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重病期间告诫西哈努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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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在内外政策上是维护主权独立、造福于民，还是投靠外敌、谋私害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西哈努克在被朗诺政变集团废黜国家元首以后，中国同意他留驻北京，决不是给他一个偏安之地，做一个流亡国君，而是为他提供一个继续战斗的基地，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以便实现抗美救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当西哈努克于1970年3月23发表五点声明，表示要组成民族统一阵线，并愿意和柬埔寨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之后，怎样帮助西哈努克建立起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政府，就成为中国政府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重中之重。

推动印度支那三国四方联合抗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千方百计寻机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位，更是敌视爱好和平的柬埔寨王国，并对其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进行人身攻击，同时策动南越傀儡政权和泰国不断施加压力。不甘屈服的西哈努克，于1965年愤然宣布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1969年尼克松接任美国总统后改变了策略。他表面上声称美国“承认柬埔寨王国在它的目前边界内的主权、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并在当年7月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在实际上却暗中准备着进行政治颠覆和军事占领。尤其是当原先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的朗诺集团遭到国内外强烈谴责后，美国竟悍然宣布派遣7万军人（包括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这种情况表明，反对美国的侵略阴谋，决非弱小的柬埔寨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实现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联合对敌。因此，周恩来向西哈努克建议，尽快召开第二次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参加的最高级会议，并表示愿意为会议在中国举行提供方便。

1970年4月中旬，越、老、柬三国四方派外长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就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提出了五点建议：（1）要揭露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阴谋。（2）要呼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一致，不怕牺牲，斗争到底，维护民族基本权利，实现印支三国的独立、主权与和平。（3）要谴责美国策动朗诺集团的政变，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的声明；支持老挝爱国阵线的五点声明；支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十点建议；要求美国全部撤军。（4）印支三国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永远合作，尊重各自的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协商解决。（5）最后应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大力支持。筹委会十分重视并完全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对联合声明的草稿作了修改。

周恩来密切关注着这次会议的进展情况，为了协助解决分歧，促使圆满成功，24日晚，他在出席了一次外事活动后，立即从北京乘专机飞往广州。午夜到达珠岛宾馆后，立刻会见范文同，听取会议情况的介绍，协调越、柬之间的分歧，商讨联合声明的内容和措词。第二天上午，他又分别会见了西哈努克、宾努、阮友寿和苏发努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沟通和促进，三国四方领导人下午再次举行会议，很快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意见。着重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印度支那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三国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民族权利，要加强团结，英勇战斗，坚决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会议特别谴责美国策动朗诺集团进行政变的罪行，号召柬埔寨人民响应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召唤，为实现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而战斗。联合声明强调三国之间关系应遵循自决和睦邻的原则，“本着各国的解放与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各方“决心维护和发展三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睦邻关系，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决心在三国关系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基本原则”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并保证尊重柬埔寨在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这个联合声明标志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取得重大成果。

为了庆贺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周恩来于4月25日再次从北京飞赴广州，当晚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与会各国代表团。他兴高采烈地说：“印支三国四方会议胜利结束，圆满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一件大好礼物，这就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今天成功地飞上天空！”这个喜讯引起了大家的振奋和欢呼。周恩来在讲话中坚决支持这次会议的联合声明，再次明确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这两句至理名言，既表达了中国极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也是对一切扩大印支战争阴谋的极大威慑。

4月30日，周恩来在审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时，特地加上了一条：“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5月2日，西哈努克发表声明，除了重申决不会向美国侵略者屈服以外，公开宣布决心同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根据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加强战斗团结，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日益沉重的打击，并最后彻底战胜它们。5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又一次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行动，对西哈努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老挝爱国阵线党中央的声明，表示坚决支持，高度评价印支三国四方最高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战斗的会议、胜利的会议。

周恩来对促进召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系列努力，就为西哈努克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协助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在美国策动朗诺政变并直接出兵柬埔寨的情况下，西哈努克虽一再表明开展武装反抗的决心，可是远离祖国，手中无一兵一卒，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当时只有柬埔寨共产党（前身是1960年9月30日成立的高棉劳动党）有能力进行抗美救国战争，从1968年以来就与越南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其领导层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等曾在西哈努克的王国政府中担任要职，后因政见不同被撤销部长职务和解除议员身份，逃入森林开展游击战争。

