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期间参与爱国运动

编者按：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以下为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节选。

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返回祖国后，南开的《校风》特作报道：“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

“周恩来回来了！”“周恩来回来了！”校刊披露的消息不胫而走，母校欢迎游子的归来。于是，周恩来忙得不亦乐乎，被拜访、作报告，一个个活动接踵而来。师生、同窗情谊如陈酒味醇，别后再聚，话说不完道不尽，但他没有放松对时局变化的观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 “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 “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30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5月7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谌志笃、马骏当选为正副会长。17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参加了敬业乐群会的茶话会。他这时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校友的身份；但对这样一场热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他难以置身事外。他在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

5月23日，天津15所大中学校的1万多名学生罢课。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选出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若名、邓文淑为评议委员。邓文淑还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在两会的领导下，热血沸腾的男女学生分别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做宣传，沉痛诉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各界奋起救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时，南开学校准备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并让曹担任校董。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立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揭露曹汝霖的阴谋，维护母校的声誉，周恩来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南开同学掀起拒绝曹汝霖捐款、反对让曹汝霖当校董的运动。他还广泛联络已经毕业的南开同学，包括出国留学的南开毕业生参加斗争。周恩来被选作代表去向校长张伯苓表达学生们的反对意见。张伯苓气愤地对他说：“学生就应当学习，不要沉迷于极端的政治。”

周恩来在给“留日南开同学会”的信中写道：“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方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的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至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校中却不拿真学问教他，弄的一个个都是空的。并且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Democracy（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留日南开同学会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于5月21日将信节录稿寄“留美南开同学会”，并云：“顷得同学周恩来自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斑了……”

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南开学校的毕业同学一致议决，如果张伯苓执迷不悟，就全体宣布与南开学校、与校长断绝关系。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经过爱国师生的斗争，最后，张伯苓宣布拒绝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因为周恩来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曹担任校董，张伯苓怒不可遏，想把有关周恩来于1917年从该校毕业的记载从校友册内删掉，但最终他并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27日，马骏、刘清扬等10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代表赴京时，周恩来也赶到车站送行。天津代表和各地代表一起，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晚上。后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6月下旬，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虽然仍没有入学，但他在南开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他的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于是，谌志笃、马骏邀请他出来主办这份报纸。周恩来答应得很爽快，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随后，他也搬进南开学校和学生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一起居住，还劝说已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回天津度假的南开学校老同学潘世纶留下来，帮自己一起办报。

办报纸是个苦差事，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没有印刷厂，四要向警察厅立案，这些都是难题。可是，在周恩来等人的精心筹划和奔走下，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在办报中，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周恩来无不细心主管。

在排字房排版，周恩来一字字校对清样，又亲自上机印刷。工人们看见这个“洋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吃苦耐劳、热情谦逊，非常喜爱他。一到休息时间，工人们就围在他身边，提出各种问题向他求教。他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询问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愿望。

一天夜里，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围在周恩来身边，在昏黄的灯下听他讲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为什么做衣服的没有衣穿，盖房的没有屋住，磨面的没有饭吃？”周恩来问大家，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放着光。有人叹息：“唉，咱们工人命苦哇！”周恩来一听，摇摇头：“不，不是命苦，世界上也没有命运这个东西。是资本家的剥削，把工人兄弟们逼到了穷困的地步。”

“剥削？”工人们睁大了眼睛，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对，是剥削，资本家剥削了大家。”周恩来用各种生动的比喻，解释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工人们听着，眼睛里闪耀出觉悟的光芒，眼前现出一片光明，好像昏黄的灯也亮起来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他们不再认命了。周恩来用真理启发了工人，他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周恩来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小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有主意时，他会想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

《会报》发刊前，为扩大宣传，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发刊旨趣》宣示：《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

周恩来这时的生活依然十分俭朴。他经常穿一件白布衣，着一双干净的旧皮鞋。平时出门，总是步行。他说：“这样做，既节省经济，对锻炼身体也有好处。人既生了一双脚，就是要用来走路的，‘用进废退’，不肯走路就要退化。”他的宿舍十分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条凳子，桌上的书籍和文具都放得整整齐齐。他常对周围的朋友说：“一个青年，不以国家民族的存亡为念，只追求个人享受，是不对的。”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出现在天津大街小巷的报摊上。报头印有一句英文名言作为点缀：“Democracy 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is our motto（民主：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我们的座右铭）。”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3人。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6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再次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10人赴京请愿。她们和北京代表15人一起，于8月23日到总统府递送请愿书，要求严惩马良以平民愤。代表们在总统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将代表全部逮捕。

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镇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周恩来连夜赶编了《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

第二天，天津街头处处响起叫卖声：“学生会报号外！号外！”“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被捕了！我们要起来反对，要搭救代表哇！号外，号外！”

天津愤怒了！到处是抗议的怒吼，一批一批群众要求进京请愿。

25日，天津组成几百人的请愿队伍奔赴北京。26日，京津学生2000多人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3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保安队，再加派骑兵，把请愿群众驱赶到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打伤学生100多人，强行逮捕马骏等代表，马骏因此得到一个“马天安”的响亮的外号。为了救援这些代表，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再次赶往北京。这一次。周恩来也去了，他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

在周恩来等人机智周密的部署、指挥下，四面八方的进攻，全国舆论一致谴责，各地纷纷声援。30日，两次被捕的代表终于都得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