们一再无理取闹，只得据实报告了总理。

　　最后，总理终于过问此事了。总理在一天的深夜，接见演出团的同志，并通知“文艺组”的负责人也到场一同审查。我们一直等到午夜12点以后，周总理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总理一到，就说明，午夜2时以后，还有重要事情处理。给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只能抽看几个节目。看完以后，总理对“文艺组”的人说，听说你们对拿出去的演出节目有意见，我看可以先让他们出去嘛，让当地的人民去鉴别，去评判嘛，让他们出去履行协议，对我国的国际影响有好处。演出是好是坏，我们也可以总结经验。这样“文艺组”的人无话可说了，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前卫”歌舞团如期出国访问。

　　以后，康生一伙，趁周总理出访的机会，宣布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解散，从此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我和当时的许多同志一样，被列为“群众专政”对象，并和我的老伴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后来，还是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我才于1970年秋，回到北京。但是，仍然没有安排工作，用当时的话来说，叫“挂起来”。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僵局打开了。接着，中日两国也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周总理的安排，中国又开始了人民外交的各种活动。1973年4月至5月，决定派遣以廖承志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日。当时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我体会，这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不忘老朋友”，意味着，我国过去和日本民间有来往的文化界、艺术界、贸易界、体育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又可以重新和日本各界人士交往。这在当时，对那些多年来处于“被审查”、“靠边站”的同志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政治地位和处境的改善。因此代表团的成员是相当广泛的，除了在日本享有盛誉的廖承志夫妇外，还有张香山、马纯古、华罗庚、荣毅仁、王芸生、谢冰心、孙平化等老同志，以及李季、古元、陈祖德、郑凤荣、戚烈云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化和体育界有过贡献的较年轻的同志。周总理安排我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这是我出访活动中，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最后一次。

　　周总理对这次派团访日是十分重视的，对代表团组成的安排，既考虑了对日工作的需要，又充分体现了对老同志，对文艺界、体育界、经济界、民主党派成员的关照。我们离京时，还安排了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为我们送行。回国后，刚下飞机就立即被接往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切会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听取汇报。在这一点上，当时周总理把人民外交活动的恢复，和对一批老同志的政治上的关怀，做了十分巧妙的安排，真可以说得上是苦心孤诣，匠心独运。我记得王芸生同志对周总理的这些安排和考虑，同我有多次长谈，谈到总理对他本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使他十分激动。

　　这次访日活动是相当成功的。我们访问日本时，廖承志同志留在东京、京都、大阪一带活动，其他同志则分派到日本全国各地活动，北到北海道，南到冲绳岛，西到新泽，东到仙台。既访问了老朋友，也广交了新朋友。我们的访问在日本的朝野引起很大的轰动，一时成了日本舆论的中心话题。我们在日本各地受到对中国怀着真正友好感情的朋友的真诚接待，形成了对中国友好的热潮，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由周总理倡导的人民外交活动的巨大力量。

　　可惜的是，在这以后，除了1973年及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外，我再也没机会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逝世后，我和许多同志一起走进北京医院的吊唁大厅，向睡卧在花丛中的敬爱的总理告别，我们的悲愤，我们的忧虑，再也难于压抑，并汇进了人民群众怀念总理的悲痛的洪流。

　　今天，我们国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国际交往规模比过去大了许多倍。我认为这正是周总理人民外交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延续。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更高的姿态走向世界。从我和周总理很有限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且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有充分了解的政洽家。他所倡导的人民外交的思想和实践、乃至对外交往的风格，都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永垂不朽的丰碑！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