使西哈努克意想不到的是，当他3月23日在北京发表五点声明，正式提出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并说“谁愿参加，就请你们来找我”之后，第二天就从国内传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上述三位曾因公开批评西哈努克政府某些政策而遭到制裁的左派人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计前嫌，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斗争纲领，愿意参加他领导的民族统一阵线。而原来支持他们三人的群众，以为他们已被杀害，曾经纷纷烧香点烛为他们的灵魂送行。当他们三人新的联合声明传开后，知道他们尚在人世，并且愿意同西哈努克亲王站在同一条战壕，无不欢欣鼓舞，以致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名人士也毫不犹豫地赶往北京。这个重要信息表示，柬埔寨左派力量重新集合到了西哈努克举起的抗美救国的旗帜之下。

周恩来认真分析了柬埔寨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推动各派力量以大局为重，化解分歧，促进团结，共同奋斗，才能实现柬的独立、和平和中立。5月1日，他在同西哈努克会谈时，西哈努克表示，要发表一个谴责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且近日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那天晚上，毛泽东也亲切会见西哈努克和宾努，并进行两小时的长谈。西哈努克先讲了他为什么被朗诺推翻，而后说：政变前，我是执行中立政策的，朗诺———施里玛达右派分子主张倒向美国；红色高棉（指柬共）极左分子进行武装斗争，要把柬埔寨变成社会主义。现在他们支持我，反对朗诺，我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政权的统一阵线。毛泽东高兴地赞同说：搞民族统一阵线比较好，开始时人不要太多，然后逐步发展。要研究制定阵线纲领，不要长，不要多。接着又明确指出：你们现在的革命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应该有两点：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这样就旗帜鲜明。反帝，要集中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不要触及法国。反封建，你是民主国王，而不是封建国王，农民会支持你。

在周恩来各方面工作的促进下，西哈努克不仅取得了越南、老挝两个邻国的支持，而且国内柬共的武装力量也拥护他领导一个抵抗运动，再加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或领导人纷纷表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声援，从而使原先担忧的外部环境基本得到保障后，工作的重点是要转向怎样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使之成为抵抗运动的核心。

经过柬埔寨各派人士的多次商讨，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5月4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召开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选举西哈努克为该阵线的主席，并选出11人组成阵线政治局，宾努当选为政治局主席。正式组建了民族团结政府，内阁成员共12人，由老资格政治家、西哈努克的主要助手宾努担任首相；柬共方面的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符宁任新闻、宣传大臣；前外交大臣秀木任财政大臣；前驻苏联大使谢桑任司法大臣；前驻塞内加尔大使江裕郎任教育和青年大臣；曾担任西哈努克私人秘书的周成任特别使命大臣；内阁中还有两位引人注目的将军，一位是曾任国防大臣的杨森安少将，另一位是曾任武装部队参谋长和空军司令的努呼中将。会议决定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及其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设在北京。为了避免被人说成是“流亡政府”，会议还决定政府分两部分，一部分大臣进驻国内解放区，负责国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事务，另一部分大臣驻北京，主要负责外交和国际事务。这两个部分的工作虽各有侧重，但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在内阁成员的配置上，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柬共还派中央常委英萨利作为驻北京特使，负责与西哈努克主席和宾努首相的联系。这些措施，使总部与解放区的工作能够互相配合，协调一致。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斗争有了一个合法的领导机构，也是正式拉开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5月4日，西哈努克邀请外国驻华使节聚会，当场散发了柬民族统一阵线政治纲领，宣告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成立，要求各国政府予以承认。第二天，他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记者招待会，既发表长篇讲话，又回答记者提问。他说：乔森潘等三名议员逃到森林中，我原以为他们会反对我，现在他们表示效忠于我，我过去犯的错误要改正。他们现在已成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又说：自由世界称我是“红色亲王”，我高兴成为，但我并非共产党人，他们也不会接纳我。蓝色人说我是红色，红色人说我是蓝色，其实我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5月5日当天，周恩来专程前往西哈努克住所，代表中国党、政府和军队，向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柬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及其政府在北京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并面交由他署名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贺信。明确宣布：“中国政府断绝与朗诺政权的外交关系，撤回所有驻金边的外交人员；正式承认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西哈努克激动地说：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中国的感谢。中国政府给予我们决定性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政府的承认会推动世界各国对我们的承认和支持。我要把中国的支持用金字写入柬埔寨的史册，子孙后代都不会忘记。随后，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外交部选定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作为柬民族团结政府的办公地点。对此，西哈努克十分感谢，动情地说：这里“太大了，庄重豪华，比我们金边的首相府好多了。”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是周恩来为柬埔寨人民夺取抗美反叛、民族独立的胜利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正如西哈努克日后所说：“中国的支持推动了世界各国对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承认。宣布成立之后，三天之内就有12个国家正式承认，不到一年已有28个国家承认了这个政府。如果这个政府不设在北京，而设在柬埔寨解放区内，肯定得不到这么多国家的承认。”

