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十分重视我国从国外引进新技术

　　周总理担任我国政府总理近30年，每天处理着那么多的党和国家大事，但他对我国从国外引进新技术，一贯十分重视，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把工作中与周总理接触，聆听周总理教诲的几件往事，追记下来，以寄托我的哀思。

　　一

　　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取得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技术援助，周总理曾两度访问莫斯科。第一次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第二次是1952年8月至9月。两次访问，我都作为随员一同前往。第一次访问时，毛主席已先期到达，周总理就住在苏联为毛主席提供的斯大林个人那座有名的郊区别墅的楼上。我同几位同志去看望过周总理，亲眼看见他是如何工作的。那时他除了同苏联政府谈判之外，还协助毛主席通过电讯处理着国内国外的重大问题。在我们看望他的短短时间里，他不仅同北京通了电话，接见了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新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还准备会见胡志明。这次访问，除了商谈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外，周总理还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给予中国长期贷款，向中国派遣专家，以及两国的长期贸易等问题同苏联政府达成了原则协议。

　　周总理第二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我国正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和要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等问题，同苏联政府、斯大林本人交换了意见。9月，周总理归国，代表团由李富春同志带队，继续留在莫斯科谈判。一直到1953年5月达成了协议，确定了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项目（即156项）。这156项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核心。

　　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封锁禁运。受国际局势制约，我国只能从苏联取得技术援助，没有别的选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总理和陈云同志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组织了156项的建设。时至今日，从任何角度来看，156项的建设是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在对外经济、技术、文化关系上，周总理并不十分强调向苏联“一边倒”。他在“八大”的发言中说：“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总理多次代表政府声明，我国愿同一切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从来主张广泛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有益的经验和有用的人才。他总是寻求机会，力争打破美国的封锁，打开与西方国家经济贸易的僵局。建国后，特别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周总理利用时机邀请和帮助一大批留在国外的爱国的专家学者，冲破美国的阻挠，辗转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批专家学者，后来为我国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突破核能、航天等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总理对工作认真负责，细密周到，时时处处严格要求，首先自己作出表率，也以此要求所有干部，这是众所周知的。在随同周总理访苏期间，有件小事，使我终生难忘。1952年，我国代表团住在莫斯科的苏维埃旅馆，周总理住在另外一个别墅。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有一个林业部提供的关于我国森林面积的表格，其中几个数字斗不拢来，被周总理发现了。他在电话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象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我对总理的严厉批评是完全心服的，并立刻在王鹤寿、李范五等同志的帮助下，核对和校正了所有数字旭对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而感到有些悔恨。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代表团住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特地端起一杯白兰地同我碰杯。周总理这一举动的意思是明白的，他出于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要我不要因为受了点批评就抬不起头来。周总理的这些批评，30多年来我时刻铭记在心，常常问问自己在工作中是否尽了应尽的责任，这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二

　　60年代初，赫鲁晓夫突然撕毁了对我国进行技术援助的协议，撤回了全部专家。在国内，“大跃进”的破坏性影响，农业的歉收，使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同时，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在印度支那发动了侵略战争。蒋介石还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由于周总理主持的外交工作的胜利，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同一些西方国家也保持和发展着半官方的贸易关系。

　　1962年，执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已收到初步效果，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即农业、纺织、轻工和化学工业的问题。面对这种形势，周总理认为，为了解决“吃、穿、用”问题，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需要设法打开一条路子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

　　1962年下半年，周总理召开了有各位副总理、计委、科委、外贸部和各工业部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并听取了出国访问的专家和外贸部门的汇报，这些会议和汇报反映的情况是：二次大战以来，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不断，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都有了发展，国际贸易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西方的化学工业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有机合成和石油化工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合成材料，如各种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新型塑料等，合成氨设备的大型化，使化肥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外交和外贸部门的同志认为，尽管美国竭力阻挠，但从某些西方国家进口某些技术装备是有可能的。

