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创办觉悟社 启用“伍豪”这个代号

编者按：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以下为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节选。

创办觉悟社

9月2日，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出北京站，奔往天津。车里坐着周恩来、郭隆真和到北京请愿的天津男女学生代表们。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艰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打破了当时男女互不接触的界限，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大家由进京请愿斗争的胜利谈到联合起来斗争的必要。率直活跃的姑娘郭隆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她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热烈的反响。张若名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好合并成一个团体，便于统一行动。”

周恩来一直在倾听着大家的议论，渐渐地，他心里有了一个明确的主张。他站起来，沉静地说：“学习北京学生组织进步社团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从事新思潮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还可以出版一种刊物。这样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的倡议显然成熟多了，得到大家的赞同。新成立的团体取什么名呢？周恩来说：“就叫觉悟社，怎么样？”郭隆真等人高兴地拍着掌说：“好，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

经过10多天的准备，9月16日，温暖的秋阳照耀着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照耀着神采奕奕、分坐在会议桌两边的10位男青年和10位女青年。他们当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总统当面论战的勇士，有断指写血书赢得群众支持的英雄，有面对广大群众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有在反动军警的镇压下面不改色的巾帼豪杰。他们都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和令人激动的事迹。今天他们聚集到一起，将要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像一群勇敢的拓荒者一样，去开辟革命的前程。

周恩来站起来，眼睛里放着光，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用压抑不住的激动声调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以无限敬慕的神情，望着他那清癯的双颊，因日夜操劳而布着血丝但仍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激动地望了望大家也同样激动的面容后，继续说：“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在庄严的气氛中，社员们彼此互相介绍，郭隆真特别介绍了其中年龄最小却最活泼、大方的姑娘——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邓文淑。

邓文淑乳名玉爱，才华出众，擅长演说，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父亲邓庭忠曾是广西南宁镇台（武官），1908年在新疆暴病而死。母亲杨振德在医学上的造诣较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母女俩辗转来到天津，靠行医维持生活。1913年初，小玉爱随妈妈来到北京，并进了平民学校，取学名“文淑”。可是，好景不长，学校的校长是社会党人，学校被查封，母女俩只得回到天津，邓文淑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两年后，邓文淑跳级报考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并以第3名的成绩考上预科，获得学费宿费全免的奖励。第二年，邓文淑顺利升入本科。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邓文淑与同班同学张嗣婧、梁岫尘、张若名、刘韵玲等“五朵金花”被称为女师十学级的“五魁首”。

听完有关邓文淑的介绍，周恩来向她投以赞赏、信任的目光。这时，邓文淑站了起来，说：“自今天起，我自己改名为‘颖超’，开始新的革命人生。”话音刚落，大家不由得齐刷刷地鼓起掌来。

大家介绍完毕，周恩来接着说：“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觉悟社正式诞生了。

会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根据大家讨论的共同看法和志向，结合“觉悟”这一主题词，周恩来在会后加紧起草《宣言》。《宣言》宣布觉悟社的目标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和“自决”。它要求社员“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

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专程来到觉悟社，他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一再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取得真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以后，觉悟社还请了刘半农讲“白话诗”，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徐季龙、包世杰畅谈救国问题。

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已在这月8日注册入学，学号是62号，进该校文科学习。不几日，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11月25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后来在跟人谈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我是南大挂了名，因为反动派迫害，未读多少书。”

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8周年纪念会。会后游行，邓颖超、张若名等觉悟社女社员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持“中华万岁”、“热心爱国”等各色小旗高喊着口号。刚刚走上街头，几百名保安队、警察挥舞着枪托野蛮地冲向女学生。面对拦阻和殴击，邓颖超一面高喊“警察也要爱国”、“禁止打爱国学生”等，一面勇猛地向外冲。警察动手了，邓颖超被打得吐血，她的好友王贞儒被枪托击伤肩膀，觉悟社社员李锡锦被刺伤眼睛……尽管11人被殴伤，大家没有屈服，在周恩来等的带领下冲向警察厅。

这时，大家推周恩来、李毅韬等4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外号“杨梆子”的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拒绝接见，而是派代表丁振芝会见学生代表。一见面，愤怒的周恩来就质问：“为什么禁止群众国庆游行？为什么纵容军警打伤学生？”蛮横的丁振芝根本听不进这些，他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向法庭起诉去吧！”说罢，拂袖而去。

群众更加愤怒了，周恩来等代表又去见省长曹锐，可曹锐溜了，只有一个参谋长出来敷衍。天色已晚，周恩来等人经过商量决定暂时散去，做好其他斗争准备。

10月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4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20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推动。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10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第二天，觉悟社社员在宙纬路三戒里4号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家里聚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总结了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为更好地发挥作用，主持人周恩来提出一个新鲜有趣的建议：“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革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不受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邓颖超和郭隆真、张若名用白纸条写好50个号码，卷成小纸卷，放在一个铜盘里。大家笑着，嚷着，去取纸卷。

