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

　　回忆周总理生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的教诲，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们两次顺利地渡过了困难，走向胜利的情景，使人难以平静。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关怀、指导和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我们终身难忘。

　　（一）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又是个农经济，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8公斤。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而农民因改善生活，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反而有所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尖锐。陈云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支持和赞许。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经周总理亲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决策经过，陈云副总理还作了专题发言。这是一项适合当时我国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

　　1958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总理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

　　1958年，粮食工作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对粮食产量逐级虚报浮夸，估产过高，以致上下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高估产，造成高征购。1958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当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到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预计产量又夸大到8500亿斤。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1300斤左右，造成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1959年继续受浮夸风的影响，粮食产量各地上报到一万亿斤。当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产量没有那么多，有虚数。后来，落实的1959年粮食产量仅3300多亿斤，只有原估产的三分之一。在高估产的影响下，1959年至1961年，三年平均粮食征购占到产量的35．3％，其中1959年达到39．7％（正常年景一般占20％多），超过了农民负担的能力，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1960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00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0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1960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1961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1960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粮21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同志将了解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到1961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社员都高兴地回家做饭吃。

　　1959年，国内粮食紧张情况已开始露头。这一年的春天，在国务院会议厅讨论当年外贸进出口计划时，正式开会之前，赵发生同志同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粮食合适，两人争论得比较热烈。总理一进门就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赵发生同志讲，外贸在表上列的出口粮食数，我们认为多了。总理当即表示，不用争了，定下来吧！为了偿还苏联债款，维护国家信誉，自己有点困难，另想办法克服。为了保持中国人民的志气，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带领我们节衣缩食，如期还清了苏联的债款。

　　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总理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总揽全局的总理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1961年，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00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总理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总理把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总理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顺利地渡过春荒。

　　（三）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总理的手迹。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粮食难关，安排好各地的粮食调拨，通常搞三道“防线”：先由粮食部长和地方协商；然后是主管财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面商谈；最后请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党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度调拨计划也都由党中央通知各级党委执行。对粮食调拨计划的执行情况，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先后主管调拨工作的杨少桥、赵发生同志，经常向党中央、国务院口头汇报，同时每句（有时每五日）报送粮食调拨情况表。到了1961年，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当时，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一直到现在，仍然使用这张表式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为了研究粮食问题，当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同志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一般都是晚上去，有时从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钟才去。当时向总理汇报工作，一般不准带助手，有时只能再去一位副部长。杨少桥同志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总理请杨少桥打算盘，他自己用笔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运输方便与否，等等。我们的总理，实际上是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口粮最低限度的供应，1960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每人减少一点粮食定量。对城市统销，除火车、轮船、飞机上的用粮仍免票供应外，城市的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当时，北京只有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不收粮票。1961年，粮食形势更加困难，为了减少粮食销售，曾经设想对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用粮，印制一种专用粮票，凭票供应，这可以节约粮食7500万斤。对于这个方案，周总理经反复考虑，认为国家虽然有困难，但不能增加旅客的麻烦。况且，火车、轮船、飞机上的外宾、华侨也较多，凭票供应，数量不大，影响不好。后经国务院会议决定，否定了这个方案。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我们的周总理，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做到了无微不至。

　　（四）

　　周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决策正确、果断，与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到总理那里去开会，不让带助手，也不许使用“可能”、“大概”等含混的概念。如果不懂装懂的，还会受到总理严厉的批评。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一次，总理请李先念同志、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总理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同志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粮食工作，总理不仅从宏观上加强管理和决策，还十分注意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现在粮食部门执行的粮食年度，就是1962年总理亲自定下来的。当时的粮食年度是从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麦在6月即开始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总理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要让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这是个原则。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未收割，可以做到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很广，各省过去的统计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周总理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并征得同意后，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还有许多关系到粮食调运的工作，周总理也亲自过问。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此事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陈国栋同志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经常同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总理在自己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4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了中午，邓大姐招待他们吃饭，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盘子也不大。1962年，河北省反映他们口粮中的红薯干顶粮的比例过大。周总理决定，把薯干调到北京，适当搭配供应，他自己带头在家里吃起了薯干，并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尝薯干味道。

　　1965年冬，周总理又亲自抓北方缺粮省的农业生产。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决定，成立各省市抓农业生产的领导小组，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领导同志共同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周总理亲自担任北京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同志任山西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组的组长是廖鲁吉同志，河南组的组长是陈正人同志等。在总理亲自主持下，对北京市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了解和研究，制定解决办法。总理还亲自召集和主持会议，由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同志，各省市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共同研究各省、各组的情况和问题，并及时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件工作，总理一直抓到1966年的春季。

　　（五）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持续10年，国民经济又陷入混乱。这一时期的粮食工作，又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的周总理，站在战斗第一线，主管全面工作，力撑危局，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害。

　　1966年6月上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值夏收、夏种、夏管季节，北京市各县领导已陷于瘫痪，没有人抓工作。总理和李先念、谭震林以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的各部中，每部抽出1名副部长、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派到北京市的各县去抓三夏工作。

