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关人才和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从新中国建设需要的全局出发，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极其关心和重视我国的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发表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见解，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他还亲自指导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建设，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的教育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是我国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周恩来教育思想、实践的内容极其丰富，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和教育地位、作用的论述和相关的实践及其形成的基础作一些探讨。

　　周恩来在人才和教育地位作用问题上的主要思想主张

　　（一）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开展有计划经济建设等十分艰巨的任务。作为主管国家建设全局的周恩来，深切感到要把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人民文化科学水平很低，专门人才奇缺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要有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尽管建国之初我国财力、物力都很薄弱，但周恩来认为，只要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就能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增强国力。因此，开展建设，起决定作用的是干部，是人才，所以他说：国家要建设，即使“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①

　　新中国建立后，他就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我们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②“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③，“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④，“现在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建设人才”⑤。因此，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⑥的科学论断。

　　（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分子，最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周恩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也就是人才）的作用，一方面是从国家建设需要的现实出发，深刻认识到在一个文化落后、专门人才奇缺的国家里，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一刻也离不开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⑦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⑧必须倍加珍惜。同时从根本上说，周恩来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热爱祖国，新中国成立后又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且率先垂范。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信任的中心问题是尊重他们。光是口头上尊重不行，还要让他们心情舒畅地运用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并且要注意改善他们的待遇，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工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主席⑨。两个月后，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⑩的著名论断。并且对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如何“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等问题作了最为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周恩来不仅关心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关心他们政治上、业务上的提高，而且特别强调要在普遍提高工农劳动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同时，培养大批新型人才，即新中国的知识分子。

　　（三）应当把培养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育事业放在“当先”、“中心”和“关键”的战略地位

　　在强调知识分子、专门人才作用的时候，周恩来也十分重视提高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需要提高，而首先需要提高的是工人和农民”11。

　　无论是从下一代中培养人才还是普遍提高工农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都只能依靠教育来实现，为此，周恩来总是不断强调要把办好教育、发展教育事业置于国家建设的“当先”、“中心”和“关键”的地位加以特别重视。他提出，在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时候，要把教育放在“当先”发展的地位12并提出“培养训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一个中心问题”１３，“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14。

　　（四）发展教育事业要有紧迫感，要有超前意识

　　面对恢复经济和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形势，周恩来特别强调发展教育要有紧迫感，要有超前意识，要为中国空前规模的经济建设预作人才准备。他在１９５０年秋和１９５３年秋两次提到：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１０年才提出干部决定一切，我们则应从新中国建立起就提出这个问题，不应该把发展教育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15。

　　（五）科学地认识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的辩证关系，强调经济与教育必须同步发展

　　周恩来在谈到经济和教育的关系时，总是辩证地分析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甚至相互决定的关系。固然，经济是基础，教育要靠经济为其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教育的发展要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但也应看到，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为发展经济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离开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发展经济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发展经济必须同时发展教育；在一定时期，甚至还要优先发展，预作经济大发展的人才准备。１９５２年，周恩来在政务院讨论文教工作时就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１６（参照此前在１４６次政务会议的讲话，这里所指的“文化建设”主要指教育——本文笔者注）。这就是说，在抓经济的同时，必须抓好教育，使之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同步前进，两者缺一不可。

　　通常认为，经济与教育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教育只能由经济来决定。其实，教育固然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但根本的作用是造就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要素——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也具有间接生产力的属性，不同于其它上层建筑，它是经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教育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甚至也起决定性作用。周恩来的上述譬喻相当深刻，不仅在理论上可以纠正经济与教育关系的机械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向我们明确指出：发展教育是发展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两者必须同等重视，同时抓好。

　　（六）把教育提到“救国”的高度，同当今的“科教兴国”战略决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周恩来高度重视教育的“救国”“兴国”作用。１９５２年 ７月 ２５日在１４６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劳动就业问题时，他联系到二三十年代以什么来救国的争论时特别指出：过去，到底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我们先来个政治救国，现在，却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在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就要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办好教育都放在能使国家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具有“救国”（即振兴中华）意义的突出地位。这一思想，同我们今天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尊重人才和重视教育的模范实践，为各级领导于部作出了表率

　　（一）不仅反复讲解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且躬身践履，以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

　　周恩来从国家建设的全局需要出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向各级干部宣传人才和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同时，他又身体力行，躬身践履，亲自督促有关部门切实从各个方面支持教育的发展和建设。