支援柬埔寨抗美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

周恩来深知，帮助西哈努克在北京重新建立合法的政权机构，主要是便于开展外交斗争，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但争取胜利的关键还在于国内的武装斗争，而且这条道路必将是漫长的艰苦的历程。因此，为了帮助西哈努克实现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在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久，中柬双方就签订军事援助协定，决定由中国提供无偿援助，满足柬埔寨民族解放战争的全部要求。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宾努都出席了签字仪式。事后，西哈努克对毛泽东说：对来自中国的援助，我个人和我的人民，从来都深表感谢。我们胜利之后，一定会给以偿还。毛泽东把手一挥，大声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你们的帮助，您可以把它叫作贷款，也可以记帐，等你们胜利30年以后再还。当然，军火除外，不用计算在内。周恩来还补充说：我们的物资援助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帮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

这时，在柬埔寨国内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的主力，是柬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有3000多人，已经在13个省建立了4个根据地。他们决心支持西哈努克，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可是，怎样才能把中国援助的武装装备运进柬埔寨，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自从朗诺发动政变和美军入侵后，敌人已切断海运航线，唯一的陆路运输线是“胡志明小道”，在崇山峻岭中穿过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边界，主干线长达1200公里，加上各条支线共计有4000多公里，而且敌人加强了破坏，空中有飞机轰炸，路面埋设地雷，运输十分困难。中国发送的第一批援柬军事物资共400吨，分装50辆卡车，从广西凭祥出发，经越南北方穿过胡志明小道，到达柬埔寨东北部时，只剩下120吨，有20多辆卡车在途中被敌人炸毁。

周恩来知道这种运输情况后十分担忧，立即派遣曾在越南工作多年的方毅（外经委部长），率领代表团去现场考察，同越方商量怎样改进运输条件。越方非常重视，随即派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冯世方陪同，乘吉普车沿着胡志明小道艰难爬往，摸清道路情况。周恩来认真听取了考察团的汇报和越方的意见，进一步作出决定：全部满足越方的要求，增加防空武装和筑路设备的援助数量；增加援助卡车并进行技术改造，藉以增强在条件极差通道上的运输能力；同时采取应急措施，给柬方增加援助美元现钞，让他们设法直接从朗诺伪军手中购买武装弹药。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政府和军事部门每年都对越柬两国签订经济、军事援助协定，并加大了力度。1973年初，美国和越南签署《巴黎协定》，越南战争由此基本结束，但柬埔寨战争仍在进行。鉴于形势的新变化，周恩来又向柬方提出，你们的军队已达到一定规模，现在要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运输问题。于是，越南方面抓紧美国停止轰炸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中国援建的作用，集中人力物力扩建胡志明小道，不仅拓宽路面，而且把土路铺成碎石路，还在河床上架起桥梁，从而既改善了干线，也使支线四通八达，从而提高了运输能力。原先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到达柬埔寨境内要半个月时间，缩短到只需五六天，这就使中国援柬物资的运输加快了速度和减少了损失。

与此同时，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民，一面英勇抗击美国侵略军和朗诺反动武装，一面加强解放区的建设。1972年7月21日，在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乔森潘主持下，在解放区召开第一次由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重申了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五点声明和民族统一阵线纲领的立场。1973年3月，西哈努克在国内派出的英萨利特使陪同下，回国视察了解放区，双方体现了友好合作的气氛。

