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旅欧探求革命真理 介绍朱德入党

编者按：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以下为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节选。

旅欧探求革命真理

入狱期间，周恩来虽然被校长张伯苓开除了南开大学学籍，但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仍然全力推荐他出洋留学，并同替周恩来辩护的大律师刘崇佑各资助500元，供他做赴欧的费用。为了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周恩来还与天津《益世报》商定，做该报的旅欧记者，为报纸撰写通讯。准备工作做好后，1920年10月8日，周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了赴法证明。10月中旬，他们离开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看到觉悟社的大哥大姐们去异国他乡寻求救国救民的金钥匙了，邓颖超不由得心中一阵怅然。她是多么向往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一块去法国勤工俭学啊！只是她家境清贫，根本筹措不到旅费，她是用羡慕的眼神和遗憾的心情告别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祝他们旅途平安，一路顺风。

告别时，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子内侧绣了一行娟秀的字：“给你温暖——小超。”摸着软茸茸的毛衣，周恩来分明感到了同志间纯洁真挚的友谊。他安慰邓颖超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刚强的邓颖超点了点头……

11月7日，一艘两万吨级的法国巨型邮船“波尔多斯”号长鸣汽笛，在迷离的晨雾中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周恩来、李福景、郭隆真、张若名等197人作为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就乘坐在这艘邮船上。“波尔多斯”号是一艘巨型邮轮，载重2万吨，上下共分10层。周恩来一行乘坐的是特设舱位——统舱，在船头下层，系货舱所改。这里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堆放着各种货物，上下铺位的简易床，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塞满了这群赴欧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

邮轮抵香港停泊一日，对这块屈辱的土地，周恩来想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社会，尽管树木荫翳，商旅云集，可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却形成鲜明对照，持枪的廓尔喀雇佣兵四处游荡，大公司屋檐下，蜷缩着贫病交加的黎民……

几天后，邮轮抵达安南（今越南）西贡，港口停泊着许多华人船只，奇怪的是竟一律不挂中国旗，一打听才知道，中国国际地位太低，遭西方列强蔑视，倘若挂中国国旗，非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反而会招致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

波尔多斯号的航程长达36天，经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旅途中，周恩来撰写了《〈检厅日录〉的例言》。到法国后不久，以“飞飞”署名的《检厅日录》全部脱稿，周恩来将书稿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和补充，于次年春连载于天津《新民意报》。

旅途的遥远和劳顿，使周恩来非常思念故乡的亲人。在西贡停留期间，他给弟弟周恩寿（同宇）写了一封信，讲了途中的一些见闻，并表示了对家中的挂念。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岸时，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了留法法华教育会学生部干事的迎接，并帮他们换乘火车。

周恩来原本打算只在法国做短暂停留，他要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生活。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个来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他之所以选择在英国伦敦就学，是有其考虑的。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一封信中说：“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而英国是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周恩来在给他的堂伯父周贻鼎信中所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惟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

周恩来和李福景曾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这期间，他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深入工矿和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不久，两人一起报考了曼彻斯特大学，周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因为伦敦的生活费用太高，居大不易，而爱丁堡的生活费用则相对低些。周恩来曾有过一个美好的设想，他在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学习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

周恩来多次给陈式周写信，诉说襟怀，他说：“来书语重心长，读之数遍，思潮起伏，恨不与兄作数日谈，一倾所怀。”他敬重这位表哥，在信中袒露了自己的种种想法：“……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伦理。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他的笔触及了对社会革命的分析：“……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

他比较两者之区别：“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伐，不改常态，而求渐近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可是，这两种方式哪一种适用于中国呢？周恩来尚捉摸不定：“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采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在这里，周恩来倾向于“取采取英”、“得其中和”，吸收适用于中国的实行之。当然，他仍在思考之中，并未形成坚定而明确的观念和主张。

当时，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这年9月，开学在10月间，还要等待半年多时间，申请官费的事还没有头绪，而那时英国的生活费用在欧洲是最高的。爱丁堡的生活费用虽稍便宜，也不低于千元。居留法国的生活费用就低得多，每月只要中国货币40元就可以了。于是，2月上旬，周恩来由英国返回法国，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他先居住在巴黎市郊格隆贝，后迁至离巴黎约50公里远的布鲁瓦，以John Knight（音译乔.耐特或约翰.奈特）的英文名寄宿于这里的一户人家。房东是一位寡妇，名叫玛达姆.勒伯夫。老太太对这位彬彬有礼的东方青年十分喜欢，经常对人夸奖住在她家中的这位中国小伙子勤奋、刻苦、聪明、能干。房东和邻居都亲切地叫他“骑士先生”。他白天补习法文，进行社会考察，夜晚则翻译小册子，给《益世报》写通讯。因时常熬夜而显得睡眠严重不足，精神疲惫，只是他似乎在强制自己适应这种生活。

周恩来和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情况稍有不同。他没有做过工，主要靠稿费生活，从而腾出时间和精力来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综合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周恩来到法国后，严修按期给他寄钱。由于周恩来的地址经常变动，严修就将钱交给李福景的父亲李琴湘，由他寄给李福景转给周恩来。周恩来还挤出时间多次给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的邓颖超写信，托负责这所学校行政的马千里转交邓颖超。然而，马千里粗心大意，把周恩来的书信扔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颖超，害得周恩来一直没收到回音，心里十分着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马千里问起此事，马千里才说：“可能在这里吧。”到抽屉里一翻，找出10多封没有启封的信。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便直接通信往来。信中更多的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离愁别恨。

当时，由于经济萧条，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无工可做的勤工俭学生们聚集在巴黎华侨协社，每天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5法郎维持生活。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不少留学生病死。这时，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留法中国学生三分之二以上都没有找到工作，维持费的停发，无异于将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推入绝境。在这危机关头，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于2月28日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这次斗争虽遭到法国警察的阻拦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答应给勤工俭学生继续发放每人每月150法郎生活维持费。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运动。周恩来对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后，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这场斗争的始末。

