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积极帮助和促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

　　中国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纲领、方针和政策，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引导各民族人民走向解放和繁荣。建国以来广西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党的这条道路引导的结果，其中也与周恩来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分不开。

　　坚持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积极帮助和促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为广西民族地区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条件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基本含义，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遵循宪法规定的总原则，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

　　壮族（建国初期称僮族）９０％以上人口聚居在广西，约占广西总人口的３４％，居住面积占广西总面积的６０％。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建立了广西省辖的桂西壮族自治区。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随着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及政策的深入宣传和贯彻实施，壮族人民强烈要求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以便和壮族在祖国大家庭的位置相称。这个愿望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７日，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召集出席党的八大的陈漫远、韦国清（壮族）、覃应机（壮族）、陈再励、卢绍武（壮族）、郝中士、李殷丹、王梦周等９名广西省委常委谈话，倡议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根据周恩来的倡议，９名常委于当年１０月２日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了《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意见》。同年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这一意见，并要求中共广西省委研究执行。

　　为壮族自治区的建立，周恩来做了一系列工作。１９５７年３月７日，约中央统战部李维汉等研究成立壮族自治区问题；３月２０日，邀请广西一部分人士讨论建立壮族自治区问题；３月２５日，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并作总结发言。在成立壮族自治区几个主要问题上，周恩来为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壮族是否应该建立省一级的自治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壮族在祖国大家庭的地位问题。有人认为，壮族“没有特点”，同汉族“差不多”，建立省一级壮族自治区不是很必要。周恩来指出，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①“壮族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是比较少些，但不能说比满族少，壮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这些都是它的特点。”“我国许多民族在解放前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它们的民族特征却以不同程度存在着，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应当正视、研究和照顾，否则就不能合起来，只要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应该承认壮人是一个民族。”②鉴于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居住地区也很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建立，西藏自治区正在筹备的情况下，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显然是必要的。二是成立壮族自治区分与合两个方案问题。在酝酿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曾经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在广西省的建制基础上，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称为合的方案；一个是把广西一分为二，东部保留广西省的建制，西部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称为分的方案。对此，周恩来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民族地区今后的发展等方面阐明了采取“合”的方案的必要性。他指出，我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过的国家，是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国内各民族宜合不宜分。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可以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促进各民族的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不论从全国来看，还是从一个省来看，都需要合。③“广西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小，壮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合则两利，分则两害。”④在１９５７年８月４日全国民委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又反复说明这一问题。“到底是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利，还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利？单一的壮族自治区是不可能有的……如果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⑤由于周恩来耐心的切合实际的分析，缩短了人们认识上的距离，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各方面人士在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逐步取得了共识。

　　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议案：撤销广西省建制，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１９５８年３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由于原称壮族的“僮”为多音字，可念“同”也可念“状”，而且含义不大清楚，容易引起误会。１９６５年，周恩来建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僮族”称“壮族”。同年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更改僮族及僮族自治地方名称问题给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正式将原“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广西僮族自治区”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他僮族自治地方名称也作了相应的改动。

　　由上可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壮族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应有地位的确认，是壮族有史以来真正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开始。

　　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出发，积极扶持和推动广西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认为这是各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之后，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条件。周恩来总理依据这一指导思想，积极扶持和推动广西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支持和帮助广西三大项目建设，奠定广西工业发展的基础。

　　建国初期，广西与其他民族地区一样，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小工厂外，其余的只能算是手工作坊。１９４９年，广西全省工农业总产值１１．４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１．６亿元，占１４％；在工业总产值中，手工业产值１．４５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９１％。⑥经过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期间的发展，全省工农业产值达到２５．９４亿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到３０.８％。贵县、横县、邕宁等甘蔗主要产地开始出现现代化糖厂，但工业骨干项目很少，影响了广西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

　　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工业是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关键。周恩来在１９５７年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１９５８年初南宁会议期间，广西省委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建设水电站、钢铁厂、化肥厂的要求，得到了支持。周总理嘱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主持这三大项目的规划工作。很快，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了这一规划，三大项目随即上马，这就是现在的西津水电站、柳州钢铁厂和柳州化肥厂。

