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叮嘱我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了。但这些年来，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心里总萦回着总理对我的亲切教诲。

　　想当年，在重庆初见恩来同志时，我正届而立之年，恩来同志也不过40岁，那可真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呀！而今，周总理已成故人，我亦垂垂老矣。可一回想起当年聆听恩来同志教诲的情景，印象仍是那么清晰……。

　　你要当好一个“资本家”！

　　我出身在贫苦家庭，我的小学老师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因此，我自小便接受了一些爱国思想和无神论教育。后因家境实在艰难，被迫辍学，离宁波老家去上海谋生。在上海，我怀着修身养性的念头参加了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1932年爆发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淞沪抗战，我随童子军团参加战地救护。由于我在战地发现自己的上司童子军团副团长贪生怕死、生活腐化，因此怀着失望的心惰离开了这个组织。此后，又经过几年摸索，终于在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积极地投入地下党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还参加了华联同乐会，任党小组长等。后因上海英租界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更加严格审查、监视社会团体，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1939年下半年，组织上要我到新四军去工作。正当我满怀喜悦地准备启程时，不料由于痔疮动手术后感染，三个月未愈，耽误了行期。这时，江苏省委的刘晓同志派王尧山同志找我谈话。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把“广大华行”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开展工作。组织上要我立即去重庆，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在大后方的工商界中活动。

　　这时候，我们办的“广大华行”的总部已迁至昆明，生意也有了一定基础。6月底，我从上海出发，经海防到昆明再转赴重庆。我到重庆时刘晓同志已在重庆了，他仍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第一次见恩来同志就是跟他一道去的。我们先坐人力车到化龙桥，后从红岩村的后山进入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到时周副主席已在等着了。我看到他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我有点紧张，但他微笑着和我握握手，就开门见山地说：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许同重庆地下党发生横的联系。

　　接着，周副主席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最近中央制定了当前白区工作的方针，中心内容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定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第三线机构之一，只有在第一二线遭到破坏后才能动用，所以今后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对外要广交朋友，交各方面的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参加社会公开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由于当时环境险恶，这些指示是不能笔录的，因此我只能全神贯注地倾听，并努力将它刻印在脑海里。

　　远处传来公鸡啼鸣声，黎明即将来临。为了安全，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离开红岩村。周副主席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用力握着我的手又一次叮嘱道：“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周副主席的这些指示，像明灯一样一直照亮我的心田。此后，我除了定期秘密地到红岩村看文件之外，在社会上真的就象模象样地当起“资本家”来了。到1941年我已在成都、西安等地开设了分行，有力地支持了地下党的经费开支。当时国外华侨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现钞，我们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交给党组织使用。那时动辄几万美元，换成法币是成包成箱地堆在家里，这自然会引起人家怀疑，我就以做生意为由，很容易地搪塞过去了。

　　为了在蒋管区站稳脚跟，我们不得不和国民党上层人士和要害部门的人员打交道。在重庆，我与中央航空公司译电员搭上了勾，很快就打通了重庆--昆明--西安的空中通道，使这些地方的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畅通无阻。

　　但要当好一个红色“资本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环境险恶，危机四伏，随时要准备应付各种情况；时局混乱，交通封锁，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明里我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合法身份，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称兄道弟，灯红酒绿，私下里要为党输送人才，运送大批钱粮药物。当年的情景正如以我为原型创作的故事影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所描写的，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车、开宴会、穿西服的大老板，应酬各方，轻松自在，但内心的压力和苦恼是少为人知的。我们既要防国民党鹰犬的跟踪，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热讽。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敌斗争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个人的安危与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贯彻周副主席的“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的指示，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感情代价。

　　我和妻子毛梅影是由父母作主在家乡成亲的。她心地善良，勤劳正直。我每次为八路军办事处兑法币、装药品，不便让旁人搭手，就让她帮我搬运、保管。象她这样的人，如果再对她进行一些教育是能够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的，那样她既是妻子又是同志，就能更自觉地为我分担工作，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但是，一想起周副主席的指示，我就自觉地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这些想法压了下去，没有向妻子透露半点机密。

　　有一次，我在红岩村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查问这一夜在外做什么？我只能象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她那样难过，我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委屈了。

