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精神风范：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在那种特殊复杂的情况下，有些问题上要抗争，有些问题要忍让，有些问题要在沉默中等待时机的转换。但不管采取那种方式，他始终进行着坚韧不拔、顽强卓绝的抗争。特别是他保护了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把他们一个一个送上领导岗位，这才有了后来的历史，才有了改革开放美好的今天。尤其在促使邓小平复出上，可以说是用尽了他的全部心力。

　　1972年5月18日，医院确诊周恩来患了癌症。但是，他没有去治疗。1973年3月，他主持过政治局会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后，才向政治局请假两周到玉泉山去检查治疗。1974年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要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并发言。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率团去。他是想让邓小平在国际上亮相。毛泽东决定后，江青反对。毛泽东表示，“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毛主席意见，并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四人帮”为“组阁”夺权，制造“丰庆轮”事件，大闹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并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派王洪文于10月18日背着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去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恩来的状。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并借机逐一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遭到毛主席的严辞批评。

　　当时，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很重，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防止党、政、军大权旁落于“四人帮”手中，为四届人大“组阁”作最后的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一生中最后一次坐飞机，抱病到长沙去见毛主席。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有潜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劝阻总理不要远行。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嘱咐随行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抵达长沙后，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意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因为当时邓小平在党内只是政治局委员，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都在邓小平之上〉。并当着王洪文的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人帮”的概念，对王洪文讲“‘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江青有野心”，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解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12月26日晚上，毛泽东避开王洪文，约周恩来单独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天正是毛主席的生日，他们谈得很久。形成后来人们所说的“长沙决策”，其中，重要内容是与周恩来分析比较，交换意见，最后确定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

　　1975年夏天，毛泽东指示政治局批评“四人帮”，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这样，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实际处在了王洪文之上，实际上已安排好由邓小平接班。这时周恩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毛主席也在念《枯树赋》。周又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由邓小平接替自己的职务。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4次大手术。此时，总理除了膀胱癌外，又增添了结肠癌，对一个77岁的老人来讲，进了手术室，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在进手术室之前，总理躺在推车上，用颤抖的手在1972年6月23日，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事件”所作专题报告录音整成的书面材料首页上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入手术室前，他用尽全身气力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对“四人帮”邪恶势力的控诉，也是留下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清白，也是在保党的政治声誉！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走上前去，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高声地说：实践证明“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时他虽然不能起来与邓小平一起同“四人帮”斗争，他还坚决地鼓励支持邓小平将全面整顿继续搞下去。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一再嘱咐叶帅，“千万注意斗争策略，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在那种情况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但他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结束这场动乱的道路，减缓了这场灾难对人民的打击。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也不得不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无论是抗争，还是忍辱负重，都是在历史的悲剧中，所作的一种恰当的选择。所以人民理解他，热爱他。李先念讲：“他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叶剑英讲“最艰难处显奇才”。陈云讲：“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这也是国人的共识。

　　本文系《周恩来精神风范》节选

　　（中央党校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