　　在1962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结合我国当前和长远需要，首先应当争取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制造化学纤维、化学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设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建立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基础，并逐步解决迫切的“吃、穿、用”问题。这次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化纤小组和一个化肥小组，总理指定由我任组长，钱之光同志和李苏同志分别任副组长。会上责成两个小组召集专家认真讨论，综合平衡，提出进口化纤和化肥成套设备的建议，然后向他报告。

　　当时，我国没有同资本主义国家作成套设备贸易的经验，也没有多少外汇可用于进口成套设备，所以对进口项目的选择必须十分慎重。周总理为讨论进口成套设备问题召开过十几次会议，并多次听专家和干部汇报。周总理在指导新技术引进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对问题的各个方面总是反复周密考虑，倾听专家和干部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有可能向我国提供成套设备技术的西方国家都还未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是“半建交”）。一般说，这些国家的企业界是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但是他们的政府因受到美国的压力而顾虑重重。周总理说，“看来，进口成套设备，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斗争”。又说，“我们从这些国家购买成套设备可以产生以贸易促外交，以民间促政府的作用”。周总理一方面强调引进技术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引进技术同外交斗争的紧密联系。在周总理看来，引进技术是政治、经济、技术的统一。

　　1964年，戴高乐坚决顶住美国的压力，宣布同中国建交，这是我国又一次外交胜利。戴高乐的目光是注视着中国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的。

　　周总理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引进技术能够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是他在处理技术引进问题时处处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例如：

　　--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问题。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如果出口厂家能从国家银行取得出口信贷，则可以实行延期付款。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延期付款等于借外债，要考虑中国不借外债的政策问题。周总理开始倾向于不搞延期付款。但在听取了各种意见之后，同意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按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做法和贸易惯例进行，既然延期付款是企业间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政府间贷款，可以不看作借外债。周总理最后决定，只要有利于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于进口更多有用的必要的项目，应当争取延期付款。他针对某些国家在技术贸易上对我歧视的情况说：“贸易应当平等互利嘛，为什么他们可以向别的国家提供延期付款，而不给中国？”1963年6月我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相继又同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合同。我国进口成套设备的局面初步打开了。当时也有的国家如西德，不敢违抗美国政府的旨意，不肯接受延期付款。鉴于这些项目（石油裂解和烯烃分离设备）是我国所急需，周总理同意灵活处理，采取现汇支付，但是价格要压低。

　　--厂址选择问题。中央有过原则规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项目不得建在西南、西北和边防要地。在谈判过程中发现，有些项目必须设在内地。例如利用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厂必须建在天然气产地泸州。石油化工厂的厂址有过几个方案，最后认定以设在兰州依托玉门原油和兰州化工厂为合理。为了争取时间，把项目迅速建成投产，并取得最佳的效果，周总理全面权衡后建议中央批准这两个厂的厂址分别选在泸州纳溪和兰州西固。

　　--由于进口设备项目建在内地，这就产生了一个某些内地要对外国人开放的问题。合同规定，外国厂家要派出技术专家和工人到建设现场，负责设备的质量检验、安装、试车、投产的技术指导，并保证生产达到规定的指标。如果不允许他们进入内地，他们就不能履行合同的保证责任。经过讨论，周总理认为，应当让这些外国人进入内地执行合同，同时要做周密的工作，这就是：

　　一、允许这些外国人按规定的路线进入指定地点并划给一定的活动范围，便于他们执行合同。

　　二、通报各地党和政府，说明建设这些项目的作用和理由，要他们全面负责，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三、阐明政策。这些外国人都是技术专家、熟练工人和经理人员，这是送上门来的工作对象，要对他们做工作。我们应当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风度，平等地友好地对待他们。同时也要警惕其中个别的坏人。

　　四、做好群众教育工作。要各地党和政府负责对外国人工作的地点以及他们路经的城市、乡镇农村所能接触到的干部群众，都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工作，把政策交给群众，做到家喻户晓。