　　——发展教育首先要有必要的经济投入。解放初期，我国经济尚待恢复，国家财力仍很拮据，但迅速发展的教育事业又急要大量经费，教育部深感困难，不得不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亲自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分管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批准教育部追加经费的申请。１９５２年７月，我国即将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那时，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尽管如此，周恩来在主持１４６次政务会议时仍然提出：“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18，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从各方面挤出经费来支持教育。后来，他视察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向各省、市领导干部做报告时，再次强调发展教育是“现在的一个中心任务”19，是百年大计，要求各地的领导“在培训人才方面还要加一把力”２０，并殷切“希望东北三省管计划、管建设的同志安排一下，有些项目宁可少搞，不十分急的宁可推迟，也要把校舍搞上去，多办一些学校”21。作为主管建设的总理，在国家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在重工业基地的干部面前，却如此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可见教育事业在他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发展教育事业，也需要有人力的支持，需要向教育战线输送、配备领导骨干和教师。周恩来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１９５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周恩来在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时，要求各地领导切实重视为教育战线配备管理干部并抓好培养建设人才的工作。他严肃地提出：“把你们请来就是向你们要人。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22。并且指出，在调配干部时，要特别重视为教育部门配备和输送干部，他说：“不给大学校长，不给中学校长，那个地方没有人去领导，人才就训练不出来”23。根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和提名，不久就陆续从团中央和各地向大中学校调配了大批政治、文化素养较高的领导干部。 （二）亲自关心和指导教育的改革和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使旧教育能适应新中国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周恩来亲自指导了对旧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在１９５０年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和以后的多次谈话以及签署的教育文件中，都对教育改革问题作了多方面的阐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强调了一个至今对教育改革仍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即既要坚决、积极，勇于改革，又不能鲁莽从事，过于性急；切忌粗暴和强迫命令；改革前首先要讲清道理，做好教师的思想工作。他十分深刻地提出：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一方面，文化教育的改革既是经济、政治变革的先导，同时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因此，教育改革既要坚决，又要慎重，不能急于求成。24

　　——为了改革旧高等教育的结构，使之适应为新中国建设培养高级人才的需要，１９５１年秋起，全国陆续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在这一复杂而艰巨的调整开始之前，周恩来强调首先要做好教师特别是教授们的思想动员，于是他亲自给京、津大学的教授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院系调整中，他多次听取进展情况的汇报，及时提出：院系调整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条件循序渐进；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要齐头并进25。在调整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时，他又亲自过问。当实施上海交通大学迁西安的方案出现分歧时，他及时主持了有关方面的协商会议，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十分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内蒙古大学等一大批学校的创建工作，亲自批准为它们调配教师和设备。院系调整中，他又抓了北京西郊“八大学院”的建设，在他的亲自关怀、督促下，一批新型大学以最快的速度从无到有地在环境优美的首都文教区矗立起来。

　　——建国后，为了指导教育工作，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有章可循，周恩来又亲自抓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指示和法规的拟订、修改和审查，并以政府总理名义签署并发布了许多使教育工作逐步法制化、正规化的法令、法规，譬如《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以及关于整顿、改进和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成人业余教育的决定或指示等等，对规范当时的各类教育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领导制定了一系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措施，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教师。

　　——教育是我国知识分子人数最多、最集中的一个领域。周恩来历来把教师视为办好学校的关键，对他们十分尊重，十分关心和爱护。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改善包括广大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措施，还经常检查这些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

　　——他十分关心教师的健康状况。建国初期，当他知道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参加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过多影响健康时，他及时提出：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使大家都得神经衰弱，也影响钻研业务，必须立即减轻他们的负担，并亲自督促改进。26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级学校师生，既要参加频繁的政治运动，同时劳动又十分繁重，加上营养不良，师生健康水平急剧下降，病号大量增加，周恩来对此十分焦急。在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提议下，立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联合发出了《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通知发出后，周恩来又指示教育部、高教部领导分头带队到全国各地检查落实情况。

　　——周恩来尤其尊重和关心小学教师，特别强调：小学教师肩负着教育新后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尊重他们，指出“任何歧视、排斥小学教师的行为都是错误的”２７。５０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着重提高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强调“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应低于同等程度的其它部门的人员”，提出要实行“教龄津贴”，设立“特级教师制度”２８。他还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改善包括高级教师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营养状况的《关于高级脑力劳动者食用植物油供应的规定》。

　　——周恩来总是竭尽全力从政治上保护教育界知识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提出在中央草拟的文件里应增加一条重要政策规定，即“对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包括教授）和技术人员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29，力求从政治上保护卓有成就的教授和科学家。当康生等人提出要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划为右派时，周恩来坚决反对，他说：马寅初是我国第一个经济学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过去同我们合作反对国民党，坐过牢，这段历史不能篡改，不能把他定为右派30。１９６３年７月，他又肯定了马寅初那篇被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有可取之处”。３１

　　在“文革”中，当周恩来得知著名数学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华罗庚的手稿被盗后，当即给国务院直属口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尽快破案，提出要把华留在北京，不去干校，好好保护起来，防止坏人伤害，并嘱咐有关负责人一定要将执行这一指示的结果报告他32。１９７１年夏，当“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攻击建国后的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时候，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针锋相对地提出“文革”前“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33力求从政治上保护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关心教育、重视教育、尊重人才、保护知识分子的感人事迹难以尽述。他那崇高而亲切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不仅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有许多卓越的思想、理论建树，在实践上也为我们树立了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既提出思想主张，又躬身践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光辉榜样。

