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这些批评和教导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我从40年代延安时期，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革”时期，有机会多次直接和恩来同志接触，得到他的教诲，有些事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一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杰出人物，参加和领导了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经验丰富，才识过人，功业卓著。抗日战争初期，恩来同志在全国民众中已有很高的威望。当时，许多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年轻知识分子就是在共产党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来到延安的。我于1940年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3个月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在那里工作的几年中，我经常接待由南方局介绍来延安的同志，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恩来同志在重庆，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动人事迹，内心充满了对恩来同志的崇敬和仰慕，只是一直未能见到他。直到1943年底，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我才第一次见到他。1944年春，我和几位在延安的北大同学，按照恩来同志的嘱托，巧妙地揭露了一个混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国民党骨干分子的真实身份，达到了既斗争又团结的目的。恩来同志在布置任务时，对我们要求明确又大胆放手的工作方法，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党的七大期间，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周恩来同志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他从世界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等，他的报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聆听了这次报告，顿觉眼界开阔，对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二

　　全国解放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被调到国家经济部门工作，和周总理的接触增多了，恩来同志处在总揽全局的关键岗位上，党务政务，内政外交，日理万机。但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他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他曾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经济建设。他对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对每一件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对同志和下属也能设身处地地着想，使人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分亲切、愉快。周总理思维敏捷，处理问题果断，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到了他那里，都能理出头绪，找出突破口，给干部指出方向，使问题顺利解决。特别是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精神，更为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工作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

　　1952年8月，周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谈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项目问题。当时我是东北工业部秘书长，作为随员随团前往苏联。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稿，在北京时总理就进行过多次修改。抵苏后，他又抓紧时间，把大家集中起来逐字逐句进行讨论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定稿付印前，总理又专门叮嘱一位同志负责进行最后核核，以免出错。当总理发现校对后的稿件仍有差错时，并未直接批评他。但这位同志知道后仍感到很惭愧。第二天，总理到代表团住地与大家共进午餐时，特意和这位同志碰了杯，笑着说罚酒一杯吧。总理对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既严肃又亲切的态度，是对我们每个在场的同志的一次深刻教育。

　　总理对待干部，特别是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很尊重的，工作中严格要求、充分信任，思想上关心爱护、循循善诱，很少有发脾气的时候。但对于一些同志工作中的缺点，尤其是对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总理绝不容忍，发现问题，总是及时给予严厉的批评和真诚的帮助。我记得1960年10月中央书记处在居仁堂开会，会议内容是研究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中心是1960年1800万吨钢的指标能否完成。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钢厂的能力、煤炭的供应，还是交通运输情况，完成这样高的指标都是困难的。但由于受1958年以来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左”倾冒进思想的严重影响，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也认识不够，或许是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心有余悸，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实行调整的方针在思想上还转不过弯子。因此都不愿首先提出调整指标的意见，而是强调客观，互相推诿。总理听了几个部门的发言，对这种不实事求是、不面对现实的作风很不满意。早在1956年，总理就提出反冒进，虽在以后受到错误的批评，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也做过检讨，但他对于以后几年中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一直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到了1960年末，中央已经下决心进行调整，部门的领导同志还不能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不应该的。在这次会上总理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从而对促进这些部门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现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起了重要作用。

　　三

　　1962年开始，我负责国家物资总局工作。1964年国务院决定成立物资管理部，我担任部长。在那一段时间内，周总理和少奇、小平同志一起，对改革物资工作精心指导，花费了大量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总理很关心物资部门的建设。他多次强调要搞好物资的节约、回收，搞好清仓查库。他说：人要整风，物要清仓，仓库每隔5年就应该清理一次。他认为建立供应站、服务队是一件好事，强调物资部门要搞服务。他告诫我们，物资部容易见物不见人，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加强思想工作，不然就会产生贪污受贿行为。

　　周总理还非常关心物资部干部的学习和进步，期望他们成为通晓本行的专家。有件事，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物资部在组建初期，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物资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中央决定由物资部对地方物资部门实行人、财、物三垂直领导，以便更好地发挥物资部门调节重要物资供求的蓄水池作用。由于进行调整，当时一些重要物资出现暂时多余，全国有50万吨优质钢材，200万吨生铁，需要国家收购、储备。任务要完成，而初建的物资部缺乏资金，于是，我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出给物资部无息贷款的请求。财政部的同志不同意，说，中外银行贷款，哪有不付利息的。周总理知道后很挂念这件事，他对我说，你怎么会提出无息贷款的要求？对这个问题，不应该事先未搞清楚就向少奇同志汇报。周总理考虑了物资部门刚刚组建的实际情况，决定给物资部门贷款，贷款利息由财政部门给予补贴，解决了物资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同时也给我以深刻教育。