　　按周总理的指示，经过周密的部署和有效的工作，从1962年到1966年，对来华的外国专家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他们归国后的反映，一般是良好的。在国内，社会风气没有因为局部对外开放而产生消极作用。

　　周总理对这些进口项目建设的组织也十分关心。我们一般是采取类似建设156项那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方法，部门、地方都全力以赴。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建成或基本建成的项目，都能按期建成，顺利投产，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从日本进口建在北京的维尼纶厂，1963年6月签约，1965年9月建成，一次投产成功，生产运行正常，把合同进度提前了7个月，干脆利索，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泸州化肥厂（合成氨厂及尿素厂）和几个较小的机械厂的建设都是类似的情况。

　　196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新技术引进小组（前身是化纤小组和化肥小组）的规划，扩大了新技术引进的范围，增列了谈判成交、询价和考察的项目，其中仅准备谈判成交的有50多项，其中包括了许多直到70～80年代才谈判成交的项目，如1．7米轧机、新的石油化工项目、电子工业项目等等。从1962年到1966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20余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其中到1966年底前建成5~6项。这些项目的内容主要是石油化工系统的石油裂解、烯烃分离、合成纤维（维尼纶、腈纶、丙纶等）、合成橡胶、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型化肥厂和全循环法尿素厂、丁醇辛醇厂、铂重整厂等。此外还引进了氧气顶吹炼钢设备、石油勘探和深井钻探设备、先进施工机械、先进金属矿山开采设备等。这些项目多数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有的拖了上10年，到70年代后期才建成投产。

　　这一段的新技术引进工作，虽然规模不算很大，项目也不多，但是意义重大。它是我国的技术引进从单纯面向苏联，改为面向西方、面向世界的一个转变。有些项目的引进，填补了我国工业技术的某些空白，提高了我国工业，特别是石油化工的技术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次引进为70年代的引进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准备了条件（物质、经验和干部）。

　　周总理工作细心是出了名的，但是他的工作细到这样的程度，令人吃惊。最近从档案中发现周总理1962年对去日本考察维尼纶项目的报告的一份批件，他对考察小组的活动方案、人员名单、出国日期都亲笔修改核定，并指明要小组于年前归国。另外一件事也很使我感动。1963年4月的一个夜晚，周总理叫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从日本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文本问题。我走到他的办公室，时钟已经指向12点了。周总理正在灯下批阅文件，他抬起头来逐条详细询问了合同文本中延期付款的条款和计算方法等问题，最后嘱咐我通知富春同志，以后要在长期计划中把进口成套设备的用汇打足，不要因为年度外汇出问题而对这些项目“刹车”。后来我才理解，周总理所以把这项工作管得这么细，是考虑为了令后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取得第一手经验。其次，他时刻关心着我国外汇的平衡问题。

　　三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和经中央批准的新技术引进规划。林彪“四人帮”煽动起极左思潮，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卖国主义”，把矛头指向新技术引进，指向周总理。周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保持着对外贸易不致完全中断，以维护我国的对外信誉。新技术引进，在周总理面前，暂时只能迫不得已地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在社会大动乱中，新技术引进工作停顿了。

　　作为“卖国主义”典型被大肆批判的一个项目，是1966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这是我国与西方签订的第一个技术贸易合同。合同条款是国际上最普通的一种技术转让方法。在“四人帮”煽动下，上海有些人起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并在报纸上宣传，上海已经自行设计和制造出8800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再引进外国技术是扼杀我国的科技事业和造机工业。1967-1968年在北京开过多次批判大会，批斗迫害科委、交通部、六机部的领导干部。鉴于合同实在无法执行下去，周总理只好通知外贸部门和瑞方商量，暂时中止合同的执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之后，六机部为了发展我国造船业，于1978年又报请李先念同志批准，恢复了与苏尔寿公司的合同。此外，还引进了丹麦、西德、法国、日本等国的柴油机制造技术，使我国船用柴油机制造业迅速改变了面貌，跟上了世界的发展。

