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限制“文化大革命”发动范围所作的三次努力

　　“文化大革命”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场以内乱为基本特征的“左”倾政治运动，为害颇深。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当年的周恩来深知必须做“弄潮儿”，既不能旁观，又不可阻挡，只有因势利导，作韧性的努力，进行艰难曲折的抗争。考察“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８至１２月），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限制运动发动范围所作的三次努力，真不愧为“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①的典范。

　　利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力图使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把运动阻于生产领域外

　　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周恩来无法阻止这场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能做的就是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限制运动的发动范围，避免对国民经济的更大冲击。

　　运动刚发动时，周恩来就认识到它的非同寻常。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时，他即与陶铸向毛泽东建议，首次写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着重强调“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批评“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虽然这一口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特定含义和片面性，但毕竟反映了广大干部要求稳定局势，发展生产的愿望，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也成为周恩来抵制“左”倾错误的有力武器。

　　按毛泽东的意图，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由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２位的林彪主持中央工作，但他只主持了几次会议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实际由周恩来负责（林彪还是名义上的主持，也经常插手一些工作，这是周恩来处境艰难的一个特点）。他在陶铸等协助下站到了斗争前沿。但“文化大革命”究意怎么搞？搞多长时间，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周恩来当时并不清楚，只是从自己的理解出发，认为不会持续太长，担心影响生产。所以，８月１４日他在会见波兰驻华大使时说：这次运动主要是解决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问题，是个长期工作，“我们以文化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在继续发展。”②１８日，在陪同毛泽东、林彪接见红卫兵及群众代表时，与林彪的煽动性讲话不同，他特别强调：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③正因为他这样理解“文化大革命”，才向毛泽东提过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到１０月中旬告一段落的设想。④

　　与周恩来的愿望相反，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造反小将们不仅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杀向社会，“停课闹革命”带来遍及全国的大串连，社会开始动荡，生产秩序被打乱。周恩来心急如焚，一批又一批地接见红卫兵，不断说服引导，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使造反行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

　　８月下旬，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是其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里，他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设立办公室，不断召开各种座谈会，竭尽全力引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９月５日，他在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生产，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放假闹革命。他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９月初他还对派到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两人不无担忧地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对别人这样说，自己也这样做。除上述措施外，他还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从管理入手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范围，希图达到保护和发展生产的目的。

　　８月２３日，他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依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８个口（外交、文教、科学３口除外）的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１０条意见稿，主要精神是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保护国家机密；注意保护一部分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等。周恩来在一旁批注说：这１０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３口。由此可见，他不仅认为运动尚未全面发动起来的国务院各机关应有个约束，就是运动已经搞起来的文教科等部门也应加强领导。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这 １０条意见被毛泽东以已有“十六条”为由而否定。８月３１日，周恩来又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意图保护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机密部门和单位。这是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变化，为避免“造反派”的冲击，指示陶铸等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但９月１日通知送毛泽东批发时，由于江青等的反对，又没有下文。９月２日，他又亲自主持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１０条要求，强调组织行动要有纪律性；要学习和掌握党的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要保证党和国家职能部门对内对外工作及国民经济动脉的铁路运输等“不受影响”。其中特别强调，“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的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⑤

　　这份意见稿是前两份未能下发文件的进一步补充和具体化，中心内容很一致，即革命要进行，但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冲击生产和国家职能部门。为了早日使其下发，周恩来３日凌晨进行最后修改，当天上午即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多数同志均赞成，“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等却持否定态度，认为文件发下去有“包办”、“代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这样，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意见和行动再次受阻。

　　面对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决，周恩来坚持不懈，不断做工作，不断调整斗争策略。

　　红卫兵“大串连”进入高潮后，铁路运输面临极大压力。周恩来不得不承担起一切组织接待、生活安排、宣传教育等工作。与此同时，每天还要亲自过问、审看生产报表、货运计划、煤炭产量、货运供应等。他特别要求铁道部要精心编制运输计划明细表，多次指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须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周恩来担心铁路停断和堵塞，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瘫痪。为此，他让谷牧在９月底突击起草了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强调运动要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得影响生产和生活供应。