　　周恩来有关人才和教育的思想、实践形成的基础

　　（一）在政治上，周恩来始终坚持新中国成立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因此，总是从国家建设的全局需要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视人才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周恩来就担任国家总理，统管国家建设全局，其全部时间与精力，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整个后半生都在为国家的全面建设呕心沥血。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动摇其以建设为中心的决心。

　　坚持以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来促进国家的全面进步，而不是总去追求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就会看到知识和人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全面进步方面的重大作用；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而不是异己的力量；就会着眼于团结而不是斗争，并且尽一切努力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最大限度地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共同奋斗。坚持以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依靠作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体力与脑力劳动者），因此就必须高度重视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作用，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的战略作用。

　　（二）在思想上，周恩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力求把人口过多的负担转化为高素质人力资源丰富的有利因素，因而十分重视教育在促进这一转化中的关键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最显著的基本国情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人口过多而人民文化科学水平却很低。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教育、科学事业又很落后，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和知识分子的数量和政治、业务状况又与上述要求极不适应。此外，还有一个具有我国革命特点的情况，那就是建国后从农村进入城市、从部队转入建设的几百万工农干部，这些人政治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一般都较低，更缺乏现代管理知识，而他们大都是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这种状况，同新中国建立后亟待开展的大规模建设实在不相适应。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从５０年代起，大体每年要增加 １４００万人左右。

　　人口众多而人民文化科学素质低下；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人才而专门人才却又奇缺。这个由基本国情决定的矛盾只能依靠发展教育来解决。

　　６０年代初，周恩来亲自召集国家计委、劳动部、教育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和发展教育的关系。会上，他反复强调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改革和分流普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主张要尽一切努力，发展教育事业，把人口过多的负担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专门人才辈出的积极因素，把弱势变为强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优越性。

　　（三）在理论上，周恩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特别重视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同在视教育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周恩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十分重视人这一社会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劳动力却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周恩来一贯重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同那种以为人越多越好的主张有本质不同，认为真正能在发展生产力、建设新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量。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即各级各类人才，才能在国家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段３４，列宁也说：“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35。但是，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劳动者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却需要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劳动者必须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必须全面提高素质，而这个任务又只能靠发展教育来实现。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36，这个劳动能力，就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总和”３７。这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包括智力，都要依靠教育来培育，正说明教育的巨大作用。

　　由于周恩来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重视人的作用，重视文化科学技术的作用和重视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的作用四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

　　（四）在国际斗争中，周恩来不仅洞实国际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而且敏锐关注和深刻了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深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因此，他不仅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当作国内建设的重点，而且也充分重视它们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作用。

　　周恩来在领导国内建设和国际斗争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竞争，并深刻思考着如何才能有效地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日等战败国经济的复苏，从４０年代末起到５０年代中期，世界科学技术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高潮。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时刻关注着这一场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他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及时地吹响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角。１９５６年１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的新形势后，特别指出：原子能的利用、电子科学的发展“正在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已经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后面很远”３８，“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39。并且代表党中央对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知识分子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４０。

　　为了实现这一紧迫而庄严的任务，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反复强调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４１，提出了一系列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有力措施。其中尤其强调要尽一切努力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并指出“这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此后，周恩来亲自领导我国科技发展１２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并担任负责尖端科学研究和核武器设计、制造、试验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小组组长。在此前后，还亲自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批准向苏联等国派出３００多名留学生以培养核科学技术骨干。

　　正是由于重视科技和教育，我国才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尖端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掌握了制造原子弹、氢弹、中远程火箭及卫星技术，其它基础科学也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可是，“文化大革命”却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科学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停顿了１０年，而这１０年，正是世界范围的又一次科技革命高潮兴起的时候。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周恩来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力求通过整顿，恢复科技、教育领域的正常秩序，提出要立即把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恢复起来，要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以恢复中断多年的专门人才的培养。邓小平１９７４年复出后，重病中的周恩来尽全力支持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科技和教育工作，支持他把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尽快恢复起来。

　　周恩来如此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就是因为他深刻地洞察并掌握了国际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国际政治斗争、经济竞争，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竞争，而核心则是人才的竞争。

　　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把教育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正是周恩来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总结了国内建设的经验教训，洞察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后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他高度重视人才和教育事业的一个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注 释：

　　①、②、④、⑥、11、16、24、25《周恩来教育文选》第７１页、第31页、第３４页、第７１页、第２８页、第７１页、第１１页、第７８页。

　　③、⑤、12、13、14、15、17、18、19、20、21、22、23《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４６页、第 １６０页、第１１６页、第 ６２页、第 １４２页、第 ６２页、第 １６０页、第１１６页、第 １１６页、第４０７页、第４０７页、第４０７页、第 １６１页、第１６１页。

　　⑦、⑧、⑩、２７、32、38、39、40、4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６０页、第４１４页、第１６２页、第 ９０页、第４５５页、第 １８０—１８１页、第 １８１页、第１８０—１８１页、第 １６７—１７３页。

　　⑨《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５１９—５２０页。

　　26、28、33《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第４２４页、第４３５页、第４６８页。

　　29、30、31《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７２页、第１４２页、第５５６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１９７页。

　　35《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８４３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１分册。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１９０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