　　四

　　周总理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从来是毫不留情地反对的。196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二十种表现进行了深刻剖析，给全党很大震动和教育。周总理历来反对文山会海，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一些部门召开的没有实际效果的会议，多次给予严厉批评。1970年，他在国务院反映各部门会议多的报告上指出：“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是很大浪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领导方法，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大长官僚主义作风，把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变成走过场。”同年总理还在一次会议上，对一些部长频繁出国，劳而无功，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部长上任没有几年，出国去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出国考察要注重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1973年，他在一个派代表团出国考察的报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选能够学习考察一些知识，把经验、先进技术带回来的人去，不要来去空空，专门讲排场，无所获而回。”周总理这些批评和教导，不仅在当时是对我们所有领导干部敲了一次警钟，而且在今天开放搞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形势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

　　我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可是后来会议主题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发展到集中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当时许多同志思想是没有准备的，也是想不通的。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国务院通知我上山汇报全国钢材平衡情况，上山后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国务院各部门到会人员的会议，周总理及时向我们讲了会议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打了招呼，使我们避免了在那样一个政治风浪中犯“错误”。“文革”初期，我在物资部受到了群众组织的审查和批判。周总理当时处境很困难，工作很繁忙，但仍不忘对我的关怀。他亲自对物资部军管会主住交代，“组织三结合专案小组赶快审查做出正确结论”。在总理的督促下仅过了两个月我的问题就顺利解决了，靠边站时间只有一年半。不然象我这样的情况，拖个三年五载在当时来说是常见的。

　　周总理对干部的爱护还表现在他部署任务时，总是设身处地地体谅经办同志的困难，给这些同志完成任务创造条件。“文革”开始后，在“四人帮”鼓动下，各地兴起了制做毛主席像章的高潮，消耗着我国十分紧缺的铝。当时毛主席对这种做法也是不赞成的，曾说“还我飞机”。1969年初物资部迫于专项拨出5000吨铝给各地造像章用。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很生气，批示要物资部设法收回这批铝。这在当时是很难处理的问题。我多次与物资部军管会的负责人商量，大家都觉得很难办。周总理非常体谅我们的处境。他在当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有意地用责问的口气问我：“让你们收回做像章的铝，为什么还不收？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像章越做越大，毛主席就不赞成。物资部批出的5000吨铝，要立即全部收回来。”周总理这么一说，实际上是直接对各地下了命令，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连夜发出了通知，不久基本上收回了这些铝，完成了这一任务。

　　“文革”中，周总理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仅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方面的骨干人才，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使他们早日站出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我在计委生产组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接触到几件事情。“文革”初期，在如何对待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同志的问题上群众组织存有争议。1970年周总理指示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请李四光同志出席并讲话。周总理亲自参加了会议，在大会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李四光同志对我国地质工作的功绩以及他在地质科学中的地位。这样就促成了两派意见的统一，大大改善了李四光同志的处境。又如，康世恩同志在石油部虽然已经“解放”，但有些人借口“群众不谅解”一直不让他工作。1969年初，渤海结冰危及钻井平台，急需组织抢救。在一次已经开到午夜的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总理点名要康世恩同志去处理，并嘱军代表要对群众做工作。当时就通知康世恩同志到会接受任务，立即前往，并要康把处理结果及时向他报告。这样康世恩同志也就很自然地出来工作了。

　　此外，还有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得到了总理的关怀。有些人从全国看名望不大，但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本人或者父辈对民主事业做出过贡献，总理知道后也都热情给予帮助。如20年代反对北洋军阀的知名人物、国民军首领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恩来同志相识，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政协委员。“文革”中胡希仲被扫地出门，靠捡破烂度日。他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误认为我是他留法时的同学，来信要我向总理反映他的情况。我把此事报告总理后，总理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应该得到照顾，把信给我，我来处理吧！”事隔不久，胡就调来北京，得到了妥善安置。他非常感激周总理，感激党。在“文革”中得到总理关怀的这类人物何止胡希仲一个！

　　周总理的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待革命工作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品格。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一生，是为祖国人民奉献的一生，他的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