　　９月７日，陶铸根据周恩来指示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发表（简称“九七”社论），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而应是“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广大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生产和革命。接着，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大会和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都提到这篇社论，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在后一个会上，他说：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凭我们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总之，在“文革”发动的最初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七”社论发表，周恩来的坚定信念和斗争目标，就是“生产绝不能停”。其基本策略，是利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谁也不能反对的口号，在宣传“以文化大革命为纲”的同时，有侧重地突出抓生产、抓业务等思想，力图使“革命”和生产互不干扰或干扰较小。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斗争策略。

　　主持中央两个文件的起草，进一步限制“文革”在工厂、农村的发动范围

　　上述种种努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运动初期对生产建设的破坏性影响，但种种事实说明，运动正在突破原定范围，向着周恩来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首先，全国各地串连来京的学生到９月初已达３４万人之多，总趋势仍在增加。其次，红卫兵运动对生产建设造成巨大冲击，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不少基层单位干部被打倒或出走，生产无人负责。９月４日凌晨，周恩来看到了《要事汇报》中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严重情况：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２１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⑥实际上，周恩来案头的情况反映不只黑龙江一地，全国好些地方如江苏、江西等都类似。面对各地告急的来电和沉甸甸的现实，周恩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则时逢“三秋”（收、种、购）大忙季节，生产不能无人抓；二则与前相比，运动的范围一步步被突破，如今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互相斗争起来了。

　　为防事态蔓延和扩大，必须调整斗争策略，力争毛泽东的支持，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约束，办法就是立即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鉴于上几次制定文件时，“中央文革”一再阻挠，周恩来决定把有关材料直报毛泽东。

　　主意定下后，周恩来先与陶铸商量，又找李富春，要他同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协商起草有关文件。由于他们对运动的理解和担忧比较一致，加以前几次起草文件的良好基础，很快就将拟定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简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简称“工厂六条”）两个文件送周恩来审定，主旨是限制“文革”在工厂、农村发动的范围。

　　周恩来于９月８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讨论。会上，“中央文革”仍挥舞“革命”的大棒加以反对，断言运动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等等。根据以往斗争经验，周恩来毫不让步，坚持要把两个文件发下去。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及黑龙江、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的有关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并附信要求“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毛泽东 ９月 １４日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⑦同日，两份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文件重申：前此中央于７月２日、２２日下发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仍然有效，同时针对近期出现的严重情况做出若干新的应急规定：工、农、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组织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确保生产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各有关单位和行业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搞；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上述单位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不要外出串连；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应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未开展的单位可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成立生产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如果说“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是周恩来抵制“左”倾错误，维护国民经济正常运转，限制“文革”发动范围的第一次努力，那么这两个文件就是周恩来第二次努力的结果。它们有利地支持了各地党委的工作，抵制了“文革”对生产的大冲击，全国城乡生产秩序相对稳定，基层一线干部群众普遍欢迎。然而，这却招致林彪及“中央文革”一伙所谓“革命左派”的强烈不满，周恩来不得不为文件的切实贯彻执行，继续进行各种努力。

　　文件下发第二天（９月１５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接见来京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并在林彪之后讲话。讲话着重强调“革命”应有领导、有范围，应促进或不影响生产：“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革命。⑧这实际是借机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

　　为了使两个文件迅速发生作用，周恩来还集中抓了“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９月１４日，他主持中央碰头会，商定先由各部门指定专人就有关政策进行调查，提出问题再报中央讨论。１６日，再次主持碰头会，讨论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就公私合营企业、大型合作商店改为国营和允许小商小贩、个体劳动者存在等作了明确规定。２４日，主持中央碰头会，就在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准备强制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一事，商讨给华东局等组织的电报稿，强调必须严格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明令停止。与此同时，对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华侨代表，周恩来都给以特别关照，亲自拟定国庆上天安门和观礼台名单，以显示党中央的政策。