到1973年中期，柬共领导的军队已有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达15万左右，在战场上已处于主动地位，不断发起进攻。相反，美军和南越伪军被迫撤离柬埔寨，朗诺集团的反动武装兵力下降，士气低落，并有一些哗变投降。敌占大城市已陷入包围之中，交通运输线也被切断，广大群众反对朗诺政权的声浪越来越大。1974年11月，柬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案。11月9日，民族团结政府发表公报宣布，考虑到解放区已拥有90%以上的国土和全国80%以上的人口，已经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因此，决定将设在北京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各个部迁回国内。

从1975年3月起，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军以9个旅的主力部队包围金边，4月1日解放了通向首都的战略要地湄公河上的乃良渡口。当天，美军用直升飞机把朗诺一家接到夏威夷。4月17日9点30分终于攻占伪军的最后一个堡垒———总参谋部，宣告了首都完全解放。至此，历时5年零一个月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4月18日，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走进位于北京东交民巷15号的“元首府”，亲切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热烈祝贺。西哈努克无比激动地说：“中国给我们大量的、慷慨的、兄弟般的、无条件的、多种形式的支援，才使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相信中国今后仍然是对我们柬埔寨的头号支持者。”

告诫红色高棉不要排斥并肩战斗的西哈努克

“红色高棉”是西哈努克给柬埔寨共产党取的一个绰号，他们之间的关系曲折复杂。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组成后，双方经过几年团结合作，共同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也存在相互猜忌以致敌视的状态，并随着胜利的进程而逐渐暴露，出现了明争暗斗的迹象。

1975年6月19日，柬共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率领代表团公开访华。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委托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负责接待。邓小平同波尔布特进行了三次会谈，在热烈祝贺柬埔寨共产党经过5年艰苦奋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时，强调指出你们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团结各派力量共同战斗，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他们今后仍应维护同西哈努克和宾努之间的团结合作，才能使国家政局稳定，发展顺利。还说，金边解放已经二三个月了，建议你们应该让西哈努克尽快返回金边。对此，波尔布特作了如下回答：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好比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入了大股，西哈努克入了小股。现在胜利了，要按股份分配成果，大部分应归人民所有，即建立人民政权，西哈努克也应分得一份成果，即保留他国家元首的地位，我们不会因为胜利而抛弃他，但不能让他发展自己的势力。6月23日晚，周恩来在会见波尔布特时，也做了必要的劝导。

波尔布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派了乔森潘和英萨利专程前来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回国。8月27日，西哈努克在向毛泽东告别时，再一次激动地说：我代表全体柬埔寨人民向主席表示深切感谢，中国给我们的极大恩惠，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泽东说：我没料到这么快，仅5年零一个月，你们就赢得了胜利。接着又指着乔森潘直率地说：你是从金边来的吧？要把这两位亲王接回去，是吗？你们要好好地帮助他们，吵架会有的，小吵架，大团结。并且希望回国后转达他的意见，不得虐待莫尼克公主与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纳林卡明，不得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同时还劝西哈努克不要辞去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职务，不应该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应当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政权的坚决支持。又说：如果他们对你们不好，你们再来中国，我们会热烈欢迎的。

西哈努克回国前夕，还坚持要去医院向多年来最知己的朋友周恩来告别。8月26日，周恩来忍着癌症的疼痛，在病房会见了西哈努克，以及同来的宾努、乔森潘和英萨利。西哈努克看着身体极度衰弱的周恩来，满含深情地说：中国对柬埔寨争取独立主权的斗争给了巨大的、各种形式的、有效的支持。尤其是您为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做出了历史性的特殊贡献。周恩来高度评价柬埔寨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同时又谦虚地表示：因为交通不便，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尽了一点国际主义义务，我个人做的事更是有限的。接着，他着重讲了红色高棉与两位亲王之间的关系问题，语重心长地说：回想5年半之前，苏联把亲王送到中国来，以为我们不会接待你。然而，我们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经过5年零一个月的丛林战斗，你们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是柬埔寨人民、军队、领导人三结合的成功表现，同时也证明只要你们两派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现在你们胜利了，就应更加团结，共同奋斗，共同前进。殷切希望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随后，周恩来把目光转向乔森潘和英萨利，如同宣布他的遗嘱一样说出了对红色高棉的忠告。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产主义道路。你们现在的目标不应当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而应当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说到这里，周恩来在护士的帮助下吃了几颗药片，稍作休息后接下去又说：“共产主义应当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顾人民的思想水准和民族现实，想一步就完全共产主义化，那无疑是冒险把国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提醒你们不要再犯中国同样的错误。”周恩来的这些谈话内容，既是对我国近20年来接连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左”倾错误的深刻反思，更是告诫兄弟党避免重蹈覆辙的金玉良言。听了周恩来的这番病中长谈，西哈努克更加感激不尽。他在握手告别默默地走出三O五医院后，低声对乔森潘说：周总理当着你和我的面所说的这段话十分中肯，要我们团结一致，不要分裂。这像慈父般的谆谆教导，我们一定要牢记心中。乔森潘频频点头赞同，但是他无法左右国内的局势，因为周恩来不愿看到的历史悲剧已经在柬埔寨发生，并且急剧发展着。

