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瑞回忆周恩来：离开越久 思念越深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体验：一个深受自己爱戴的人，离开越久，思念越深。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留在我脑子里的形象，不仅没有混灭，反而更加鲜明了。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5年冬天。当时他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担负着军委副主席职务，经过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陕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前，陕北根据地内部发生了“左”倾错误，1935年9月下旬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开始了错误的肃反，我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捉起来，关在瓦窑堡的监狱里。据说已经做了准备，要进一步处治我们。就在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及时解救了我们。我出狱后，住在西北保卫局。过了两三天，忽然接到通知，说周副主席要找我谈话。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激动不已。

　　在一孔简陋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剃着光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又黑又长的胡子，乍一见，使人想起“美髯公”的称号。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让我谈情况。这时我注意到他面容消瘦，眼睛里布满血丝。显然，长征途中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加上到陕北后事务繁多，没有时间休整，实在是太疲劳了。谈话中，为了克服困倦，他不断用手在头上捏，振作精神听下去。最后他讲了话，态度和蔼而恳切，主要意思是：肃反搞错了，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你们是好同志，为创造陕北、陕甘苏区和建立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央到陕北后，肃反的错误已得到纠正，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接着又亲切地询问：“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我听了他一席话，心里热乎乎的。我感到党中央对我们是了解的，党对我们是信任的，一肚子委屈顿时冰释了。我激动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安排吧。”尽管我希望这次难得的交谈更长些，但怕更多地占了恩来同志的时间，最后，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告辞了。不久，我到陕北省委担任了秘书长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亲切、坦诚的谈话，那种不怕劳累、忘我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54年，我被任命为国家劳动部部长，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此接触就很多了。尽管平时有副总理分管劳动部的工作，但他对计划和劳动工资工作，始终亲自过问，抓得很紧。1956年全国统一的工资改革，就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当年4月，他在劳动部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上作了报告。1957年9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讲了劳动工资和劳动福利问题。他曾召集我们开过多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同他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之一。这里谈几件小事，虽然都很平常，但仍可见他感人风范的某些侧面，于细微处见精神。

　　一次，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审议通过工资改革方案。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开到半夜12点，只是在吃晚饭时休息了一会儿。有些年龄大的部长实在疲倦了，可还有些人要发表意见。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站起来说：“请60岁以上的部长同志退场，还有意见的可继续发言。”谢觉哉、叶季壮、蒋光鼐、梁希、傅作义等一批老部长退席了。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一直坚持到将方案审议完毕。同志们劝他说：“总理年龄大了，也要注意休息啊。”他笑着回答：“我身体好，一天睡四五个钟头就可以了。”

　　还有一次，我准备了一个文件稿，请周总理审批。他对文件的要求向来是严格的，经他审阅的文件，往往要写满他改动的手迹，连一个标点符号错了都不放过。这次由于我只注意了文件的内容和文字，对里边的数字没有仔细审核。有一个数字错了，他发现后，严肃地批评说：“你怎么不注重数字？数字错了，文件怎么拿出去？”从此，我对文件的要求也比前严格，审核也更加细致了。

　　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当时我们有一项“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奖”。周总理知道了，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超额完成任务，奖励是合理的。完成任务怎么能得奖呢？难道我当总理，你当部长，完成任务就该发奖？”他认为不应降低奖励的标准，不要把奖发得过多过滥，主张奖真正应该得奖的人，使奖励起到激励群众的作用。

　　那时周恩来同志常在西花厅办公室召开小型会议，有时会开得长，他就留我们在他家吃饭。有一回吃芝麻饼，饼烤得又酥又脆，我吃的时候，芝麻掉到桌上不少。他看见了，含笑说：“文瑞，你怎么掉下那么多芝麻？”提醒我应处处注意节约。

　　这几件事虽小，却常常让我回想起来，好象就发生在昨天。

　　三

　　我同周总理接触较多的另一个时期，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破坏性影响，到1959年下半年，我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粮食紧张，肉类更是极其匮乏，人们严重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为了克服困难，1960年9月底，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调整中包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精减职工。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单位盲目招收工人，职工人数比1957年膨胀了许多，不少是合同工和临时工。起初准备精减1000万，周总理问我：“精减1000万可不可以？”我说：“只要中央下决心，我看可以。”到1962年，中央提出再精减1000万，周总理又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这次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大量精减固定工（包括一部分技术工人）。为了减少企业技术骨干的流失，我提出“尽量不减三级以上的技术工人”，得到他的赞同。中央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杨尚昆同志任组长，主持这项大事，我是领导小组成员。精减领导小组直接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整整三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精减工作上。两次精减，连职工带家属，再加上部分其他城镇居民，共减少城镇人口2000多万，一年要节约货币工资几十亿元，节药商品粮几十亿斤，这对我国顺利渡过三年暂时困难，恢复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从工作角度看，精减是成功的。但应该说，这项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国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周总理是深深理解这一点的，他曾感慨地说：“2000多万人，等于东欧两个国家搬了家。但不这样做又怎么办！”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煞费苦心，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这可以从他亲笔修改的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看出来。在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草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予以安置，务使其各得其所。”在这段话前面，他亲笔加上了“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寥寥数字，就点明和强调了主要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提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如下一段话：“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务使他们能够逐步习惯于新的生活。对于中央、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专区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减下来的职工，在没有安置好前，在一定时期内，将发一定比例的工资，供应必需的口粮，以维持其生活。县和县以下的各单位裁减下来的职工，不实行这种办法，而采用发给生产补助费或退职金，并带一定数量粮票的办法，以便及时下乡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处理。”后来正式文件就是按周恩来同志的修改稿发的。在他的关怀和督促下，2000多万人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优良的工作作风，他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他那和蔼亲切的面容，仿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平易感人的形象，成为不泯的记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