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初创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方针

　　1949年6月15～19日，周恩来出席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兼任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在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前后，他对文化建设方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6月18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共同纲领草案起草工作。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小组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包括华侨、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宗教等问题）等六个小组，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6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用一周时间，亲自执笔写出了《共同纲领》草案全文。此后，草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其中筹备会第三小组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两次，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会议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两次，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周恩来将《共同纲领》草案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3～1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了《共同纲领》草案。9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文件。

　　200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首次收录了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提纲、草案初稿和修改稿，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在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共同纲领》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综合协商讨论中各方面提出的意见，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国家对国民公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改革、体育和卫生医药、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的具体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周恩来还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外国进步文化做出了深刻分析，并阐述了正确的态度和政策。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应采取适当的但是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同时“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对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进步的文化，应加以发扬”，同时要防止和克服“认为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的片面性认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排斥其封建的反动的方面，吸取其中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因素。对于外国文化，既不能笼统排斥，应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借镜，也不能盲目崇拜，应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一般的外国文化。这些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方针政策的阐述，为“使新中国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文化进步的国家”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在9月22日的会议上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和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并代表筹备会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其中就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指出：“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9月29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由此担负起贯彻《共同纲领》的施政方针、组织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重要责任。

　　促进新中国文化队伍的大团结

　　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分别来自于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和原国民党统治区，如何使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革命经历的文化工作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下团结起来，成为开创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问题。

　　周恩来丰富的斗争历程，使他对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工作者都比较了解和熟悉，为促进和实现新中国文化队伍的大团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中国创建过程中，他通过出席各种文化界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各方面文化人士的交往和通信等方式，要求广大文化工作者关注团结问题，增强全局观念，努力增进文化工作者相互间的了解和尊重，号召各方面文化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之下，实现“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而共同奋斗。

　　1949年5月13日，周恩来就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和新闻工作等问题，约请周扬、茅盾、萨空了、胡愈之等文化工作者座谈，强调“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不只解放区和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过去不问政治的文艺工作者要团结，甚至对反对过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要现在不反共，也要团结。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我们都要团结、争取……总的一句话，要团结，要安定”。

　　7月2～19日，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于7月6日出席大会并作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对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原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以及旧艺人的“团结问题”，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7月12日，周恩来约请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等部分新闻界友人聚餐，次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在北平举行，13日出席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14日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都特别强调和阐述了团结问题。这些讲话对促进文学艺术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新闻界、教育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大团结，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周恩来所强调的团结，当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在毛泽东文化思想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之下的团结，只有在这样基础上的团结才能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组织力量。他指出：“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的群众，才能增加自己的勇气。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作有大勇。”周恩来正是这种善于团结最大多数人的“大勇”之人。

　　组建新中国文化事业领导机构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期间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后，周恩来用很大精力组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及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等科教文卫领导机构，以有效地组织开展新中国各项文化建设事业。

　　开国大典之后，周恩来即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一道研究、酝酿和草拟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人选名单。10月13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初拟的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辖各单位负责人名单。随后，中共中央于10月15日召集有55名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协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经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后提出的名单，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10月16日、17日就名单所提人选进行研究，并提出修正意见。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

　　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并作《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党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他还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个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这样，一方面可以不约束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又可以约束自由主义。扩大会议结束后，政务院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政务院代理秘书长和政务院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正副秘书长人选，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同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亦举行成立会。郭沫若在宣布文化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时说，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后，将担负新中国文化教育建设的重任，望全体委员一致努力，来迎接新中国文化建设高潮。胡乔木就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做了说明，该草案在征集各委员意见并修正后报送政务院核准。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和新闻、出版两总署负责人分别在会上报告了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情况。会议决定，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各部、院、署应即迅速筹备成立。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开始正式办公。11月2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党组正副书记和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分党组书记名单。会议决定，周恩来任政务院党组书记兼外交部党组书记；陆定一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书记，周扬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任教育部党组书记，贺诚任卫生部党组书记，陈伯达任科学院党组书记，胡乔木兼新闻总署党组书记，胡绳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

　　1950年2月5～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1950年文教工作计划》草案，胡乔木在会上报告了文教委员会1950年度事业费总概算草案。3月17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文教委员会工作计划的要点。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各部、院、署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工作计划的制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化工作领导中枢和整体部署，为新中国各项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推动新中国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各项建设百废待举。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十分关注文化教育工作，具体指导涉及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为新中国各项文化事业的开创付出了艰辛努力。

　　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在1949年7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要用很大的热情改造旧文艺、团结旧艺人，增强全局观念，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项文艺工作。他特别关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曾多次致信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袁牧之，具体部署电影摄制工作。1950年12月15日，他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沈雁冰所作《文化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时指出：电影是与群众最容易接近的一个有力的教育工具，要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能够在巩固现有成绩的基础上稳步地得到发展。1951年3月24日，他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强调要加强电影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和电影编剧力量。1952年4月4日，他在政务院第一百三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九五二年电影工作计划的说明》时又强调指出：电影对宣传政策、教育人民的作用很大，电影是文化部门首要的工作，今后应给予很大的注意。他对戏剧改革工作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

　　在教育事业方面，他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作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主要任务，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实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加强普及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50年6月1日，他签发了《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工厂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为主，以识字教育为重点，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职工业余教育，以提高广大职工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6月8日，他出席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并发表讲话，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要求团结所有赞成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工作者，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展教育改革。12月14日，他签发了《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强调：“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1951年10月1日，公布实施《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形成了适应建设需要和今后发展的学制体系。1952年3月31日，签署《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要求积极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使正规的、速成的、业余的各种技术学校或训练班得到适当的配合发展。

　　在新闻出版方面，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是服从于国家的一般政策，并推动及巩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及建设事业的。国家的新闻出版机关，应根据中国人民的立场，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及人民政府各个时期的政策，进行工作。”1950年10月28日，他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强调“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出版总署是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机关，要“按时提出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方针，以利于各公私营书刊出版、发行、印刷机构在统一的方针下分工合作”，“出版总署应当推动和组织报纸、杂志、广播中关于出版物的介绍批评的工作，对于优良的、切合需要的出版物应予奖励，对于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出版物应使之渐次淘汰”。

　　另外，在科技事业等方面，周恩来也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努力发展科学技术等事业，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方针，积极布置和推动各项相关工作的开展。

　　提出和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周恩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的革命及建设事业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的干部，同时注意团结并教育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及技术专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提出：“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同时也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不足：“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因而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和军队中去，熟悉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应当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为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优秀的文化成果。

　　他热情关心知识分子，放手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夕，当他听说浙江大学学生拒绝原校长竺可桢返校一事，立即致电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军区政委谭震林和浙江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指出：“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1949年10月，竺可桢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周恩来也非常关心普通知识分子的失业和失学问题，1950年7月25日亲自签发《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帮助失业教师和失学学生解决就业和学习的问题，使这种暂时的困难得到适当解决。1951年1月11日，又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经过训练和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向文学艺术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做报告，以平易近人的态度，从自我剖析入手，阐述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以动员和教育广大知识分子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为人民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形势和新文化的建设需要。同时，他也多次指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周恩来的报告诚恳热情，真切感人，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1951年8月22日，他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做报告，一方面强调：“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另一方面又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就此，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叙伦之邀，周恩来于9月29日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结合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和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阐释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等问题。此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产生了重要而多方面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外部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内部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任务，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国家用于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支出非常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领导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相关机构，团结和带领广大文化工作者筚路蓝缕、艰辛开拓，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摘自《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原文约8000字）