　　1966到1971年我国技术引进工作被迫中断了。新项目的谈判考察完全停了下来，正在施工的项目或是完全停工，或是停停打打勉强维持着施工。按合同在中国兰州、太原等地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革”的炮火中纷纷离开中国。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国家和亚洲“四小”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我国却丧失了时机，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拉大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头五年是技术引进停顿时期，那么从1972年到周总理病重逝世是技术引进重新恢复，而又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艰难前进的时期。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毛主席指定由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总理在处理一批迫切的军事、政治、外交问题之外，还趁机恢复了一大批靠边站的老干部的工作职务。在国际上，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年2月，周总理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批准了国家计委经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精心研究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报告建议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西方国家进口 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即石油化工厂）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共需外汇43亿美元，所以称为“43方案”。这个方案的执行，一般说是顺利的，振奋人心的。对外考察、询价、谈判活动逐步展开。我就是在1972年4月由总理指名从干校调到外贸部参加“43方案”工作的。

　　“43方案”的项目，自1973年以后陆续签约、执行。此外，这个时期总理还批准了从英国引进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他乘尼克松访华的时机，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还购买了一批美国大型客机。在李先念同志倡议下，周总理还批准了交通部利用香港周转外汇购买外国二手船，几年之内形成了一个几百万载重吨的强大远洋船队。所有这些对外活动，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2年开始的技术引进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势头，到1973年底发生了逆转。周总理得了重病，他心力交瘁，强力支撑。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的败露对“四人帮”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他们曾一度暂时退缩，盘算着怎么洗刷自己，可这时他们又重新集结力量，进行反扑了。“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江青炮制的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等等，掀起了批判所谓“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的新浪潮。一切技术引进和外贸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有的只能勉强维持门面。

　　尽管1972年以后的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使我国具备了大规模引进技术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外部条件，但是国内“左”的思潮甚嚣尘上，加上“四人帮”的破坏捣乱和无理取闹，所以1974年以后，周总理的工作处境更加困难。我国的国民经济步履艰难、进展迟缓，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时期我国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得知周总理病重的消息，人们无不心情沉重。我最后一次看见周总理是在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入口时，会场内一阵激动。周总理登台致辞了，在场的人，包括许多外宾都拼命鼓掌、欢呼，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虽然周总理的面貌消瘦了一些，但他那简洁的语言、满洒的风度、铿锵的声音、有力的手势，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这使大家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周总理的健康恢复了，不久他将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多么需要周总理啊！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时候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他是忍着巨大的病痛，以非凡的毅力来出席这次招待会，见同志们一面的。

　　四

　　回顾30多年来周总理领导我们进行的新技术引进工作，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在各个历史时期，周总理根据当时国际条件的可能，苦心孤诣地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一切机会，扩大我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关系，发展国际贸易，进口成套设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周总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实现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科技的现代化，并且通过引进，促进我国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无论是50年代的156项，还是60年代改从西方进口成套设备，70年代的“43方案”，周总理都是全力以赴。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某些引进并不是很成功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周总理是倾注了全部精力，竭尽了一切可能的。周总理一直走在我国开拓同世界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的前列。

　　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拿过去的引进和今天的对外开放相比，无论是引进的内容和规模，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今天的开放比过去的引进有了质的变化。不过，研究历史问题要从不同时代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1973年以前的国际环境，周总理在世时的国内条件，都不可能实行今天这样的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可能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少数论者认为，建国后30年的中国经济是闭关锁国的封闭型经济。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最低限度它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美国及其仆从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长期敌视、封锁我国，而我国一直为打破封锁，参加国际贸易行列而进行着斗争。

　　二、周总理在新技术引进中做了大量工作，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工作中提出的一些方针、原则、政策、做法，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例如：

　　--周总理提出处理对外经济关系要政治、经济、技术统一的原则。他考虑引进问题不光看技术上是否先进，而且要看它的经济效果和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所谓政治，不仅是指项目与外交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且是指这个项目在全局中的地位。周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我这个会议从来是不讨论单纯技术问题的”。