　　1967年1月，在席卷全国的“夺权”动乱中，国内政治形势十分混乱。针对这一惰况，总理每次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总要讲，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总理从2月起一直讲到4月，在总理的关怀和坚持下，我们虽然白天挨批斗，晚上回来还是抓业务，保持主要业务工作不中断。到8月，军代表进驻国务院各部，负责全面工作，老干部都靠边站了。总理指示，军代表抓运动，要指定一名部长抓业务；要抽出专人成立业务班子，保证工作正常运转，不停顿；同时各部还要成立值班室，昼夜值班，做到上情下达，不贻误工作。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还向我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要赵发生同志抓业务。”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建立起抓业务的班子。粮食部也组织了20多人的小班子，处理日常业务工作，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在“夺权”动乱中，周总理非常担心粮食工作出问题。1967年5月，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的全体代表。代表中有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有群众组织代表。他除了详细地询问各地上一个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和当年夏粮年景外，还谆谆告诫与会的粮食部门群众组织代表，你们当了权，不能骄傲，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周恩来同志还针对当时有人把一些正确的粮食方针、政策、规章、制度都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的问题，进行过发人深省的严肃批评。他说：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要从一件事去看，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同志还指出，只凭一句话，就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是不行的；必须把当时情况弄清楚，要分析，不要轻易下结论。要认真地把17年的财经政策完整系统地加以研究，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项具体政策。他还针对当时有人把奖售政策当作物质刺激批判，并提出要取消这一政策的问题时说：过去的奖售政策是需要的，今后要逐步改过来，超产超购可以少一些，奖售可以少一些，逐步减少，一下子取消会失信于民。他还嘱咐与会的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要用帮助的态度去作些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每当粮食收购季节。在周恩来、李先念等同志的安排下，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派出若干粮食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了解情况，帮助粮食部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以保证按计划完成粮食征购入库任务。在总理的影响下，各省、市、区的领导同志对粮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周恩来同志这样不辞辛劳地抓粮食工作，是当时稳定粮食局势的中流砥柱，激发了广大粮食干部和基层职工不懈的工作热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粮食紧，国家外汇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总理提出了粮食进出口“以出养进”的做法。1967年10月，周总理在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粮食、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总理“以出养进”指示的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1971至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十年动乱期间，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而全国粮食会议，每年都照常进行，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这动乱的十年，我国粮食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靠着周总理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筹划。

　　1972年初，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同年11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总理敲响警钟，首先指出“三个突破”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同时，鉴于非农业人口也增长过快，总理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以后几年职工人数、工资、非农业人口，粮食销量的增长速度都明显地缓和下来。

　　十年动乱期间，许多地方出现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经济作物的倾向，棉、油、糖的生产都呈下降趋势。1970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总理在会上讲，要提倡粮棉双丰收，要保证棉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那几年，为了发展棉花生产，总理决定，以国务院名义，每年派出棉花工作组，到主产棉区帮助工作，从播种到收购，一抓到底。

　　总理还十分重视油料生产的发展。1970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邀请了山东、河南、四川、江苏等12个油料重点省的负责同志，专门座谈油料生产和分配中的问题。1971年3月和1974年底，分别召开了棉、油、糖和棉、油、糖、烟、麻生产会议，对经济作物的生产作了全面部署。在两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时，对油料生产作过很多重要指示。总理说，油料产区要努力多作贡献，一般产区要做到食油自给，要在短期内解决吃油问题。油料的品种多，各省都要向这方面进军，南方山区多，木本油料不与粮食争地，可以多发展。在1974年的棉油糖烟麻会议上，总理问到油橄榄的试种和发展情况，因为平时没有抓，我们未能当即答复出来，就连夜间有关几省电话联系，问清情况，第二天清早我们把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总理。他听了表示满意。

　　总理经常督促我们执行毛泽东主席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指示。三年困难刚过去，在1963年提出，农村要建立集体储备粮。国务院决定，把国家储备粮列入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从此，国家、集体的粮食储备逐年增加。还决定由国家基本免费代生产队保管储备粮的办法，使国家粮食储备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

　　1968年11月8日凌晨，总理接到毛主席对安家堡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亲自打电话给先念同志，请先念同志通知商业、供销、粮食等有关部门，当天下午3点到总理办公室研究这个问题。总理讲：粮食可以分一部分给农民管。他提到了陕北在三年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曾在农民家里看到有3缸粮食、1缸酸菜，感到宽慰，不然怎么能打三年半。在1969年粮食部召开的粮食工作改革会议上，赵发生同志传达贯彻了总理有关粮食工作的五点指示，强调每个社队要增产粮食，要增加储备，藏粮于民。讨论后，还整理了一份纪要报送总理看。总理改了一个字，并每句划了标点，表示同意。

　　我国的人口增长情况与粮食问题直接相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50年代总理就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在大中城市和一部分省、自治区抓得很有成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回升。那几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以千分之二十六七的速度上升。1972年总理再次指示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到1976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1972年的千分之二十二下降到千分之十二，成绩很大。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了，每当回顾他亲自抓粮食工作废寝忘食、日夜操劳的情景，感人泪下。我们从事粮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继承总理的遗愿，兢兢业业地抓好粮食工作，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