“1号，1号”，邓颖超高声叫：“我抓的是1号。”周恩来抓到5号，他笑说：“我可用‘伍豪’这个代号。”这时，头脑灵敏的邓颖超马上说：“我是1号，可用‘逸豪’这个代号。”

这样，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珊”。马骏抽到29号，代号“念九”，刘清扬抽到25号，代号“念吾”。谌志笃抽到50号，代号“武陵”。张若名抽到36号，代号“衫陆”。张嗣婧抽到37号，代号“衫弃”。李毅韬抽到43号，代号“峙山”。谌小岑抽到41号，代号“施以”……

一时，满屋“1号”、“5号”、“13”、“50”等嚷成一片。大家觉得自己陡然采取了一个非常革命的行动，连姓名都废止了，十分兴奋。周恩来沉稳地说：“名字本来就是个符号，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们大家今后的实际行动。”会上决定抓紧出版《觉悟》杂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一律用代号；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

12月27日，天津各界群众几万人，又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等口号。这些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事先都由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和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并广泛争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这时，直隶省警察厅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等，并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为此，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也被查封。

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在爱国运动中，邓颖超等人认识到，要想联系群众光靠讲演不行，还得演戏，这样才能吸引群众。于是，天津一些女校学生投入到演剧宣传活动中。一次，邓颖超在新剧《安重根》中扮演朝鲜爱国英雄安重根，想到周恩来擅长演戏，便邀请他来指导排练。周恩来应邀欣然同意担任舞台监督。排练结束，周恩来走到后台夸奖邓颖超等人演得不错：“初次演新剧，你们演得很不错了。”邓颖超笑了笑，说：“有什么不足，还得请伍豪给予指导哩。”

“谈不上指导，如果说不足的话，你念的台词像发表演说一样，慷慨激昂有余，自然不足。安重根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刻刻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感染观众。你说呢？”周恩来说得头头是道，邓颖超等人不住地点头称是。

周恩来大步地走舞台，读起了剧本。他那洪亮的声音和情节相配合的语调使演员们鼓起掌来。接下来，周恩来告诉她们如何吐词运气、如何掌握台词的节奏、如何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等等。演员们跟着念了几遍，果然大有进步。

在周恩来的辅导下，演员们演技大增。由邓颖超主演的《安重根》和《花木兰》等新剧受到欢迎，演出的门票收入可观，解决了觉悟社不少的活动经费。

觉悟社的会员们当时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周恩来大力宣传独身主义，并发表相关论文。

周恩来是觉悟社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两人避免不了有往来。当时，男女交往还要“授受不亲”。于是，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1920年1月20日，《觉悟》创刊号正式出版。大32开本，100余页，近10万字，颇引人注目的是封面右上角紧挨“觉悟”刊名处画有一个五角星，象征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

这期刊物，集中发表了周恩来3篇文章，即《〈觉悟〉的宣言》、《觉悟》、《有什么分别？》和他的5首白话诗，即《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和《四次游圆山公园》以及《死人的享福》。

邓颖超也在这期《觉悟》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提出了“为什么看不起人？”“为什么不实行？”“为什么要染恶习惯？”“为什么嫉妒别人？”等一系列问题，对那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做了批评，提倡谦虚态度、民主作风和力行精神。

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竟遭到闯入店铺的3个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当局非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殴打学生，逮捕代表马骏、马千里、时子周等20人。随后又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为此，1月26日至28日，周恩来在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主持召开觉悟社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省公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启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在险恶的局势面前，周恩来挺身而出担任游行请愿总指挥。

1月29日，3000多名勇敢的男女学生，由周恩来、郭隆真领导，从东马路出发，直奔省长公署。群众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曹锐。邓颖超也要求前往，周恩来果断地说：“万一我们被捕，外面总需有人接应，继续斗争！”于是，这位年仅16岁的小妹妹就这么留了下来。

省公署大门紧闭，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准代表进去。周恩来不顾军警阻挠，和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一起强行进入省公署。他们一进去就挨了毒打，20多人被逮捕了。大批武装军警冲入学生队伍，不分男女，刀刺枪打，拳打足踢。50多名学生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造成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

邓颖超等人和南开、女师的红十字会会员把受伤同学抬到南开、女师抢救治疗。随后，邓颖超带领一批批学生向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发出呼吁，组织慰问团到医院里去看望受伤的同学，并散发传单把事件真相公诸于世。她又和谌志笃等学联负责人，分头联络绅商各界，积极营救被捕代表。天津学联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罢免直隶省省长曹锐，严办警察厅厅长杨以德。这时，天津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

周恩来等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他们分别向警察厅宣告：被拘70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限警察厅在3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当天，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马千里等开始绝食。