　　三大项目是创建广西工业的开端，在建设过程中一直得到周总理的支持。１９５８年１月下旬，周总理批示解决西津水电站在施工中出现的材料供应紧张的问题。⑦１９６０年第一季度，西津需用钢材４０００吨，水泥１．５万吨。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按计划分配给广西全年的水泥和钢材远没有这样多。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经过反复斟酌，直接给周总理发了电报。总理在电报上批示：必须如数解决西津所需钢材水泥。电报转到了水电部，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１９６１年，为了渡过经济难关，根据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全国许多在建工程相继下马。当时自治区政府认为，西津水电站是广西工业命脉所系的项目，不能下马。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期间，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取得周总理的支持，向党中央、国务院呈交请求续建西津水电站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西津水电站工程才没有下马，⑧于１９６４年按期建成投产。西津水电站当时是广西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２３．４４万千瓦，年发电量１０．91亿千瓦小时。它的建成，推动了自治区工农业的发展，为广西大型电站的建设积累了经验，同时培养了一批电力工业技术人材，奠定了广西工业发展的基础。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柳州钢铁厂于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一号高炉正式开炉投产，１９７０年建成二号高炉，轧出第一批钢板，如今成为广西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柳州化肥厂也于１９６６年建成，１９６７年投产，现在成为广西最大的以生产氮肥为主的企业。

　　（二）关心和指导广西农业和其他经济建设。

　　周总理认为，汉族应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⑨周总理除支持和帮助广西三大项目建设外，还对广西其他经济发展予以殷切关怀。首先，广西水利资源极为丰富，但是降雨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很大，自古以来旱涝交错，灾害频繁，是障碍广西工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周总理非常关心广西的水利建设，早在桂西壮族自治州时期，周总理就来看过百色地区建的几个水库。⑩１９６０年３月５日，他在南宁召集有关人员专门研究广西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问题，随后乘船视察邕江。11在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自治区党委加强了对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领导。西津灌区、那板水库、百东河水库、澄碧河水库、青狮潭水库相继建立起来，周总理还亲自审查了青狮潭水电站的设计图纸。

　　１９６５年，三线建设的全面铺开，加快了广西经济的发展。周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同志关于广西备战情况和国防公路、航道建设方案的汇报，并就着广西地图进行了认真讨论。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同时还批准了韦国清的另一项请求：在广西农村征集一批青年农民，组建一个解放军工程兵团，用来修筑广西的国防公路；通过修路、军事训练和学文化，把这些入伍的农村青年培养成为将来的技术人才和农村干部，为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红水河的开发也在三线建设的时候开始了。红水河的开发，对于解决广西、广东以至中南地区的能源问题，开发桂、滇、黔等省区的有色金属矿藏以及建设华南电网，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从６０年代至今，在红水河已经建成或正在施工的水电站７个，除提供电力能源外，还在防洪、灌溉、航运等几方面产生了效益。

　　（三）建设广西最大的海港防城港，为广西对外开放和成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奠定基础。

　　防城港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设起来的。６０年代，为了援越抗美，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防城港。后来周总理又指示，不管越南停战与否，防城港都要扩建为对外的贸易港口。12 １９７３年春，越、美巴黎和平谈判签字，防城港的援越工作终止，对于防城港今后的去向和上千人马如何安排，周总理指示“防城港要继续扩建”。13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自治区政府把防城港的原班人马全部转向基建，保留防城港务局，成立防城港指挥部，一套人马两个招牌，建设万吨级码头，准备搞一个对外开放的大港口。１９７５年５月，国家计委批准自治区政府的立项申请，同意投资１．４亿多元在防城港扩建５个万吨级泊位。从此，防城港的建设纳入国家的规划建设项目。今天，防城港成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自治区制定“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三沿’（沿海、沿江、沿边）突破，打通西南出海通道，北联南开，中部拓展，辐射全区，加快广西经济发展”战略，党中央作出“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的决策，我们不能不敬佩和感谢周总理当年在建设防城港问题上的战略眼光和先导作用。