　　然而，上述种种努力都被林彪、江青等人诬为“以生产压革命”，特别是周恩来 ９月 １５日在天安门的讲话，竟被攻击为“大毒草”。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气汹汹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也毫不相让，说：“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江青又转向周恩来：“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周恩来正色反问：“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江青立刻吵闹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也针锋相对地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还能搞什么革命？”⑨江青无言以对，撒泼而去。

　　“文革”发动以来，林彪、江青一伙十分恼怒周恩来的言行，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把他比作三国时主张降晋的谯周，说“谯周是老臣”。10周恩来毫不顾忌，巧于应付。９月２５日，他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头头时，针对有人对他１６日讲话的攻击，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11

　　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周恩来限制“文革”发动范围的努力受挫

　　进入１０月，已被全面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又通过三个严重步骤而加足马力，周恩来限制“文革”一发动范围的努力进入更艰难的岁月。

　　月初，中央批转由林彪建议作出的关于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动合法化，动乱的局面进一步发展；月中，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以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要内容，倡导“天下大乱”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尽管会上不少同志撇开会议主题，呼吁要注意“抓革命、促生产”，会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反映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法的不同意见，但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却被江青等人斥之为不关心“革命”。11 月 ９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唆使一部分工人，以赴京“告状”、争取承认为名，在该市北郊安亭站卧轨拦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３１个小时的“安亭事件”。前往处理的张春桥竟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于不顾，对“造反派”的行动作了双重承认，并把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煽动工厂搞“文化大革命”等，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工人可以跨行业组织和停止生产闹革命。

　　上述中央一个文件、一次会议和对一次事件的处理，使党政机关及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遭批判，工人纷纷离岗串连，生产无人过问，国民经济进一步恶化。党中央９月１４日下发的两个限制性文件也不再具有多少约束力，“文化大革命”的“洪水”迅速向广大厂矿、农村蔓延。

　　周恩来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在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承认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但在具体问题上又要“因势利导”，坚定不移地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限制“文革”的发动范围。这就势必面对林彪、江青等人的种种压力，处境更加艰难。与前段极力治乱所坚持的“不准跨行业串连”、“不准停止生产”两条不同，如今必须面对现实，采取迂回斗争策略，突出强调运动要有领导有秩序、分期分批地进行，尽力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

　　１０月９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周恩来预感到这次会议必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曾于７日致信毛泽东，就会议召开的利弊和时机问题征询意见，问是按时召开还是推迟发代表来京的通知，实际上是他个人认为时机尚早，又不好违拗毛泽东的意见，便采用了这样一种努力方式。毛泽东批示“照样开会”，而且提出原定会期要延长。12努力未果，他又于会议期间抽空听取有关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汇报。会后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免遭更大冲击，１１月９日他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严厉批驳只强调“抓革命”，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说：“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经过尖锐斗争，社论第二天见报，突出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社论重申：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单位”。王力等人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竟然在坚持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这个最关键的字句中抹去“党委”二字，只剩下“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仅两字之差，反映出斗争的实质，一方要坚持党委领导，一方却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斗争进一步表面化、尖锐化。

　　此时“中央文革”处心积虑考虑的，是如何突破９月中央两个文件的约束，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王力在一次会上说，工人闹革命的两次高潮，被两次“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压下去了。为此，陈伯达起草了旨在取消中央的限制性规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公然写上了“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内容，蛮横地要求国务院立即下发。１１月 １４日，谷牧就陈伯达的“十二条”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这一问题。周恩来同意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大家意见，他预计不会通过。11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果然对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中有关突破“文革”发动范围的条款表示强烈反对，“基本上是全盘否定”；对由于运动的冲击使得工交战线出现的混乱表示担忧，认为工厂不能像学校那样中断生产去搞革命。１９日，周恩来出席工交座谈会并讲话，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 ４句话，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冲跨也毫无埋怨。这是周恩来给部长、书记们在做思想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有相当的思想准备。对于下一步如何搞，周恩来明确指出：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地进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内外串连。他还根据座谈会提出的问题，提议成立国务院业务组，负责管理经济工作及工交企业的生产，并要他们立即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