　　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受点委屈就办不到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举国一片欢腾。我的内心也激起了层层波澜。这些年来，自己隐蔽身份，在敌后为党做了些工作，但这毕竟不是我所最渴望的斗争方式呀！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同蒋介石的斗争还远非短期所能结束。我多想立即脱掉“资本家”这张皮，到延安去，到自己的“家里”去呀！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去见周副主席。

　　记得那天傍晚，我到周副主席住处时他还没回来。一个穿着朴素，面容温和的干部陪我聊了一会天（后来才知道是王若飞同志）。直到晚上12点，周副主席才回来，他先是精神专注地听我汇报。我向周副主席着重汇报了三项内容：

　　1．舒自清同志已在纽约成立了“广大华行”的分行，且与美国施贵宝药厂建立了为其在中国销售西药的总代理关系，今后“广大华行”的总部移到上海就能大做西药生意了；

　　2．“广大华行”已在美国买了一批药，并已运抵印度的加尔各答，原拟再运到重庆，现形势变化，想干脆直运上海，以尽快占领上海的西药市场；

　　3．通过包玉刚的关系，已获准“广大华行”人员可乘国民党第一批军用飞机回上海，我们准备趁机及早派员去沪建立总行，以树起美国西药总代理的牌子。

　　我汇报的这三项内容，最终归结点都在上海。周副主席很快听出了其中意思，除了表示同意外还问道：“那么打算让谁跟第一批飞机去上海呢？是你吗？”对此我是早有准备的。我说：“不，是杨延修同志。他经验丰富，办事稳重，况且他还有国民党上校的委任状。”周副主席听后微微一笑，看着我问：“卢绪章同志，你自己今后怎么打算呢？”终于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了。我当即站了起来，无比激动地说：“周副主席，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多少年了，我要回延安去，要不是我那倒霉的痔疮，1940年我就进了新四军了。我……”周副主席看着我那激动的样子，似乎也被感染了，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还没容我进一步解释，就向我宣布了组织决定，要我继续做地下工作，随“广大华行”一起迁回上海。

　　希望破灭了，我还得继续去当讨厌的“资本家”。我实在承受不了这心理负荷了，当着周副主席的面，我眼里涌出了热泪。我说：“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入党后，我更渴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但这些年我却成天和那些双手沾满我们同志鲜血的特务周旋，碰杯送礼，我心里受不了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满腹冤屈向谁说呀，‘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周副主席没有批评我，见我这样激动，他默默地为我倒了一杯茶，然后抱起双臂在房中慢慢踱步。后来站在我面前，亲切地说：“卢给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体会。我也听说过你过去的上海朋友曾当面骂你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我这里也收到过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状信，说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你是一个耿直、嫉恶如仇的人，却要长期和那些人周旋，被朋友误解指责，内心怎能不痛苦呢！”

　　他的话使我渐渐冷静下来。我擦干眼泪，继续聆听他的教诲。“但是，别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曾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受点委屈就办不到了？你到前方去放几炮也就是消灭几个眼前的敌人嘛；你若留在后方，却可以做许多重要工作呀！现在连陈果夫都聘你当他的医药研究所的理事了，这对今后的地下工作多么有利呀。如果现在换人，即使那人能经营好‘广大华行’，但他能那么快地取得敌人的信任吗？反之，你到解放区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对整个‘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的危害就不堪设想了，这些你考虑过吗？”

　　我听着周副主席精辟的分析，心里完全折服了。就这样，我便到上海继续去当“资本家”了。

　　经济干部少，还是调卢绪章回来吧！

　　“广大华行”的生意愈做愈大，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资产已达500多万美元。淮海战役结束后，百万雄师下江南。渡江就要开始，这时候我们地下党的机构也面临解散，我个人的去从也不得不有所考虑，最后是刘晓同志请示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全国解放，百废待举，经济干部太少，还是调卢给章同志回来吧。

　　1949年5月27日下午我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与徐雪寒、吴雪之等一起承担接管官僚资本的工作。那时工作很紧张，白天去接管，晚上打地铺睡办公室。我们把原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加以改造，组建了华东贸易处和对外贸易管理处。