　　（四）重视拼音壮文的创制和推行使用，推动广西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

　　民族语言文字是形成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平等，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建国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民族文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总理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他要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尽速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以便推动和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14壮族文字的创制和改进工作从此开展起来。１９５４年５月，政务院批准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创造壮文工作被列为帮助全国少数民族创立文字工作的重点。经过对壮语方言材料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制定了《壮文方案》草案，并在壮族部分地区试行。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６３次全体会议，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并决定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这样，壮民族合法的拼音文字诞生了，壮族从此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壮文的推行使用，推动了壮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有利于壮族人民智力的开发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坚持民族平等，促进壮族地区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努力维护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是形势最复杂、两派群众组织对抗最严重、动乱时间最长、两派的代表在北京谈判时间最久和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区之一，是“文革”的重灾区。周总理在处理广西“文革”问题上，可谓弹精竭虑，《周恩来年谱》中关于周总理与广西“文革”的记载有３５处之多。一方面，他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思想，并执行一些“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已经认识到的问题上尽量纠正“左”的错误，努力减少“左”的破坏，维护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发挥着力挽狂澜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广西民族地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行干部政策，保护了一部分自治区党政负责人。

　　“文革”开始后，广西同全国一样，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干部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迫害，自治区主要党政负责人更是这样。周总理不愿意用过激的态度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待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党的领导干部。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力对一些在他看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干部加以保护。其中既有党和国家各部委、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有一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在广西，他先后保护过韦国清、贺希明、霍泛、伍晋南、覃应机、安平生等自治区党政负责人。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当韦国清（时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开始受到冲击时，周总理打电话指示韦国清，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15１７日，周总理又指示韦国清前往北京。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周总理得知广西一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把被康生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叛徒”的贺希明（时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霍泛（时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押回南宁批斗的消息，即电告限期将贺、霍安全送京。１１日，该群众组织将贺、霍二人送回北京。16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广西几个群众组织批斗、侮辱、折磨伍晋南（时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达两个多小时。同日，周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要广西这些群众组织对揪斗伍晋南的行为承认错误，否则通报全国。17覃应机（时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说，“文革”初期，他因重病住院，“造反派”要揪斗他，时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打电话报告周总理，请示怎么办，总理说：病了就让他休息治病嘛！这样，覃应机得以由广州军区安排在边防部队保护起来。18周总理在接见广西群众组织代表时，反复向他们宣讲党的政策，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要求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革命群众对一些干部的迫害。

　　（二）关注祖国南大门边境安全，保证援越抗美战备工作和怍战任务的完成。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周总理十分关注援越抗美前线的情况，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援越抗美战备工作的干扰。１９６７年３月，周总理指示，要对广西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当军管主任。９月２日，周总理亲自接见在广西上空击落美国来犯飞机的有功人员。19１１月７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广西军区和驻军“支左”干部代表时叮嘱他们：广西是援越抗美前线，战备工作一定要搞好。２０ １９６８年，广西两派武斗升级，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武器弹药，铁路运输中断，援越物资受阻，形势混乱。为稳定广西局势，恢复铁路运输，周总理做了大量工作。一是责成广西“革等”小组和军队“支左”干部解决广西铁路问题。要求他们做好群众工作，及时地把援越抗美的敌情告诉群众，把任务告诉群众，把政策交待清楚，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共同对敌。21二是多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批评他们的严重错误，促使他们达成协议，有效地保证铁路畅通。三是主持制定和亲自修改下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保障援越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补充命令，对各种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

　　（三）努力维护广西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

　　周总理对于“文化大革命”冲击工农业生产，各地出现的停产和混乱非常不安。他认为：“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22 １９６７年初，鉴于地方党政机关已经瘫痪，周总理指示：“当前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１９６７年３月，广西军区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组织自治区直属机关和军区机关８００多名干部分赴春耕生产第一线。２３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两年，广西武斗迭起，工农业生产连连受损，周总理多次向广西两派群众和支“左”部队指出武斗给生产建设带来的危害，制止破坏铁路交通、调动农民进城武斗的行为。１９６９年９月，周总理又亲自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要求各个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和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停止串连，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１９７１年，周总理抓住了林彪集团被粉碎之机，及时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纠正极左思潮，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使全国包括广西在一段时间内，工农业生产形势有明显好转。

