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交工作的辉煌成就同周恩来的名字分不开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并且以他非凡的才能，成绩卓著地予以贯彻执行。我国外交工作的辉煌成就，是同周恩来的名字分不开的。

　　周恩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外交实践，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了新中国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独立自主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从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外交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首先表现在继人民革命的军事胜利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权，包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旧中国同外国缔结的一切卖国条约，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作应有的处理，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等。这一切，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

　　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明确宣布了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立场。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对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新中国采取了不急于同这些国家建交的方针。周恩来在建国前夕就指出：“如果我们急于要求这些国家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它们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

　　台湾问题是涉及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政府企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多次说明：“我们尊重美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不干涉美国的内政，我们要求美国也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他问道：“如果有人去侵占美国的长岛，并派军舰到长岛以北的海峡中去，美国人将如何感觉？”他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坚持美国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蒋条约”、把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撤走，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在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这些合情合理的主张之后，中美两国才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三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由于日本政府对这些原则表示了充分理解，并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日两国在１９７２年９月正式建交。

　　我国政府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也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这是新中国的性格。

　　还应该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曾同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新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也保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告诫我们：“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绝对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建国初期，他又提醒我们说：“我们同苏联在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也不能没有批评”。非常清楚，人民中国重视同别的国家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联合，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我们主张平等的联合，坚决反对那种一方控制另一方、一方损害另一方的“联合”。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我们从来是采取批判态度的。

　　爱憎分明的立场

　　坚持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总是站在一切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它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这是把我们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严格分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坚持的是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和后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对遭到来自苏联领导集团的强大压力而处境十分困难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同情和援助，都是在周恩来的日夜操劳、亲自主持之下具体实现的。

　　１９５０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唇亡齿寒，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周恩来同志全力以赴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把抗美援朝的事情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亲自处理。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发展中朝两党、两国用鲜血凝聚成的战斗友谊，积极支援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和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次到朝鲜进行友好访问，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朝鲜人民亲切地称呼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周恩来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也非常关心，为了从各方面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斗争，周恩来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美帝国主义狂轰滥炸、布雷封锁的严峻日子里，周恩来亲自下命令，要我国船只、车辆一定要把援助物资送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手里，即使蒙受再大的损失和牺牲，也在所不惜。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线，周恩来就决定推迟我们国内的输油管工程的建设进度，把现有的油管供给越南使用。他还亲自过问援越物资的运输工作。有一段时间，陆上运输遇到困难，周恩来亲自指派负责干部组织海运，把急需的物资及时运到越南南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力量有限，但我们还是努力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关于这种援助的性质和目的，周恩来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若干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是为了帮助他们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不是为了使他们依赖我们。” １９６３年底至 １９６４年春，周恩来在陈毅的陪同下，对亚、非、欧的１４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出访期间，周恩来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把我国援外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八项原则指导下，我国同第三世界友好国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树立了真诚合作的典范。这同苏美两个大国借“援助”、“合作”之名，行掠夺、控制之实的丑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一些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但中国政府却主动派出种茶专家去帮助他们试办茶场，以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中国帮助缅甸建立纺织厂，从设备、安装、施工到运转，都考虑到如何利用其本国生产的原料，以利其增强自立更生的能力，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中国对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的同情和支持，也表现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坚决揭露和斗争。

　　当法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时候，新中国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惜推迟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坚决揭露和反对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周恩来首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的国际会议是１９５４年的日内瓦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摆事实、讲道理，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把朝鲜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根源清楚地揭示在全世界面前，与气焰嚣张的美国国务卿、战争贩子杜勒斯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争取到了与会各国的普遍支持，使美帝国主义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６０年代当美国逐步扩大侵略战争，并且公然声称存在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的时候，周恩来就中国的对美政策讲了四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作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这四句话，充分表达了新中国反帝立场的彻底性。

　　伸张正义，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支持弱小，这是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形成的外交风格的又一特色。

　　求同存异的方针

　　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的差异，是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课题。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特色。

　　１９５３年底，周恩来在中印谈判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当时印度政府的赞同。随后，印度和缅甸两国政府又与中国政府共同把这五项原则作为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加以倡导，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积极的反响。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是新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为我们同世界各国“求同存异”提供了原则基础。

　　１９５５年，亚洲和非洲２９个国家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在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它反映了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也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与会国对新中国还不很了解，与会各国之间也有些分歧，并在会议开始时表现了出来。会议第一天，有人就在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把矛头实际上指向中国，使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先用书面散发，并且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在下午的会上作了发言。他诚恳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强调地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在亚非国家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他响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在中国代表团和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会议终于对议程中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这次会议作为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胜利载入史册。