1975年4月，在打垮朗诺集团的斗争中作出最大贡献的柬埔寨共产党，在解放首都金边以后，很自然地掌握全国政权，但是却抛开了原来共同战斗的盟友。4月25日至27日，由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主持召开的特别国民大会，根据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中央的建国理念，提出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是把柬埔寨建设成为：“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全体人民幸福生活，团结协作从事劳动，共同保卫国家”的国度。

1976年1月又颁布了新宪法，一方面继续坚持原来的对外政策，宣称柬埔寨是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不结盟、主权、民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无视本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强调：“柬埔寨是工人、农民和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国家，”“一切主要生产资料属全民和集体所有。”并将国名重新确定为“民主柬埔寨”，确定了新的国旗、国徽、国歌，设立了拥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主席团，废除原来的君主立宪制。同一个月召开的柬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了脱离实际的战略任务，宣称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为此，要求立即实行以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工资、不要学校、全民供给制为特征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4月11日至13日，柬埔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农谢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乔森潘为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为政府总理。

西哈努克于1975年9月15日回国之初仍为国家元首。当他看到新宪法草案后，于1976年1月3日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对新宪法表示由衷地满意，认为它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并具有国际水平。3月初，他主动向“革命组织”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并于4月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休”。然而不久即被软禁王宫。在此期间周恩来逝世，西哈努克向波尔布特提出准许他前往北京吊唁，但未获批准。1978年，周恩来的遗孀、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访问柬埔寨，提出要见西哈努克亲王，也被官方拒绝，还谎称西哈努克因身体不好，不希望会见任何客人。其软禁时间长达33个月。

不仅如此，柬共在执政的短短三年中，还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中央党政机关、8个部委、5个大区和1个特区，有一大批干部被清除，其部下和家属也遭株连。总参谋部除宋成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外全部被处决。共计受害人数达200万左右，从而导致内部矛盾急剧恶化，自身力量极大削弱。1978年5月，在柬东部大区终于发生反对波尔布特独裁统治的武装分裂，其主要领导人韩桑林（柬共东部大区特委会委员、第四师师长）、谢辛（第二十区党委书记）、洪森（第二十一团团长）等人逃往越南，并于同年12月2日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随后，以他们为首的66名脱离柬共的党员开会通过了救国纲领，决定推翻波尔布特统治，并请求越南帮助。具有地区霸权主义野心的越共总书记黎笋，乘机派20万越军入侵柬埔寨，妄图建立由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联邦”，于1979年1月推翻了柬共领导的民柬政府。1980年柬共全部退到柬泰边境地区开展抗越游击战，虽在西北山区站住了脚，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于1981年12月6日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治组织改称“民柬方面”。就是这样，由于推行极“左”路线，导致众叛亲离，声名狼藉，在不到4年时间内，最终落到了“亡国”“亡党”的悲惨结局。这也是不听周恩来忠告，不能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关系的必然恶果。

1979年1月6日，在越南侵略军攻占柬埔寨首都的前一天，中国特地派专机前往金边营救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当他们回到北京的住所，莫尼克公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高棉礼仪，在书房里恭恭敬敬地设了一个神龛，放进他们最敬重的老朋友周恩来的遗像。从此，西哈努克每天都来这里，双手合十，深深地鞠一个躬，口中念念有词：老朋友，请接受这迟来的一拜，我们将永远怀念你！莫尼克公主也是每天都在周恩来的遗像前献花、上香，寄托他们对周恩来的哀思和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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