　　（四）反对武斗，努力化解、和缓广西两派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西两大派对立不断加剧，在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发展到进行大规模武斗，破坏铁路交通，冲击军事机关并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严重地步。周总理自始至终反对“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劣行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至11月１９日，周总理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敦促他们消除对立，严厉批评他们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派性武斗，呼吁各派立即停止“内战”，封存并上交武器，保证铁路畅通。在周总理的劝导下，两派组织曾先后三次达成关于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实行联合的协议。为了尽快制止武斗，稳定广西的局面，周总理多次参加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会议，亲自向广西各派赴京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并写信给毛泽东等人，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２４还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的关于制止广西等地武斗、恢复社会秩序的文件，加写了“坚决停止铁路系统和地方的群众组织相互串连”，“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等内容。25在处理广西两派冲突过程中，对抢夺枪支武器弹药、攻夺建筑物、纵火烧民房等严重行为提出了具体解决措施。这些工作不知耗费了周总理多少时间和精力。

　　（五）为建立走向有序的广西“革委会”操劳。

　　“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为约束各地严重混乱状况而提倡的一种地方政权形式。它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倒退。但是，与运动初期的无政府状态相比，成立“革委会”毕竟是把“无序”纳入“有序”的一个重要过渡步骤。周总理参与了各地“革委会”的组建筹备工作。为了广西“革委会”尽快成立，周总理做了许多说服劝导工作。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１７日，周总理分别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重申在大联合中要正确对待干部，消除对干部的派性观点。说服双方要让韦国清、安平生、伍晋南进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26１９６８年５—８月，周总理多次接见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广西两派群众代表和军队“支左”干部，要求大家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是经过双方协商、上级批准的合法机构。在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的混乱局面就要继续下去，再继续就会犯罪。27经过反复的艰苦工作，１９６８年 ８月 ２６日，广西革命委员会在南宁成立。从此，广西的局势逐步走向稳定。

　　周总理在“文革”中对广西这一局部地区所做的部分工作，与他作为全国总管家的工作量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他虽然支持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个运动的错误决策，并讲了一些违心的话和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同时他又为遏制动乱、稳定局势、减少危害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和牺牲。对“文革”中广西问题的处理也是如此。正如陈云后来所说：“没有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２８这就是广大人民对“文革”中的周恩来不仅能够理解他而且崇敬和讴歌他的重要原因。

　　周总理对广西民族地区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和期望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崇高精神。一是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民主精神。他尊重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干部，态度谦虚，从不盛气凌人，善于根据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办事，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祖国大家庭一起共同繁荣和进步。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了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三是顾全大局的宽广胸怀。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能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和困难，在分歧的意见中求同存异；就是对于持错误意见者，也能耐心说理，循循善诱，不强加于人。四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对广西地方的请示报告多次亲自动手修改，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周恩来的精神在广西各族人民心中矗起了高大的丰碑。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区委党校）

　　注 释：

　　①、③、⑦、11《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２９页、第２９页、第１２１页、第２９１页。

　　②、④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广西民族区域自治文件资料汇编》第１２６页）。

　　⑤《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２５７页。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地理》第４５页。

　　⑧、⑩、12、18 覃应机：关于解放后在广西工作的回忆（《忠心耿耿为人民》第 １５２页、第 １４６页、第 １６４页、第 １６５页）。

　　13 江明：覃应机同志与防城港（《忠心耿耿为人民》第３８０页）。

　　⑨、14《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５８２页、第２１９页。

　　１５、17《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２２页、第６５页。

　　16《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７５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 ４７页（两书对送贺、霍回京的时间记载不一，前书为 １１月，后书８月 １１日，文章以后书为准）。

　　20、２１、２７焦红光：“文革”中周恩来处理广西问题忆（《广西党史》１９９６年第 ６期第 １４—１７页）。

　　19、24、25、26《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８６页、第２４８页、第 ２４３页、第 ２００页。

　　22《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７３页。

　　２３《当代广西年表》第１７２页。

　　28《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第２１８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