周恩来等人绝食的消息通过狱中同情学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来，邓颖超为他们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他们虚弱的身体而担心。5日，邓颖超集合24个觉悟社社员和支持者，背着铺盖赶往警察厅，要求替代正在绝食的被捕的24人入狱。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学生、教员、商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7日，警察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

送到检察厅后，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被捕代表的坚持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组织起“狱中大学”。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当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周恩来在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分5次做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所讲内容涉及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等。当时，周恩来主持编写有《检厅日录》。

这样的铁窗生活，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弥补了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革命的友谊把不同经历的受难者联结在一起。而作为组织者，周恩来的热情像通红的火苗温暖了每个难友的心，以至于有的人宁愿坐牢，也不离开这可爱的坚强的集体。

6月8日，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狱中探望周恩来，并向他告别，她即将去欧洲勤工俭学，探求真理。周恩来给她的长诗写道，我为你高兴，去“磨练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在这首自由体长诗中，周恩来提到去“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的确，周恩来在狱中已经在考虑将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探索中国的道路。

经过监狱内外的斗争，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7月17日下午，开庭审理。法庭上挤满旁听的人群。邓颖超和学联代表都坐在旁听席上。地方审判厅外，也站满等候消息声援被捕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人士。

主审法官拖着长腔宣布被告人的“罪状”：“省署请愿聚集数千人，有周恩来等4人不听拦阻，聚众强行进入省署，当被送警察厅拘留。在警察厅拘留期间，不服约束，凌辱官长，经警察厅转请省长，送交检察厅依法惩办……周恩来，以上起诉是否属实？”

周恩来轻蔑地一笑，手扶栏杆，大声地质问法官：学生们本纯真爱国之心，抵制日货，维护民族权益，究竟犯了什么罪？学生们请愿，推举我们为代表，求见省长，这又犯了哪条王法？当局派军警，施暴行，对学生棍棒交加，造成血案，这又是哪条法律的规定？无理拘禁代表，不审讯，不释放，拘押半年之久，又依据了法律的哪一条？

这一连串质问，如利箭，似钢刀，法官张口结舌：“你，你，是我审问你，还是你审问我？”旁听席上“哗”地腾起一阵哄笑。

周恩来侃侃而谈，做了长篇发言，把法庭强加在代表身上的“罪名”逐条驳斥。大律师刘崇佑出席为代表辩护时，也将反动当局强加在代表身上的种种诬蔑之词一一依据法理驳斥。法官无言以对，低头装作看桌上的案卷，不敢正视满庭愤怒的人群。

旁听的群众情绪热烈，一会儿齐声鼓掌支持周恩来的发言，一会儿又同声大笑，讥刺反动当局，还不断发出“嘘，嘘”之声，嘲弄法官。法官如坐针毡，狼狈不堪，只好释放被拘禁的代表。

“我们胜利啦！”人们立刻欢呼起来，把坚贞不屈的被捕代表们围住，争相握手祝贺，胜利欢欣的喜泪流洒在一起。一时间，审判厅外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邓颖超等学联代表、顺直议会议员、商会代表、各界联合会代表等一起上前，给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20多位代表胸前佩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大家一起在审判厅前合影留念。

谁料出狱前，周恩来和马骏已被校长张伯苓开除了南开大学学籍。这一做法，引起了校内外普遍义愤。与周恩来、马骏同狱的马千里，时任南开大学庶务主任，尽管是张伯苓的妹夫，对此亦深感遗憾和不平，遂毅然辞职。张伯苓竭力挽留，并两次派人送月薪上门，马千里坚拒不纳。

事实上，尽管周恩来曾注册入南开大学，但是他几乎没有在南开大学上过课，而是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对于南开大学的除名，他倒也平静。在狱中，他即萌发了出国的念头，南开不能读，赴欧留学岂不更好。何况，目前，无论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或是觉悟社，仍有许多事需要他去做，觉悟社则是重点。

出狱后，周恩来主持了觉悟社在8月初召开的一次年会。他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4个字。

社刊《觉悟》只出了1期，由于接连发生北洋政府迫害学生的事件，觉悟社社员和社友都投身到紧迫的斗争中去了，特别是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随后被捕入狱，第2期业已搜集的40多篇文章，未及付梓。然而，如同《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等民主革命的启蒙刊物一样，《觉悟》在五四时代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4个进步的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举行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与会代表环亭而坐，品茗畅叙。大家推举从南洋宣传救国回来不久的刘清扬主持座谈会。开始，即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使与会者颇感兴趣。接着，周恩来阐述了觉悟社最近提出的“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建议，他说：“我们青年不只要联合起来，而且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工农运动，这对青年运动的最终成败，起着关键作用。”

邓中夏介绍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况。最后，在众人瞩望下，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做了发言。

两天后，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5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并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