　　--根据国际形势及时调整战略方针。50年代我国只能从苏联取得技术援助，但是周总理的目光却同时注视着全世界，寻求机会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引进有用人才。1962年，周总理认为时机成熟，及时地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资本主义世界。当“文化大革命”还在激烈进行中，周总理抓住了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有利国际环境，于1972年2月顶住“四人帮”的反对，利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机，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提出更大规模地进口成套设备的“43方案”，并且不断排除“四人帮”的干拢破坏，把这个方案坚持执行下去。各个时期周总理所采取的技术引进的战略方针，令天检验起来可以说都是非常及时的。

　　--突出重点，保证重点。周总理对引进的行业、引进的项目、引进的对象，在不同时期都要求突出重点。例如60年代开始引进的重点行业是石油化工，1964年逐步扩大到钢铁、机械、电子。在引进的重点行业中周总理着重抓第一个项目，从引进和建设的条件上予以重点保证，迅速建成，以取得经验，发挥效益。在历次引进中，各部门常常希望本部门能够引进更多的项目，周总理反对项目过多而失去重点。他批评这种要求是贪多求洋，饥不择食。他主张实事求是，从国力出发，讲求实效，从国家计划上保证重点项目。

　　--对行将对外开放的地区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对群众进行政策教育，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三、在周总理领导下做工作，感人至深的是他那种虚怀若谷、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周总理对待他接触到的干部、群众，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一律是平等的态度。他对人的关心体贴，可谓无微不至。周总理是最民主的，他在会议上鼓励人们讲不同意见，而且细心倾听，让人把话讲完。他曾说：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这些话都是老话，但是值得我们时常重温。周总理对工作严肃认真细密周到，一些问题本来是应当由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想到的，他却替我们考虑周到了。周总理的工作态度使身历其境的人从内心里理解什么才是对党的事业绝对负责，什么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见过周总理的人都记得，周总理胸前长年佩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小徽章，这五个字他是一生拳拳服膺的。周总理工作起来不眠不休，不知疲倦为何物。他办完一件事有时也舒展一下，露出一丝微笑，细心的人会体察到，这不仅是胜利的喜悦，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尽了自己一份应尽的力量之后的内心的满足。几十年来每当我想起周总理的工作精神、音容笑貌，就觉得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感到非常惭愧。

　　四、从古到今，世界上出现过许多杰出以至伟大的人物，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业绩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的逝世引起人们的悲痛和怀念。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对他们的哀思也往往就淡薄下去。周总理逝世了，但是一想到他，人们的心情就不能平静。在全国、在国外，历史学家们对周恩来的研究成了一个热门课题。时间过去越久，周恩来的形象和影响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的心中越高大，越深远。人们更加思念他。

　　周总理是具备了一切作为世界伟人所应当具备的品格和特点的。这就是：才华出众、智力超群、思维敏捷、意志坚强、精力过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知人善任、敏锐的观察能力、灵活的应变能力、远大的战略眼光、广泛的世界知识和彬彬有礼的风度。一个外国人说，周恩来具有一种特有的魅力，他能够把他所认识和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吸引到他的周围。所有这些品格是一般人所难以学到或者是学不到的。

　　周总理曾说：“领袖是人不是神”。周总理是人。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周总理生前从来不讳言他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国内外的人们对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功过可能有种种议论。但了解周总理的人都相信，而且将来的历史研究也会证实：即使周总理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决不会是出于什么个人私利目的的。

　　我认为，周总理身上最根本的和最难得的一点是他的高尚品德，是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身体力行，贯彻于他一生全部实践中的。周总理立身处世，对党对人民，丝毫不掺杂一点个人的东西，所以他能够真正做到无私、无我。因此，他关心和爱护干部群众；干部群众也由衷地爱戴他，怀念他。他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是心心相印的。周总理的这种品德也是很难学到的，但作为共产党员，只要认真地去学，努力实践，总是可以学到一些以至全部学到的。我认为今天应当提倡学习这种周恩来精神，进一步地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