这次事件后，几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不久，赵世炎又从克鲁邹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

5月9日，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接连写了3封长信，其中信中提到最多的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办法，他认为在中国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保持一致的党。

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为专使，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事情在当月16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报道出来。周恩来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周恩来还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6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集拒款大会，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文章指出这次借款“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禁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认为，这次斗争与“二二八”斗争相比，“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中法之间被迫暂时中止了对借款问题的讨论。到7月25日，《巴黎时报》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顿时群情激愤，于25日和29日两次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30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

8月13日，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会议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本人不敢到会，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曾思态度蛮横，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周恩来于16日撰写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迫讯》向国内报道了这一情况。

当月20日，驻法使馆因对勤工俭学生发动的拒款事件不满，布告停发在“二二八”运动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这年9月，华法教育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寻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校学习，且校长吴稚晖公然宣布要在国内另行招生。于是，很多勤工俭学学生感到求生和求学都看不到希望，实际上把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

9月17日至19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一致决定派学生去争回里昂大学。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提出，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21日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0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中法大学。但由于学校早有防备，将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入。“先发队”的学生们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同校方进行交涉。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派出大队武装警察，包围和拘捕了全部“先发队”的学生，押送他们到一座法国兵营囚禁。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立即四处奔走，展开了营救活动，但未能奏效。

在兵营中囚禁20多天之后，到10月13日，法国当局又派出200多名武装警察，将这批学生押送到马赛。中法两国政府相互勾结，决意驱逐被捕学生104人，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赵世炎在他人帮助下借机逃了出来。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反动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迫害经过。文中疾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这一年年底，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议定几方面分头做筹备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写眉批，记笔记。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这年5月起，陈独秀等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时候，考虑到党的名称叫什么好，拿不定主意，便写信问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回答说：“叫共产党。”于是，上海党组织一成立就叫共产党，随后创办的秘书刊物也叫《共产党》。上海党组织成立后，北京以李大钊为首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张申府是成员之一。12月，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聘请到法国，行前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负有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讲师。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清扬、张申府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选定主义和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使周恩来的心情格外喜悦。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后来，周恩来担任总理时，当法国的客人谈起他曾是否在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时，他开怀大笑，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在后来与中国大学生的讲话中，他很坦率：“我从未当过大学生，也未当过工人。”他只是偶尔地当当工人，穿上工装裤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做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寻找对象，发展他们入党。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居德国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奋的心情在此集会——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18把椅子。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和环境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们热情地交谈着，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间的聚会。

会议主持人为赵世炎，他首先向代表们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侦察下秘密工作，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用“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

8月1日，《少年》创刊，编辑部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戈德弗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这个房间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来的人多了，房间里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

10月上旬，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朱德和孙炳文乘邮轮来到法国。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房主青年时就漂洋过海，来到法国谋生，但他依然眷恋着自己的故土。因此一有空就请朱德他们介绍国内发生的事情。有时，房主也将一些巴黎的见闻说给朱德他们听。一天，房主告诉朱德，听说一些到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闹起了革命。

房主告诉朱德有一个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后，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哪里，房主无法向他提供更多的情况，但答应帮助他们继续打听。第二天，房主就把朱德和孙炳文带到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那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同时，那人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址写给朱德。

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周恩来的住址，心情十分兴奋。周恩来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自己拒绝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在朱德心中消散。迟疑之中，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我找周恩来先生？”朱德说明了来意，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吗？”周恩来边做自我介绍，边沏茶：“坐，快坐下来呀。慢慢说吧！”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见周恩来热情而又诚恳，心中的疑云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他叫孙炳文，字濬明。”

朱德！周恩来的心怦然而动。他听说过这个名字，讨袁时，他是蔡锷麾下一员虎将。周恩来大喜过望，愣怔了一下，赶忙站起来同他们握手。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原来，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般年龄的。很快，谈话转入正题。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期间，孙炳文也表示想加入共产党。

朱德全部讲完后，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略加思忖，抬起头来，两道浓眉一挑，说：“大哥，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如果没有，我们先一起吃饭再说。”

吃过饭，周恩来问清朱德、孙炳文他们居住的地方，表示有关入党的事，还要继续交流，并最终要征得张申府的同意。在接下来的6天中，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交谈，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通过交流，周恩来发现自己与朱德情趣相投，都喜欢兰花和音乐，他们也交流对贝多芬音乐的感悟。

周恩来对朱德、孙炳文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几乎都热泪盈眶：“真的吗？”

但周恩来马上对他们叮嘱道：“在没有正式批准之前，我们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根据目前的形势，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事必须保密，不能公开……”

说完，朱德伸出自己的手与周恩来相握。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成为两位伟人半个多世纪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起点。

很快，周恩来就朱德、孙炳文入党之事请示张申府，张申府一听就同意了。张申府与陈独秀不同，他认为只要要求入党，就要批准，没有什么“纯”不“纯”的问题，英雄不问来路，不搞出身论，共产党组织正是需要大量新鲜力量的时候。同时，朱德按照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的确，在经历了一番挫折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名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朱德。此后，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周恩来和朱德风风雨雨在一起，互相关心，彼此信赖，肩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不久，从国内传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当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为委员。

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他们筹集了一年路费，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说明已向国内团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做出了指示。

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42人，代表着在法、德、比3国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这时，中共中央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12人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江泽楷、肖朴生5人，候补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3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聂荣臻当时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写道：“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会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团中央1月29日同意他们加入组织的公函。

3月18日，周恩来陪送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柏林，设法为他们办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与他们依依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