　　由于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当时的上海外贸实在没啥好做，仅仅管理一下私商而已。1949年底中央就把我调到北京，搞中国进出口总公司，专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另一个是中国进口总公司，专管对苏新国家的贸易。

　　我们那时的外贸是一面倒，对苏贸易占80％以上。但我在那时还另有任务，就是美国采取禁运政策后，我们得设法把冻结在国外银行的存款和正在途中的数千万美元的货物抢运回来。由于这些工作环节复杂，时间紧迫，所以我每周都得向外贸部长叶季壮汇报一次工作。从此，我和周总理的接触也多起来了。1952年去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我国贸易代表团由南汉宸当团长，我在团内分工负责同资本主义国家接触。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同西欧各国和日本等国签了不少贸易协议，同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一些民间性贸易团体也签了不少协议，给美国的禁运封锁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一次和锡兰谈判大米换橡胶贸易协议。初步谈妥后由叶季壮部长向总理请示，不料总理却指示说，我们可以降低点米价，多给对方点好处嘛！我开始仅从生意眼光出发，不太理解总理的意思，后来从工作实践中才体会到总理眼光的远大。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我们应该采取些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跟我们做生意。

　　1955年我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任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和三局局长（专司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我到埃及、伊拉克、古巴等很多同我国建交、未建交的中近东和非洲国家去谈判贸易，如进口伊拉克蜜枣等。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更进一步认识了总理的英明。一次，我驻印尼商务参赞处来电，报告关于我向印尼政府出口大米和纺织品等货物的谈判情况，其中提到在要草签协议时，对方谈判代表提出要索取回扣。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个人代表国家搞贸易纯属公务，怎能给回扣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得请示总理。总理听后很快就答复说：“可以嘛，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我们怎么能象要求共产党的干部那样去要求人家廉洁奉公呢。”由于总理提出这一灵活政策，使我们很容易地谈成了这笔贸易。这是为打破美国封锁禁运而签订的第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从此以后，就为我们的纺织品出口打开了市场。

　　我在建国以后这一段长长的外贸生涯中，经常感受到总理一贯严谨的工作作风。我们处理外贸业务，时常碰到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需要向总理请示，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凡是通过总理办公室或外交部送上去的报告，隔天总理就批回来，在他阅批的报告上，不仅有明确的答复，而且报告上的一字一句他都仔细斟酌过，连文中标点符号有不当之处都给改正过来。

　　应该让“五七”战士回来检查检查身体！

　　周总理虽然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但他还常把我们这些下属干部的生活放在心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总理为了照顾我们，每逢开会时总留我们在中南海吃顿便饭，或饺子，或四菜一汤。总理跟我们坐在一起，如同家人似地边吃边聊，设法让我们吃饱、吃好。我原以为这些都是公费招待的，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总理自己拿钱招待我们的！

　　总理一生都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建国以后，不论是会见外宾也好，还是参加会议也好，总见他穿一双普通黑皮鞋或棕色牛皮凉鞋，一套灰色制服（有时是黑色制服）。我原以为总理特别喜欢穿这种颜色、这种式样的衣服，后来才知道，他只有这么几套衣服。这之后，我每次见到总理，看到他那朴素的穿着，一股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在想，敬爱的周总理，您做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就是穿着这么简朴的服装在为人民日夜操劳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便靠边站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见到了总理，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文革”后期，我被诬蔑为“特务头子”，下放到河南息县的干校在监督下劳动。到1973年，据说总理亲自干预了我的问题，他说，应该让这些“五七”战士回来检查检查身体嘛。就这样，我才获准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后来总理又说，我们应该把这一批干部保护起来，所以我再没有回干校去。

　　我不仅被留在北京，还获准去高干病房治病，我暗想，看样子这回问题不大了，并开始幻想重新参加工作，又可以直接聆听总理的教诲了。万万没有想到1976年1月8日，一代英豪--周总理，他竟去了。

　　噩耗传来时，正是漆黑的寒夜。我始而震惊，继则泪涌。我向总理的遗像鞠躬行礼后，含泪端视良久。我看到总理正微笑着，目光炯炯，似又有话要问我：卢绪章同志，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