　　这时，周恩来清楚，大势之下堵、挡都不是办法。唯有预作筹谋，早作准备，才能来而不乱，稳住大局。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谷牧等人起草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实质性修改。但文件尚未定稿，即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反对指责。周恩来得知后，于 １１月 ２２日同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毛基本肯定了周的一些意见和“十五条”，要谷牧带人下去调查，“继续进行修改”，争取１２月份发出。２４日，周恩来再次出席座谈会，刘澜波、吕正操、吕东等对“中央文革”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一系列做法表示愤怒，几乎是“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周恩来再次鼓励说：“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要有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抱定入“地狱”的决心。这充分说明，面对邪恶的动乱势力，周恩来早已具备了入“地狱”、下“苦海”的心理准备，他顽强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并不甘心起草的文件被否定，又以“十二条”为基础修改写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１２月２日，周恩来主持会议进行讨论，补充为十条，会后又致信毛泽东，建议他在三四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见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焦虑和争取毛泽东支持的努力，但这次又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刁难攻击。１２月４日至６日，林彪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际是要以“革命”压生产。会上，谷牧在周恩来、陶铸等的支持下，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根据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系统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但“中央文革”成员未听完汇报，就立即以《汇报提纲》为靶子展开围攻批判，指责国务院是以生产压革命，说什么“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指责这个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则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是搞突然袭击”。周恩来听后沉稳而严厉地说：“这个提纲是我让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汇报提纲》虽然有些错误，但总还做了些工作。”王力发言，一口断定《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一“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后来又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14

　　面对无端的攻击，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审时度势，不得不暂时“退却”，以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国民经济部门的领导骨干。于是，他在发言中一方面用词讲究地为广大干部解脱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对会上受批评的干部鼓劲说：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大家要下决心敢于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现在有什么舍不得的？这段话周恩来讲得很策略，中心是强调干部们的情绪是客观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属于认识上“想通”、“想不通”的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这就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

　　林彪听完汇报和发言，最后作总结讲话时断言：“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针对周恩来一再强调对运动是“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林彪从“天下大乱”的既定目标出发强调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限制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林彪的讲话大大助长了“中央文革”一帮人的气焰。

　　在上述基调指导下，充满政治高压的工交会议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第一次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工人、学生可以进行内外串连等措施。会后，草案经修改报毛泽东批准下发。不久又下发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实质，是否定党委对运动的领导，从而突破了周恩来于９月１４日定稿的“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的规定。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遍及全国城乡各行各业，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周恩来等在工交座谈会上的正义斗争，是前几次限制“文革”发动范围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目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虽然它以党内健康力量的暂时退却而告结束，却在党的建设史上留下宝贵的经验。

　　综合上述，周恩来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总管家”，在“文革”初期，面临夺权、内战、武斗等为主要特征的动乱局面，肩负着如何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现实关系的千斤重担。当时局面之复杂、形势之严峻、工作之艰难、问题之棘手，都是他任总理以来少见的。经过他的各种努力，不少造反组织的所谓“革命”行为有所收敛，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生产危机有所缓解，国家职能要害部门的运转保持了相对的正常状态。然而，“左”的思想一经确立，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阻止。各造反组织在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煽动下，只从本派利益出发，对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指示各取所需，甚至自行其是，派性纷争，武斗不止，对生产的人为破坏愈演愈烈。这种严重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然引起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大愤慨和忧虑，他们奋起抗争概因于此。

　　从本质上说，周恩来等为限制“文革”发动范围所作的三次努力，就是同极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阴谋的三次正义斗争。这其中充满了胜利的欢乐与受挫的苦涩，智慧的闪现与邪恶的刁难，正义的呼声与阴暗的攻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费尽心血，以其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高尚品格，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中和作用，从而使自己的威望达到人生历史的高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 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③、⑤、⑦、⑧、11、 12、 14《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４９—５０页、第 ５０页、第 ５７页、第 ６１页、第 ６４页、第 ６９页、第 ７４页、第９９页。

　　④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载《我们的周总理》）。

　　⑥、⑨、13《周恩来总理生涯》第４７０页、第４７４—４７５页、第４８０页。

　　⑩《开国总理周恩来》第４２０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