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团出访 周总理让我们广交朋友寻求友谊

　　1941年秋天，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在家里宴请客人，在座的有：郑和他的夫人、叶浅予和我，还有郭沫若和一位周先生。我被介绍给郭先生和周先生。周先生坐在我右边，郭沫若坐在我对面。我告诉郭先生，我回中国前在伦敦遇见远房表兄陈伊范，他说我回中国后必须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郭沫若。当时重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推想在我右边坐的周先生一定是一位国民党，我就有意无视他，而注意郭沫若。但是，我渐渐发现坐在我右边的人是一位举止优雅，漂亮和有教养的人，他面颊上浓密的胡髭很好看，透出一派绅士的气质，于是引起了我对他的注意，不时从他左面注视他，可是，我当时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国民党。

　　当晚我们回到家，我爱人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问我：“你知道宴会桌上靠你右手坐的是谁？”我答：“一个国民党的周先生。”他听了我的回答大笑起来，笑完他说那就是周恩来。多么令人高兴和震惊！可我当时在餐桌上却尽力无视他，我为自己的失礼而懊悔。不久，我应邓颖超大姐之邀前去看她，我向她讲述了我严重失礼的笑话，邓大姐听后笑起来。

　　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与我在香港相识后成为终生的朋友。梦醒在1942年春天从香港来到重庆以后，时常带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我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还交了许多朋友，如我羡慕和尊敬的龚澎、张晓梅等。办事处大约每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那时，我已经和周恩来和邓大姐熟悉了。周恩来在舞会上教我跳秧歌舞的基本步法，还把从延安带来的大生产运动中竞赛的赠品转送给我。有一次邓颖超给我一些浅灰蓝色羊毛制品，我用来做了上衣和夹克，她还把她在延安穿着工人服的照片送给我。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时，正遇上周恩来在发脾气，这是我看到的仅有的一次。但当邓大姐告诉我他发脾气的原因时，我也被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激怒了。我想脾气再好的人，遇上这种事，也会发怒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国民党特务不仅用机关枪对着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住地的前门，而且工作人员都要持特别通行证才能出入，每次外出必须随身携带。几天前一位工作人员出去买吃的，没有带特别通行证，被国民党逮捕了。恩来停止手中的工作，奔走三天，才把这个工作人员营救出来。但是不久，还是这个工作人员，又因同一原因被捕了。这就是周发火的理由。谁能责备他呢？

　　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在重庆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广交朋友。他和邓颖超时常来看我的演出，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新华日报社举行秧歌舞表演时，我也被邀参加了。我对他们表演的秧歌舞剧《朱大嫂送鸡蛋》很感兴趣，为他们做了舞蹈编导。从1944年秋到1947年我一直领导育才学校的舞蹈组，后来我才知道育才学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时，我正在城里，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到达时，我有幸以进城民主人士身份去欢迎他们。很快，我就参加了华北大学三部（现在的人民大学），任舞蹈六队队长。在华北大学，第一件事就是创作并参加演出“人民胜利万岁”，我们全心全意地以音乐歌舞来赞颂中国共产党，赞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1954年，周恩来从印度和缅甸访问回来，让我们组成“中国文化代表团”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这两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演出，以后他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回来，又让我们团不要解散，再做一次印尼之行。那里的华侨说，在他们一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周恩来的访问和“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访问。代表团访问万隆时，参观了会议大厅，我们还轮流去坐了坐周总理在那次历史性会议中坐过的椅子。

　　在我们访问这三个国家之前，周总理向我们交代的任务是广交朋友，寻求友谊，要我们必须尊重东道国的人民，向东道国的人民学习。同时他说，各国的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标准，有的比较先进，有的可能差些，但我们同样要向他们学习。访问中，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虚心地向东道国人民学习。对此，缅甸的音乐家很感动。他们说缅甸民族的和传统的音乐正趋衰落，中国的音乐家能主动地向他们学习民族的乐器，这将促进他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在这几国访问，都受到真诚的欢迎和盛情款待，几国的领导人都招待了我们。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来自人民中国，而且体现了他们对我们杰出的总理的尊重和崇敬。在印尼的巴厘访问时，正遇上当地时局动荡，不很安全，周总理专门打电报，要我们作到“安全第一”。体现了总理对我们文化工作者的深切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

　　回国后，我们汇报了访问印度、缅甸的情况和学习、研究印尼舞蹈的成果。正是这次访问、学习导致后来在北京舞蹈学校内创建了东方舞蹈班，并由我兼任班长和指挥。这些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当时，我们还从印尼的巴厘聘请了舞蹈和音乐教师。若干年后这个研究班发展演变成现在的东方歌舞团。

　　北京舞蹈学校创建于1954年，那年苏联芭蕾舞团正在北京演出《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周总理看后问我：“我们学演《天鹅湖》要花多长时间？”我回答：“至少5年。”但实际上我们仅用了4年时间。

　　“大跃进”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财政紧缩，很多建设项目不得不下马。但中央芭蕾团的舞厅建设项目与人民大会堂和民族宫一样，得到特许，继续建下去。这种特许是周总理关怀的结果，我们非常感谢周总理。

　　当年上演的场面壮观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曾得到周总理的多方关怀和具体指导，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总导演”。当时周总理为了不让芭蕾舞团的学习和排练受干扰，没有让我们团参加《东方红》的演出。当芭蕾舞团需要一位乐队指挥时，他考虑把黎国荃调给我们。事实上，凡是我们需要的，而我们自己又解决不了的，周总理都帮助我们解决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都关心我的处境，当看到我被批斗的艰难情景时，都劝我说：“你为什么不给周总理写信？”我总是回答：要他操心的事够多了，我怎能再去打扰他。后来，我听说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打听我的处境，关心我的情况。当时我猜测，这不会仅是乔冠华同志关心我，必定与周总理有关，很可能是周总理在过问我的处境了，因为我肯定周总理一定会关怀那些似乎已失踪的所有的艺术家。

　　总理逝世时我正在广东从化温泉，同所有中国人一样，我象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地悲痛。实际上，我自己的父亲逝世，都没那样深地影响我。

　　后来宋庆龄送给我一张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像片。她告诉我，这是总理健在时和邓大姐在一起照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像和意大利摄影家在医院给总理拍的那张像成为我的珍宝，始终收藏着。

　　周恩来是一个卓越非凡的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凡是有幸见过他的人，都由衷地敬仰他，称颂他，怀念他。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