　　在国际交往中提倡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创造。它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主张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和平的积极态度和建设性立场。多年来，中国在外交实践中，把求同存异的精神运用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解决了我国同各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联合声明。即使是一些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周恩来根据同有关国家领导人会谈的结果归纳的双方意见相同点或接近点，也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实证明，这种把原则性同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对于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平等待人的胸怀

　　在倡导“求同存异”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还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原则立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在这次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各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改正。”

　　周恩来终身信守了这一诺言。这是他同外国人士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们，他时常虚心地询问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是否发现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最后几次会见外宾时，仍然不倦地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方针。

　　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态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他对小国的尊重和体谅，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的风格。１９５４年，许多国家派代表团参加我国建国５周年庆祝活动。在分配接待任务时，剩下欧洲一个小国外长率领的代表团无人负责。周恩来便自告奋勇负责接待。他说，我们是大国，但不能歧视小国。我们应该尊重别国的民族感情。这件事对外事工作者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令人至今难忘。

　　中国人民曾经饱受外来压迫的苦难。我们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深深懂得应当尊重别人的独立和主权。这就是新中国坚持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的深厚思想理论基础。

　　说话算数的作用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他曾经给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这是他自己在外交实践中始终遵循的格言。

　　新中国成立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文章，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１０月３日凌晨１时，周恩来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就朝鲜战争问题向他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当时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命令美军越过了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这样，中国人民言出必行，被迫奋起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

　　我国过去曾经欠了苏联一笔外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提供军火而形成的债务。对此，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既然欠了债，就一定要讲信用，就一定要还。即使在６０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仍然千方百计地挤出钱来还债。到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周恩来宣布，“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１４亿６００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１３亿８９００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１７００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周恩来的这一宣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说话算数，已经给许多国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严肃的作风，维护了我们民族的尊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形成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

　　实事求是的精神

　　外交活动的严肃性，不仅要求我们要说话算数，而且也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处理问题。而周恩来也是实事求是办外交的模范。

　　让我们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看看周恩来的求实精神。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亲自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分析了搜集到的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调查了十九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他又把所获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加以研究。可以想像，这样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花费了他多少精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既考虑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并且通过同缅甸政府的共同努力，圆满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表现在，每当他发现违背我国对外政策的事情时，他一定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纠正或补救，必要时还亲自向对方表示歉意，或公开对我们的有关人员提出批评，力求挽回对外的不良影响，维护我国对外政策的严肃性。１９６７年８月，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煽动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对此，周恩来多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被烧坏的房屋修好后，周恩来特意接见英国代办，对他们搬回去表示庆贺，并且指出，代办处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对于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蒙受冤屈，周恩来得知后都一一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亲自向他们当面道歉。

　　周恩来还最讨厌弄虚作假。当他知道有关部门曾在外宾参观游览的地方专门布置一些青少年打扮起来装作在那里游览时，他当着外宾的面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

　　对于苏联领导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背信弃义行径，周恩来怀着莫大的义愤。但是他对于５０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帮助，却一直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示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说明词里应该提到运用了５０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经验。

　　周恩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的国际交往中，形成了新中国独创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外交风格。

　　广交朋友的态度

　　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寄希望于世界人民。周恩来最善于打破各种隔阂，广泛结交朋友。他总是强调，国与国之间只有通过增加往来，才能发展友好关系。思想一致的，也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友好交往，才能增进友谊，否则还会有隔膜。思想不尽相同的，或者一时不理解我们的，更是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往来，才能彼此沟通思想，增进相互了解。即使暂时还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也注意同那里的人民开展友好往来，认为这将会促进官方友好关系的建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一生为中国人民结交朋友之多，是难以数计的。

　　周恩来把广泛结交各国的朋友当做是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他把来访的各界外宾称为“送上门来的老师”。为了不放过求教的机会，他可以放下其他工作，挤出时间来同外宾长谈，有时从午夜谈到凌晨。他认为这种谈话对他是“很好的学习班”。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增加了许多新朋友。但是，我们从不忘记曾经为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提出了“饮水不忘掘井人”，对长期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日本老朋友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周恩来远在抗日战争时期结识的一些美国朋友，到７０年代中美关系打开后，他还是一有机会就提到他们。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卫士长的美国人马昆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访华。周恩来在访华外宾的名单中看到了他的名宇，立即接见，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生前最后几次会见的外宾中，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还念念不忘在万隆会议时结识的老朋友们，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代为问候。

　　周恩来曾把他１９５６年底至１９５７年初的亚欧１１国之行的目的，概括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和寻求和平”。实际上，他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风格。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舆论盛赞他的高尚品德，同时指出，世界主要是通过周恩来的形象认识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指示外交工作者，要不断地总结外交工作，把我们的经验科学化、系统化，使它成为一门学问。他号召外交工作者研究外国的有关著作，同时强调地指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实际上，周恩来创造性的外交实践，就是新中国外交学的一部辉煌巨著。

　　（作者单位：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室）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